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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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忆在王晓军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他并不服输，方丽娜看不上自己，他就发誓一定要得到一个比方丽娜还要出众的女孩的芳心。在他眼里，屈卫红就是一个这样的女孩。
一次课间休息，王晓军、赵援朝坐在操场上，嚼着方丽娜送给赵援朝的那包罗马尼亚饼干，看着远处跳皮筋的一群女生，王晓军说： “哎！要是这辈子能和方丽娜好上，我愿意少活十年，你瞧，这罗马尼亚饼干多好吃啊！”王晓军往嘴里塞了块饼干，接着说：“不过，要是能和屈卫红好的话，就是少活二十年我都乐意。”
说这话的时候，赵援朝和王晓军都还没满十六岁，赵援朝对少活二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很茫然，所以低着头，没说话。
“你这闷瓜，”王晓军推了赵援朝一把， “哥们我这可是跟你交心呢，你也说句话呀。”
“说什么？一个你少活十年，另一个你又少活二十年，你还天天跟她们在一个班里上课，我看，你就甭活了。”
“你还真甭说，看着屈卫红站在领操台上的那样，我还真是立马为她去死的心都有。” 王晓军又往嘴里塞了块饼干， “方丽娜我是没戏了，她越来越偏心眼向着你了，你瞧，这饼干就只送你不送我，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了。谁都看得出来她现在除了你，谁都看不上了，可你小子偏偏还对人家爱理不理的样子。”
“瞎说什么，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咱们仨一直不都是像亲兄妹一样嘛。”
“得了吧，你们俩爱怎么亲兄妹就怎么亲兄妹去吧，我可管不着了，不过，这屈卫红我可是追定了，你该不会也跟我抢吧？”
“又瞎说，我跟她连话都没说过。” 响起了上课的铃声，赵援朝没有再回答王晓军的问题，“上课了，快走吧！”
“嘿嘿，这饼干还剩好些呢，你都不要了？”
“都给你了，拿着吃吧。”
赵援朝与王晓军、方丽娜、屈卫红不在一个班上，王晓军、方丽娜、屈卫红在一班，赵援朝在同年级的二班。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天，赵援朝去一班找王晓军和方丽娜，就见到了屈卫红。赵援朝和王晓军、方丽娜说着话，眼睛却忍不住多看了屈卫红几眼。屈卫红也和另几个同学说着话，感觉到了赵援朝的目光，扭头看了他一眼，赵援朝急忙把目光挪向了别处，这是俩人目光间的第一次交流。
两个班的教室是紧挨着的，课间休息，同学们总爱三三两两的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闲聊。赵援朝就经常靠在走廊的扶栏上，心不在焉的和一两个同学扯上一两句闲话，眼睛却盯着一班教室的门口。他知道屈卫红每次课后都要帮老师擦干净黑板后，才会从教室里出来。她从教室出来，也会往走廊这边看一眼，这时两人的目光就会不期而遇，纠缠上一秒或者半秒钟。然后等上课铃响时，同学们急急忙忙往教室走，在走进教室前的一刻，屈卫红还会匆匆的往这边瞥上一眼，两人的目光就会再匆匆的触碰上半秒或四分之一秒钟。
这一切就这样在不被人察觉的心照不宣中试探着持续着，他们谁都不主动和对方说一句话，直至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的突然降临。
十二
雄才大略君临天下的一代伟人在他生命的暮年，发动亿万群众，对整个越来越让他反感的官僚体系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打击。赵家大院的三户人家中，赵援朝和方丽娜的父亲从运动一开始就早早被“群众”揪了出来，而王晓军的父亲王全却逢凶化吉，非但没有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地，反而还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名成员成为了 “亲密战友”， 权倾一方显赫一时。
早在一九五○年，赵援朝的父亲赵新民在公安部工作了大约一年后，就主动要求调到了新成立的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从此卸下了一身戎装。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军队，参加到消灭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作中去。建国后，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正是一项这样的工作。
赵新民工作的合作社联合总社，下辖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等几个合作社。解放前，城市中大量存在着作坊式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生产分散，方式落后。行业竞争和价格的波动，往往使他们不得不关门破产。手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按行业组织起来，使得人力、物力得到集中使用，由“叮叮当当，编箩编筐”的小作坊，进入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工业生产。效率十几倍、几十倍的提高，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同时，成本和售价也下降了许多。而合作社的一切资产归全体社员集体所有，以前的小业主变成了领工资的社员，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农民们希望农产品能及时的卖出去，还希望尽量低廉、方便的购买到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原料。政府以组织农民入股，成立供销合作社的方式来满足农民们的这一需要，引导他们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到一九五二年底，赵新民看到从全国各地汇总到他案头的数字是，全国共有供销社三万二千七百八十八个，社员人数一亿三千八百二十一万人，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地区。
