送你一条红地毯 作者:毕淑敏-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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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的日子。谁教给过甘平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的艺术？埋怨牢骚谁都会发，但日子总得过下去。节流既不可能，开源就成了唯一的希望。每月十五日，他们会接到用计算机打印好的袋子装着的工资，数额相符，一分不少，但也一分不多。这是一股永不枯涸的泉水，流量稳定，涨落有时，甚至人死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像惯性似的。可面对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太涓细了，无法灌溉这样一片干旱的土地。甘平和伟白没有别的挣钱门路，他们不会养蜗牛，不会养蝎子，祖上也没有传下什么貌不惊人实则价值连城的宝物，也没有什么从小远涉重洋如今回来寻根的华裔亲戚，他们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铁饭碗内容物的增添上了。
然而，长工资的名单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好像是份绝密文件，而且迟迟不见公布。世界上的好事总是多磨，但焦急的人们开始惴惴然起来，每日到处打听。现代人自有现代人的烦恼。中国猿人也有他们的幸福，只要火种不灭，人类不是就延续下来了吗？
甘平安静得像一粒白色药片。她自信自己的勤勉与才干，肯定会在那份绝密的名单之上。
张文夫妇还住在她家。在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甘平实在不想再留他们了。爸爸妈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去赴张文的便宴。一顿海参全席，她吃得索然无味。她讨厌这种一遇强敌便连脏腑都吐出来的软体动物。但伟白却殷勤地挽留他们又住下了，还说他们 “姥姥”也是这个意思。
住就住吧，好在他们早出晚归地跑买卖，彼此应酬的时间并不多。
不知怎么，伟白对做买卖也来了兴趣，得空便围着张文问个没完。也许是想松弛一下为长工资绷得快断了的神经。
张文并不想说。哪个买卖人能把做生意的诀窍和盘托出呢？出于某种动机，他讲了些认为应该让伟白夫妇知道的事——
没做买卖之前，我是个养路工。只有这种又苦又累的活才能轮到我们这种人头上。在山的最高处，有几间破房子，那就是道班——我们养路工的家。吃的用的全靠不定期的交通车从山下运上来。生活很苦，有时几个月不见油星儿，再具体的怎么苦法，我都忘记了。我记得的，就是我在公路上走。天是黄的，到处是风沙；地是黄的，到处是沙石。在这天和地的夹缝里，我牵着骆驼往前走，用骆驼拉着一种像轮子似的东西把路耙平。
一天百十里，一年下来，比红军长征走的路还远了。我裹着件没有面的老羊皮袄，腰里捆着根旧电线，又结实又暖和，天天跟骆驼说着话，在路上走啊走啊……只要天上不下刀子，我们就得出去走。如果不是我后来得了一次很重的病，也许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了。
也不是太大不了的病，就是发烧，大概有四十多度吧，山顶上海拔高，不赶紧送下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可我们的交通车谁知什么时候上来。大家商量着拦个便车，把我捎下去看病。第一辆是大轿车，先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听到说不知道，就说挤不下了。下一回来的是辆面包，明摆着车里有地方，可还是不让搭，说要到前头捎时鲜的山货。一连几辆车，都是这样屈服后头卷着尘土，跑了。弟兄们这个骂娘啊！我躺在那儿，烧得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糊涂的时候，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明白的时候，我咬牙切齿地想：我明天就上班养路去！甭管出多大力，流多少汗，我也得把路整得跟地瓜地的垄沟一样。
后来、来了辆军车，听我们说完，二话没讲，司机助手腾出驾驶位子，自己去蹲大厢板。西北的冬天，大厢里能把人活活冻死。养路工都是粗人，不会说感谢的话，只知道一件又一件地往大厢里垫老羊皮袄，给解放军絮了个窝，把我抬进了驾驶室。从那以后，我对当兵的特别好，我那个店，一到星期天，你瞧好吧，头上脚下全是一片国防绿。有人说，当兵的光棍多，冲着大红来饱眼福。我看倒是冲着我来的。我从不欺瞒他们，不像有些个体户，专抓当兵的大头。不然，再漂亮的女人，看上一回两回也就得了，谁还老来。
这说的是后话了。那会我在家治病，还没好利索，继父又逼我上山。我们是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已经不小了，偏不听他的。他瞪眼，我的眼瞪得比他还大，他也管不了我。
