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
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
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
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
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
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
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
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
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
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
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
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
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
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
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
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
、 ，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 1942 年，一直
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
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
“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
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
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
1942 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
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 12 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
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
“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
“当然不会信。
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
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
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
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
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
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
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
”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
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
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
施。
（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
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
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
“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
察为明；
“党内人情世故论” 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
， 不可不知；
“久
假不归论” 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
， 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
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
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
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
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
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
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
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
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
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
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
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
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
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
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
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
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
“ 你还不是特务？”
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
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
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
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
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
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
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
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
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
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
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
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
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
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
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
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
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
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
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
“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
”
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
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
“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
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
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
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
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
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
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
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
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
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
“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
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
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
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
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
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
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
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
就‘逼'！
”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 1943
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
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
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
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
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
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
“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
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
“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
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
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
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
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
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
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
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 “文
到
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
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 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
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
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
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
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
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
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
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 1988 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
（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
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
，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