整个五六十年代，供销社担负起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重任。代国家统一收购农民手中的棉花、烤烟、工业用麻、蚕丝、蚕茧、羊毛、茶叶等重要的农副产品。组织东北的高粱、玉米、大豆调往华北、华东，再把华北、华东的棉布、毛巾、袜子、背心以及花椒、红枣、柿饼、茶叶、红糖运往东北等地。
就像当年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学习如何打仗杀敌一样，赵新民和他的战友们，这回是放下枪杆拿起算盘，从头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赵新民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一年到头奔波于城乡各地，那时候，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天是新的，地是新的，人也是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高涨热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李秀珍一直在北京医院做着护士的工作，虽然赵新民三天两头不在家，但家里可爱的孩子和医院繁忙的工作，让她觉得日子过得安宁而充实。一天，她所在的高干病房住进了一个认识的病人，不是别人，正是隔壁院王晓军的父亲王全。既是熟人，又是邻居，李秀珍自然对王全多了些照顾。
王全平常出门进门经常会碰见赵新民这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彼此互相打个招呼问声好。王全挺留意这个年轻漂亮的邻居，每次遇到总要多看上几眼，现在看着她穿着洁白合体的护士制服，在病房里忙碌着的身影，更是别有一番风韵触动了他的心头。
王全在心里暗暗将李秀珍和前来探视的自己的老婆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让他感到更加的怅然若失。他和妻子是在延安时期认识结婚的，现在在他眼里，自己的老婆已臃肿得像一块发了酵的面疙瘩。而看看周围那些进城后才结婚，或者又结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女人哪个不都是如花似玉娇艳欲滴的。他很后悔当初结婚太仓促，既然铁定了心跟着共产党造反打天下，为什么就不能等到打下江山后，再好好挑一个像李秀珍这样年轻漂亮的呢？王全只是这样想着，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痕迹，几十年严酷的政治斗争，早已使他练就了一副喜怒不显露于形色的娴熟技巧，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生存本领。
王全做的只是个小手术，几天就痊愈了，但他在高干病房里又多住了些日子，和秀珍唠了许多家常。出院后，他便成了经常上赵新民家串门的常客。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感谢李秀珍在住院期间对自己的照顾，后来，理由多变成了找赵新民商谈工作。这也正常，当时赵新民掌管的供销合作社已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人员、有资金、有物资、有设备，党、政、军、民各部门有许多动钱动物的事情，也想通过供销社来办，被各部门形象的称誉为“公共汽车”，这为王全提供了更多登门致谢的机会。
王全在红军时期就开始做政工工作，非常善于与他想笼络的人取得信任和好感，再加上两家的孩子整天在一块儿玩，这样一来二去，两家就异常的熟络了。赵新民在家的话，星期天王全会去找他杀上两盘棋，赵新民不在的时候，王全表达了更多的对秀珍母子的关心。放假的时候，他亲自驾驶自己的部长专车，带着孩子们到郊外的风景名胜游玩，做医护工作的秀珍自然每次都跟着去了，而且她也确实玩得很开心。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王全也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和叔叔的完美形象。一年四季，王全还给秀珍送去各种难得一见的时令瓜果，烟台的苹果、广西的荔枝、新疆的哈密瓜，应有尽有，说是送给孩子的，但送的数量很多，其实是让秀珍也能品尝得到。
其实，秀珍知道自己丈夫的官当得和王全的一样的大，权利也一点不比王全的小，特别是还掌管着供销系统，弄这些吃吃喝喝的生活用品应该更容易，但赵新民却从来不往家里拿这些只有“特供”的高级干部才有权享用的“奢侈品”。虽然自己也在“特供”之列，但他常对秀珍说，国家还很困难，所有的物资都十分短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带头节约。秀珍知道丈夫肩上的责任，从未为了这些向丈夫抱怨过什么，但失去过两个年幼的孩子的她，在小援朝身上倾进了自己全部的母爱，即便是这样，她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才有过开口让丈夫想法子给孩子多弄些吃的，结果为了这件事，夫妻俩还第一次吵了架红了脸。
一次，赵新民又在外地组织物资去了，王全听到小援朝和自己的儿子玩耍时说他妈妈生病了，于是王全带着关切的表情，提着一网兜的营养品，第一次迈进了赵家的卧室。一进门，横亘在眼前的那张巨大的铜床，就把他给震住了。