我在街上乱逛。满街的招牌，这公司那中心，花花绿绿像雨后的毒蘑菇。怎么人们都一窝蜂地做开了买卖？我开始研究这事。其实就是为了赚钱，经商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西北和内地有地区差价，做生意的利润更高。我年轻，不怕吃苦，自认为脑瓜子也还活泛，为什么眼看着别人发时，自己就不试一试呢？养路工我是再不想干了，苦累姑且不论，在人们眼里毫无地位。我从小看继父的冷眼，长大了又遭世人的轻视，我难道就这样一直混到死吗？有人会说，你可以当兵立功，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都是骗人的鬼话！我能当兵吗？有着那么一个不光彩的继父。上大学，更是没门，别说我考不上，就是考上了，家里也出不起学费。天下好像大得很，其实留给我们这种人的，只是一条极窄的缝……
我决定从这个缝钻进去，大不了失败了重回山上当养路工！那个行当永远缺编，什么时候去都受欢迎。
做买卖赚钱的决心，我是下了，只是一没本钱，二没铺面，我打算先打进一家店铺做伙计，然后再篡夺它的领导权。我开始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国营的、集体的、私人的，都转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肯雇我。山里风大，吹得我像个放羊的，没人相信我能做买卖。我一赌气借了一提包书，又回到山上去做了养路工。
都是什么书？什么书都有，服装的、裁剪的、烹任的、化妆的、百货的、化工的……一边牵着骆驼一边看。几个月后，当我重新下山的时候，我已经“鸟枪换炮”了。
我走进大红她妈开的这个店，说要见店里主事的。大红说她就是。我已经知道了待业知青开业，可以免税三年，她就是再能干，也得有幕后操纵之人。所以我说要见主事的，而不是立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正说着大红她妈走过来了。怎么形容我这位丈母娘呢？说好说坏都不合适，随你们想去吧，无非是那种家庭妇女式的女掌柜。听我说明来意，她一指门外： “你要能把这批货给我卖出去，我就雇你。”
我一看，一块破烂不堪的纸上写着：快来看快来买！跳楼货！不惜血本甩卖……底下的货名和价钱可就看不清了，贴出来的时间不短了。什么东西，值得老板娘和她的漂亮女儿跳楼？我顿时来了兴趣。等打开库一看，我也傻了眼，从贴出广告到我进来，或者说从买进那天到我进来，她们连一分钱的货也没卖出去，看来，这母女俩真得跳楼了……
“你别拿人开心好不好？广告上的话哪有当真的！”大红假嗔着打断了张文的述说， “也不看看几点了？姨夫和姨妈明天是要准时上班的。”
“我倒忘了。你们吃公粮的人，不像我们，时间是自己说了算的。”张文有些歉意地说。
甘平和伟白回到自己屋里。
“看来，张文也不容易。”伟白若有所思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谁容易呢？甘平没说话。
“我跟你说个事，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伟白严肃地掉转了话头。。
甘平为之一惊，随之又有几分气恼，搞政工的人似乎有职业病，凡事不弄玄虚就显不出其重要性。能跟张文海阔天空聊半夜之后才谈的话题，谅也不是什么十万火急。
伟白见她不吭声，以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接着说下去：“这次的调资名单已经内定了，马上就要公布。名单里没有你。”
甘平呼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不可能！”
“我还会骗你不成？消息绝对可靠！”
“为什么？不是说人人有份吗？”甘平已经记不得“按劳分配”之类的话，只觉得受到莫大的歧视。
“话是那样说罢了，你怎么能事事当真。因为你是大学生，比同工龄的工人已经高了一级，所以这次没有你。这话也不算错，总之不是因为你个人有什么表现上的问题，你也得想开点。”
想开点，这是能想开的事情吗？她着急地问：“这消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早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路
“现在告诉你，你还急成这样，要早告诉你，你除了多着几天急外，有什么好处。”伟白一副关心体谅的样子。
“照你说的，我该怎么办呢？”甘平确实没了主意。
“既来之，则安之。等到下次调级，你已和大家拉平。到那时，不用你争，不用你抢，自然会分你一杯羹的。”
甘平气得几乎落泪：“这是不公正的！我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勤勤恳恳。
伟白用枕巾给她擦擦眼睛，劝慰地说：“你呀，太急脾气。世界上的许多事，偏是急不得恼不得，哪有那么多公正可讲。眼前就是例子，张文他们可以成千上万地拿着钱不当回事，我们却要为六块钱一级的工资在这里大伤脑筋，咱们是比他们笨，还是比他们懒，这公正吗？不公正！但你没办法。做为一个小小老百姓，你根本不可能和组织上抗衡。只能是忍受下去，顺其自然。而且，你没长上级，领导上便要格外关注你的表现，会不会闹情绪？说风凉话？甚至甩耙子不干了？这种时候，你尤其得谦虚谨慎，比干日更加勤勉………”
伟白还在喋喋不休，甘平知道他是好意，但她听不进去。她要找个地方讲理去！她要为自己报不平！她不稀罕万元户大把的票子，但她珍惜自己六块钱一级的工资。钱和钱是不一样的！
夏末秋初的夜晚，像一盆逐渐凉下去的温水，令人于温罪之中觉得不舒服，不痛快。甘平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披起衣服走出卧室。
