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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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
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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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
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 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 《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 “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 飞机捐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 “诱敌深入”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
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 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 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 “反日”爱国储金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 “国货运动” 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１１〕 金光明咒 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１２〕 岳飞奉旨不抵抗 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
〔１３〕 远庖厨 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１４〕 菲希德 （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 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守常全集》题记〔１〕
我最初看见守常〔２〕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３〕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４〕，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５〕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２〕 守常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鸿绰、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女）等十九人同时遇害。
〔３〕 这里应作“在广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十八日到达广州。
〔４〕 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送葬者有多人受伤，四十余人当场被捕。
〔５〕 Ｔ先生 指曹聚仁。Ｇ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Ｃ书局，指商务印书馆。
谈金圣叹〔１〕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２〕，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５〕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
，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６〕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７〕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８〕，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 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 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
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厢记》、《水浒传》等。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载：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箱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
‘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３〕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 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在《觞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把《离骚》、《庄子》、《西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