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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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可将其纳入审美和文物保护的范围，但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数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1）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好歹”是指歹，不是指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不是指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在更早以前，人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行为恨恼不已，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严正可敬。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从一省文”的修辞结果，如《系辞》中“润之以风雨”，其中省了该与“风”搭配的“散”字；《玉藻》中“不得造车马”，其中省了该与“马”搭配的“畜”字。此种法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以“约定俗成”通融，或以“从一省文”辩护，还是站在同一立场，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这都让我有些不满足。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事总是相因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从这一点看，《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正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患”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褒贬”，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语言的表达，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很明显，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削足适履地让生活迁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正确阐释和运用“惧人褒贬”的对义，更益人神智，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
复词可以对义，单词也可以对义。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度。他指出汉字中一字多义而同时合用的特征，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等等，誉之为“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宠爱复加。在这里，钱先生终于不像一个护法的律师了，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2）
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举“奥伏赫变”一词为例，分训“灭绝”与“保存”两义。后来歌德、席勒等人用这个词，或是用来强调事物的变易和转换，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用得妥帖，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妄自尊大，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叹中德遥隔，“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如《墨子·经》中就说过：“已：成，亡。”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同寓于“已”。若指做衣，“已”便是成；若指治病，“已”便是亡。其实无论成亡，都是一件事情过程的终结，本可齐观。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目标达成之地，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红楼梦》中有“好了歌”，宣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盛与衰邻，成以亡随，这几乎是对“已”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
如果再加诘究，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多是动词，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归纳。过程就是过程，故合以一词；目的殊别，故分以对义。以一词纳对义，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深义在焉。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干”字，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若用于“干事业”，义为成就；若用于“干掉那人”，义为消灭，凡此等等。洞明之人都明白，干掉了某人，可能“成就”了某人的名节；干成了一番事业，可能便“消灭”了对这项事业的倾慕、迷恋以及追求快感。“成就”与“消灭”互为表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呈示出否极泰来的前景。也许，对目的的不可过分拘泥，自然带来了对过程定性上的模糊——一些对义性的抽象动词，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人生体验而得以生成并且日渐为人们所习惯？莫不是隐含着人类对具体功利的某种超越态度？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复词也好，单词也好，无论笔者的理解是否杂有附会，它们的对义现象散发出来的某种辩证法意味，不能不引人留连驻足。眼下，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文化遗存，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之下，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彼，越来越精确和清晰，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看似浪子的天才，看似胡搅的创造。可以想见，如果文字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这类似乎不合逻辑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在那种情况里，文字的矿石已经变成一批批车间产出的标准化货品，规规矩矩，乖头乖脑，足敷实用，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光。
当然也没什么。只是可借钱钟书先生一言：“为承学之士惜之。”
最初发表于1992年《湖南师院学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第一部分夜行者梦语（1）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人本论”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
二十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同样荒唐可笑。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结果，没有至尊的特权。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塌糊涂——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到解构主义的时候，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文本，人无处可寻，人之本原已成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满着伪装，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破译到最后，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也没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万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
惟一不行的，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在这一方面，后现代逆子常常表现出一些怒气冲冲的争辩癖。
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的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不再为国家而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不再为古人和子孙而活着，不再为任何意义任何法则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目不暇接，脑无暇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什么，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罗兰·巴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这一天，叫作“后现代”。
“后现代”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细菌吃起了石油，猪肾植入了人体，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猪人或女橡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到那时候，你还能把我当人？
欧洲是一片人文昌荣、物产丰饶的大陆。它的盛世不仅归因于科学与工业革命，还得助于民主传统，也离不开几个世纪之内广阔殖民地的输血——源源不断的黄金、钻石、石油、黑奴。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少年成长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这些心性敏感的学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种种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了回声，但是这宣示已经大多被人们用政治/农业文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地给予译解。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他们的中国同志们不言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到了中国，通常用来表示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子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OK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户。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诧异。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粹，萨特参加共产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特傻冒。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