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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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缦堂日记》〔２３〕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２４〕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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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
十八、十九期合刊。
〔２〕 《莽原》 文艺刊物，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出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３〕 这几句是作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话。
〔４〕 “世界苦恼”（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 原为奥地利诗人莱瑙（ＮAＬｅMｎａｕ，１８０２—１８５０）的话，意思说人们生活在世上是苦恼的；后来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家引用它来解释文艺创作，认为创作起因于这种苦恼的感觉。
〔５〕 尼采（ＦA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ｃ，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德国哲学家，唯意？韭酆汀俺苏苎А钡墓拇嫡摺Ｋ凇对妓固乩缡撬怠ざ劣胄础分兴担骸霸谝磺兄髦校崴撸┯醚粗鳌！保ň菹舾右胛模涛裼∈楣莩霭妫？
〔６〕 《这样做》 旬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创刊，孔圣裔（共产党的叛徒）主编，“革命文学社”编辑发行。它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为幌子，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猖狂反共反人民。
〔７〕 伊孛生（ＨA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Ｋ淖髌范宰什准渡缁岬男槲薄⒂顾鬃髁嗣土业呐校岢隽嘶橐觥⒓彝ズ蜕缁岬母母镂侍狻＞绫居小锻媾贾摇贰ⅰ豆窆小返取？
〔８〕 雒诵 一作洛诵，语见《庄子。大宗师》，反复诵读的意思。
〔９〕 《民国日报》 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改名为《中山日报》。《国民新闻》，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
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１０〕 《做什么》 周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创刊，毕磊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１〕 毕磊（１９０２—１９２７） 笔名坚如、三石，湖南长沙人。当时为中山大学英文系学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中被捕牺牲。
〔１２〕 《少年先锋》 旬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李伟森等先后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３〕 ＣAＰA 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
〔１４〕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
，而“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并说：“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是对当时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批判，所以《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发表了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对郁进行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５〕 《洪水》 创造社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创办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改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１６〕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大观园是书中人物活动的场所。
〔１７〕 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 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著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他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中，记有他攻击《聊斋志异》的话：“先生（按指纪昀）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词粜鹗拢槐认烦」啬浚嬉庾暗？，……今燕昵之词，或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蒲留仙（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名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１８〕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记了旁人所谈的一个读书人受鬼奚落的故事，末段是：“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闵鹿兄槐下之辞，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
“浑良夫梦中之噪”，见《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七年：“（秋，七月）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长发北面而噪曰：
‘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按浑良夫原系卫臣，这年春天被卫太子所杀，所以书中说卫侯在梦中见他披发大叫。《春秋左氏传》，是一部用史实解释《春秋》的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撰。
〔１９〕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２０〕 苏木汁 苏木是常绿小乔木，心材称“苏方”。苏木汁即用“苏方”制成的红色溶液，可作染料。
〔２１〕 《林黛玉日记》 一部假托《红楼梦》中人物林黛玉口吻的日记体小说，喻血轮作，内容庸俗拙劣，一九一八年上海广文书局出版。
〔２２〕 《板桥家书》 清代郑燮作。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家书》收书信十封。另有《道情》，收《老渔翁》等十首。
道情，原系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
〔２３〕 《越缦堂日记》 清代李慈铭著，一九二○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出版。
〔２４〕 何焯（１６６１—１７２２） 字屺瞻，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校勘家。康熙时官至编修，因事入狱，所藏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都被没收。康熙帝对这些书曾亲作检查，因未发现罪证，准予免罪并发还藏书。
在钟楼上〔１〕
——夜记之二
而〔３〕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Ｋ委员〔４〕，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
有一天，Ｋ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
“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拿危搅斯阒荩诜构员咦率保缫巡？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
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
…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统统
）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ａ而已
。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