苏维埃时期打土豪，解放战争攻城略地，没收大官僚大资本家的房产，这些官宦人家豪华讲究的布置和陈设，王全没少见识过，但如此之大的铜床，如此精美华丽翻云覆雨般的纹饰，几乎漫无边际的雪白的床榻，还有那暖人肺腑的古铜光泽，这大铜床的每一个细节都让王全的心中大为震动。见到大铜床的第一刻，他就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被它吸引了过去。
“妈，王叔叔来看你来了。”小援朝跑在前面去叫他的母亲。
“啊，是王部长来了！真过意不去，我这点小病还麻烦您跑一趟。”看到王全进了屋，秀珍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别动别动，秀珍同志你病还没好，快躺下吧……”王全很想伸出手去搀扶秀珍，但他忍住了，时机未到，他从不做任何没把握的事情。
接下来王全说了许多极尽安慰体贴的话，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他自己一句都没记住，他的脑子全被那张巨大的铜床给占满了。站在大铜床的跟前，王全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一介卑微的草民，立在了帝王巨大的銮座之前。不过銮座的华美壮丽，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威严的震慑，反到引发了心中窥伺觊觎的冲动。而铜床上小鸟依人一样的女人，秀色可餐楚楚动人，则是鼓励他一登宝座之后，可以搂在怀中细细把玩的猎获之物。
王全告辞出来，在跨出房门的那一刻，他已清楚的知道，假如不把这个女人和这张铜床搞到手，他这辈子是很难得以瞑目的了。不过，走在回家的路上，出于多年政治生涯养成的习惯，他把这次探视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地方能让秀珍觉察到了自己心中的失态。他不着急，在机会不好的时候，他非常善于等待。
对于越想得到的东西，他越有不露痕迹的持久耐心，而且对于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他还有着异乎寻常的灵敏嗅觉，这两条是保证他平步青云长久不倒的看家本领。王全像久经沙场的猎豹一样，竖起每一根汗毛，全神贯注的盯着尚未察觉到危险的猎物，耐心的等待着最佳的出击的时机。
他依旧笑容可掬的偶尔到赵新民家串串门，拉住赵新民下两盘棋，或者泡两壶好茶，聊一聊闲天。见着秀珍，脸上也依旧洋溢着亲切的笑容，亲切的叫她秀珍同志。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集军、政、公安诸多大权于一身的罗瑞卿被突然被打倒，政治气候急转直下，王全敏锐的嗅到了空气中血腥的气息。
王全深知，官场之中，一个人的获得一定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去。为官之道，就如搭船出海，风和日丽时，须小心谨慎恪守尊卑，而惊涛骇浪中，到可以看准风向，放手一搏。
王全加强了“走动”，在大多数人还远未明白这场风暴会有多大，又该往哪边刮的时候，他就早早拜访了他的老首长，在老首长面前表了决心。战争时期，老首长以善战闻名，可谓功勋卓著。解放后，老首长虽然身兼数个高级领导职位，但已在半退休状态，五一节和国庆日一律不上天安门。渐渐，大家就都知道他身体不好，神经衰弱，怕光、怕风，从不出门。不过，和王全私交甚好的老首长的秘书私下告诉王全，最近一段时间，老首长活动多起来了，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病症也全都消失了。
在老首长的家中，王全诚惶诚恐的坐在老首长的对面，身体僵硬，只有一小半屁股落在沙发的边沿上。但他胸脯挺直，态度果决的说，早在战争年代，从一些人反对老首长的言行中，他就看出了罗瑞卿和彭真不是好人，到现在更看清楚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但碍于他们手中的权势，象他这样的一般干部，一直没敢站出来和他们做坚决的面对面的斗争。这次来，专程向老首长检讨自己以往与这些坏人斗争不够坚决的错误，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与一切反对老首长，反对毛主席的反党份子做最坚决的斗争。不管他是多大的官，也要像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老儿拉下马。
说这些话的时候，罗瑞卿刚被打倒，但彭真还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时还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马上失势。如果此时别人听到他把彭真和罗瑞卿相提并论，一定会大吃一惊，但在王全看来，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再简单不过。彭真与罗瑞卿一样，以往与老首长有过重大过节，既然老首长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那这些主要的政敌，没有不被彻底清算的道理。
虽然王全自信自己的判断决不会有错，不过他还是希望在自己表过决心后，能得到老首长某种明确的授意。但他失望了，自始至终，老首长半躺在沙发里，双眼微合，连眉毛都没翘一下，当他把所有的话说完，静默了好一会儿，老首长才睁开眼，对他说了一句：“王全啊，谢谢你来看我，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那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了，老首长您也早点休息，多多保重身体！”王全象温顺的羊羔迎奉自己的饲主一样，迎奉着老首长的目光，希望能从中读到点什么，但他再次失望了，老首长的目光淡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