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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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和相互作用，没有完整的系统或体系，因而可以进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但是，就知识
结构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来说，却不容这样割裂。正是由于上述机械观点长期成为批判
继承文化传统的准则，于是对古代某—思想家进行评价时，往往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评论者从
中各取所需，作片面的摘引，以证己说。这种摘句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截然不同的
评价。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异混淆。我们很少去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
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
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
列所。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
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但是，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
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正如淘金，
就像刘禹锡诗中说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批判得愈深，才愈能区别精华
与糟粕，才愈能使传统中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我以为对于“五四”的反传统
精神也应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听到否定传统文化就马上紧张起来，以为又在闹义和团，
或重演红卫兵故伎。这种紧张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保守的心态。
须知，对旧传统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
定。至今我仍觉得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是对的：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
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举行的反叛。“五四”所面
临的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它并没有陈旧衰颓，相反，倒是盘
根错节，豺踞枭视，始终顽强地挺立着。因此，“五四”对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气，
而不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是在对付一个远比长期盘踞的超稳定性力量要脆弱得多的封建主
义。责备“五四”反传统用力过猛的人，不加区别地以彼例此，对两者绳之一律，恰恰忽视
了这一事实。遗憾的是他们反倒往往指责“五四”硬套西方而不顾及本身的特定情况。这真
是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而去嘲笑别人眼中所不存在的刺。
三
最近我读到一位得到海外文化学者赏识的青年朋友写的文章。她认为文化传统 （儒家思
想）积淀在我们思想深处是难以摆脱的。为了证明这没有什么不好，她举出了甚至海外唐人
街所存在的那些陈规陋俗也一直在起着文化上的认同作用，形成了民族的凝聚力，使中国人
虽身居异邦而历久不被同化。这种议论令我惊讶。为了这种陕隘的民族意识竟乞灵于陈规陋
俗，岂不过于贬损这个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能依靠落后意识，而应当是进步的，和人
类意识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的，不是排斥其他民族而是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依靠陈规陋俗
来维持民族的凝聚力，这将是怎样一种民族意识？“五四”时期，鲁迅直斥那些为封建主义
撑腰的国粹派歌颂旧习惯旧制度并不是什么爱国，而只是“兽爱”。这话虽然激愤，却是真
理。
我不能同意认为积淀在思想深处的文化传统是无法突破的这种悲观论点。自然，传统是
像习惯力一样甚或更加顽强，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它毕竟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现在
很盛行一种理论，例如，在为海外学者著作写的一篇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说法：“任何人都是
处于他长期生活的传统中，因而他反传统实际上也不可离开自己的传统，”这说法似乎有些
离奇，但却流行于某些海外学者中。比如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断言：“五四”的全
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本身就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模式（或称为分析范畴），换言之，也就
是由一元论或唯智论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观借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用简明的表
述，这就是说“五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被更深层的传统意识所支配所渗透的。我觉得
这里所说的前提是有待论证的。过去，我们把“阶级”当做涵盖一切、代替一切、超批判超
逻辑的主体，认为它无处不在，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无法逃脱它打下的烙印。现在，我觉得一
些文章谈到“传统”时似乎也有这种趋向。我不赞成超批判超逻辑的“阶级论”，也不能赞
成超批判超逻辑的“传统论”。为什么中国的思想模式是文化的整体观——形成“借思想文
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造成了“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这需要论证和证据。
不过，我认为用思想模式去探讨文化传统，本身不能说是错误的。据我有限的见闻，我
知道海外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和卡尔·菲烈德等都提出了思想模式问题。过去，汤因比曾以
哲学思想来确定文化传统，把人类文化传统划分为 21 种类型。近来国内外，学者在谈中国
文化传统时也多取这种方式，如谈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或儒道互补，甚至有人
还援引三教同源的理论，等等。构成文化传统的要素需具有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在较
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哲学是思想的思想，在文化传
统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我认为构成文化传统的血液是比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连
续性、持久性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这一民族在创造力上所显示出的特点；共同的心理素
质；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据此，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
文化传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靠意会而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维方式，强调同—性忽视特殊
性的尚同思想，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上这些特点较之儒家或儒道互补或三教同源等
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这方面，我曾在别的文章小作过一些论述，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我并非没有认识列文化传统的顽强性。
文化传统如果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一下子就可以摆脱或突破，那也不成其为文化传统了。我
只是反对把文化传统看做是命定无法摆脱或突破的这种消极观点。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走祖先的路，这本身就是儒家的保守观点。我认为在
一定情况下，如果不能突破传统的某些规范，就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人类最初倘使不突破
类人猿用四肢行走的传统，而变为用两脚行走，就不能完成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
性转变（类似的意思鲁迅在“五四”时期早就说过了）。
破坏
傅斯年
（1896…1950），中国现代学者。本文选自《傅斯年
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几个月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
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
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这总算难能可贵的，也是可以
乐观的。我今天在一家上海报纸上，看见一条短评说——
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
不晓得的。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
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
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
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
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若认定
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
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
这话猛然看见，好像也有道理，仔细一想，竟是不能自完其说。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思
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另一种如何进来？若是
中国并没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那么只用介绍新的就完了，不必对于旧的打击了。只是
中国本来有一种道德，思想，文艺，大家对他信服的很，以为神圣似的。如果不发现了他的
不是，不能坠大家对他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还用什么方法引新的进来？一个空瓶子，
里面并没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
清水才能钻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
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
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面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
办法。像这家报纸的议论，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但是我们新潮的主张，并不是仅仅破坏，就可了事。我们对于破坏有几层意见：
（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
（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
（3）发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现
在思想沉沦的人，到处皆是，固然可恶的很，可也一半是社会造就出的：他们不便自负
责任。我们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他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
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
还能化得甚人？须知立异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异为高。现在中国的思想文
艺界，实在可怜了：总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脱一个是一个哪！
这一面是这样讲。也还有不得不菲薄别人的时候，我们断断乎不可从乡愿态度；我在本志的
发刊词上，已经说过了。
文化的变化与进步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学者，教育家。本文选自
关鸿、魏平编《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
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题目为编者所加。
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够不
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
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历史上，
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
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
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
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
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
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
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
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
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赵武灵王听了这
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
“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
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
引水围高阝，微社稷之神灵，则高阝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
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高阝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
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里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
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
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
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
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
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
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
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
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
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
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
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
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
“匈
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年，结果把罗
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
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
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
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