小小客厅里，红红的烟头闪动着，飘下点点火星。
“你也没睡？”甘平有点丧气地问，她原想自己安静地呆一会。
“买卖人，伤心劳神。”张文轻轻弹了弹烟灰，不经意地反过来问甘平，“你和姨夫好像吵架了？”
甘平一惊。这房子的墙实在是太薄。
孤立无援的窘境，使甘平淡忘了老一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她乐意有个人能倾听自己的心里话。张文其实是有意等在这的，他极想知道他以为是极乐世界中的烦恼。于是，官宦之女与乡下穷寡妇的儿子，在融融的月光下，面对面坐下了。
初时，张文一直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快感当中。六块钱，让这位小姐难成这般模样。他几乎抑制不住地想大笑一阵。听到最后，他有些代为打抱不平了：这不是长工资，是用六块钱拿人开心。他那颗不安分的抗争之心，使他顺嘴滑出一句话来：“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完！”
这句和伟白的劝说完全风格不同的话，颇使甘平受了感动。她的鼻子又是一酸。
“我也想找个人讲理去，可是找谁呢？”
“谁官大跟谁干！”连张文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快地从牙缝里又挤出这样一句。是说自己呢？还是挑动这个大官的千金反叛呢？
甘平却当作一个很认真的主意听进去了。她知道厂子是“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厂长个人是有很大权力的。“可是，我怎么说呢？为了六块钱……”甘平还是迟疑着。
到了这种时候，还要如此遮掩虚荣！张文又生出鄙夷之心。这世上成千上万自以为清高的人们耻谈钱字，可离了钱他们又寸步难行。他真想抛手不管，由着甘家小姐清高去，但他在最初听到“姨妈”、“姨夫”为六块钱发生不快时就悟到了一个天赐良机，这下轮到他来救救甘家后人了。在甘平没到这小客厅之前，他曾面向西北，从内心唤了一声：“妈妈，从此我们将平起平坐地面对甘家了。”
“甘平，你如果需要给厂长表示点意思的话，我张文可以……”
已经彻底失去“姨妈”头衔的甘平正想着明天见了厂长该如何措词，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使她差一丁点儿像她妈妈一样地跳了起来。
十一
登往厂长办公室的台阶，像一排排光洁的牙齿，噬咬着甘平的双腿。她的膝盖像嚼得恰到好处的泡泡糖，又粘又软。
她还是来了。她不能容忍张文那几句话中恶毒的果肉，却接受了那个坚硬的内核：找个最大的官干干！可是，真到了刀兵相见的时候，她像做了贼似的心虚。阳光使夜晚那些振振有词的理由，褪色得只剩下一个“钱”字。为了钱去自己游说，真叫人为难呢。可自己不说，谁为你主持公道？连伟白都不理解。别的人将怎样看她？厂长会不会容她将话说完呢？如果厂长将她轰出来，那……她不敢想下去了。
台阶，终于走完了。她先推开厂长秘书的门。
一见甘平，秘书迎上来：“吃了您的药，我的病好……”
“今天不谈病吧。我要找厂长。”甘平鼓足勇气说出来意。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微微有点抖。但一经说出，就像打响了第一枪，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反倒沉着起来。
“厂长病了？我怎么不知道？”秘书大惊失色。
“不是厂长病了。而是我要找厂长。”
“噢，是这样的。厂长吗，工作很忙，今天上午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这是时间表，你呢，可以看一看……”秘书立刻习惯地打起了官腔。突然，他的眉心搐动了一下，他那没痊愈的病根不客气地提醒了他。他热情起来，又不显突兀地问道：“不过，事情很重要吗？”
“对我来讲，它十分重要。”甘平有分寸地强调着。
“那好吧！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斗胆犯一回欺君之罪。厂长约了个客商来洽谈业务，人已经到了。我想办法拖住他，给你争取十五分钟的时间。记住！”
甘平已经径直走进了厂长室。紧迫感真是个好东西，它彻底根除了甘平的犹疑和怯儒，使她义无返顾地开始了这轮艰难的对话。
女厂长穿着一套土豆皮色有很多兜的工作服，背对着门凭窗站着，正在眺望她的厂区。她很瘦，衣服横竖都聚着不少褶痕，加上式样像外国的军服，一眼看去，她有些像个空投下来的女特务或是巴勒斯坦的难民。听到门响，她回过头来。那种从她背影所得到的落魄甚至委琐的感觉，顿然间消失了。在鹰翅一样的黑眉毛下，是两道很亮很锐利的目光，含威不露，带着一般女性所没有的肃杀之气。她的脸上浮着一种适度的浅淡笑意。见来人是甘平，那种为客商预备的纯礼节性的表情隐去了。
这瞬息之间的变化，激怒了甘平。她大踏步地走过去，腾地拉开她对面的弹簧软椅，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
“你好像是位大夫？身上药味很重。”厂长有些懒散地说。一边审慎地打量着甘平，一边用余光注意着门口，似乎预备客商一进来就把甘平打发走。
时间是宝贵的。必须单刀直入，一语中的。甘平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找您，是为了谈我的工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