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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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在马利安圆柱你谁也没碰到……那绝对没有什么可怕的。情况变了……或者是想让你生活得安定些。没什么可怕的。不过，你白白自己骗自己。如果今天也没有人来，那你就很难忍受了……
结果，依旧没有人来。
深夜的空气湿透了树叶、青草和雨水的气味，从敞开的窗户涌进来。窗外的老榆树懒洋洋地摇曳着湿滚滚的枝条，在迷股的月色中，地板上、墙壁上、床塌上树影婆娑。
从前，在我们捷列扎村的家里，也长着一棵百年苍翠的老榆树。这棵树早已死掉了，和那幢带凉台的两间一套的房屋一样，已经不复存在。父亲牺牲后不久，移民村在离原先那幢房屋２００米远的地方，为我们盖了一所新房。这主要是为了让我永远不再回想起阿加·基什一伙土匪疾驰穿过捷列扎村、里帕把枪对准父亲太阳穴的那一夜。
那时候，我在潘捷列耶夫家住了几个星期，斯拉夫卡成了我的兄弟，他们全家尽量为我减轻痛苦。母亲还年轻漂亮，我知道勇猛无比的坎达林采夫正在默默地、羞怯地爱着她。不，不，我没搞错。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懂事早。他爱妈妈，妈妈也猜到了他的心思…她为了我而未再改嫁，不愿把自己的心再分给别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坎达林采夫千方百计地、哪怕在某些方面竭力代替我的父亲。他不是我父亲的挚友，只是他的同志，是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奉献给革命，但却不要任何回报的革命者。
坎达林采夫给我做的那张弓。在我的床头上挂了很久。弓下面挂着用榆树皮做的箭壶，里面插着６根带金属头的箭。我觉得手边有一件武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谁来袭击我们家，我可以用它来自卫。
从前，爸爸经常带我去参加射击。他的枪法好极了，我为他感到自豪。别人使的都是毛瑟枪、勃朗宁，而我父亲从国内战争时起，就是那枝那干式手枪。他射击时沉着而自信，枪法比别人都好。他十分珍爱自己的枪，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我真不懂，他怎么会没打中第一个爬进窗户的匪徒。也许，他知道，如果打死他们一个人。匪徒们就会对我们全家下毒手。他抵挡着，为了赢得时间，好让妈妈和我离开屋子。他以为我们可以从后门，穿过花园走掉，彼得会掩护我们……不过，看来他还不太了解妈妈。
现在在捷列扎村应该是几点钟了？也是夜深人静时……妈妈睡了吗？我的亲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见面？签证期限只剩下两个月了。以后怎么办？回家吗？如果回家，那也决非是荣归故里。好象是休了一趟假：“参观了名胜古迹、文化遗迹，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
再也没什么了……在报告里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假如潘捷列耶夫猜到，我这一趟旅行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会羡慕我了。他如果现在处在我的地位上，一定会用自己清醒而又重实务的脑袋，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千百种解释，千百种使自己满意的解释。
斯塔尼斯拉夫和维罗尼卡他们那里怎么样？他离校了吗？如果已经离校，到什么地方去了？维罗尼卡呢？“你不知道，没有你我是多么痛苦。亲爱的，我是怎样地等待着你啊！”
那时，我以为会分别很久。我对把任务交给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这项任务。
维罗尼卡象想念一位英雄那样想念着我……当然，如果想的话……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英俊少年斯塔尼斯拉夫呢！他当然不会对她隐瞒自己的感情。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她的确说过“我等着你……”
可是，离别时都是这样讲呀！我还不了解维罗尼卡，她对我也并不十分了解。假如她知道我日夜都干些什么，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
可是，我十分想念维罗尼卡。而且想得越来越厉害。就在这样的深夜里，当窗外的那棵老榆树静悠悠地摇晃着，用枝条驱赶着睡意的时候，思念尤深。报务学校的女教师教女孩子们如何建立远距离通讯联系……一部机子在这里，另一部在那里，人们远隔千里，却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无线电，无线电……我如果能有一部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报机，该有多好啊……这些无线电波充满整个世界，它们无所不在。比如这里，在床和书架之间，天花板下面的空间，在窗户里，只是要捉住它们才行。
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人，甚至可以传给在隔壁房间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内也存在着某种微型发报机和微型收报机。这是不是说，在我们人体内深藏着某种尚未发育的能力——调谐并接受别人发出的波的能力？
无线电教师斯特伦佐娃同志，我多么想学会接受你的波啊。没有你们的消息，我愁闷极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身体健康，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常常去游泳池，游到跳伞塔，习惯地蹬上去，勇敢地往下跳。听说，你们要学跳伞。请千万要小心、谨慎、仔细。请相信，我多么愿意能和你们呆上一天，哪怕一小时；多么愿意和老朋友见见面啊。分别以后才慢慢懂得，斯塔尼斯拉夫、科泰和沙根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他们离得很远吗？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幻觉？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波压住了我的思想和回忆，驱散了朦胧的睡意，把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传到我的房间。作家托马斯·曼的讲话自远方传来。我侧耳倾听，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德国人民将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收音机里说，“但是，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我把声音调得低些，“他最终将会懂得，在这世界上他不能占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世界已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己晚。不要自寻灭亡！打倒欧洲的刽子手国社党徒！我知道，如果我大声疾呼：‘和平！和平与自由！’，那么，我也同样表达了德国人民最深切、最热烈的愿望。德国人民，拯救自己吧！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不要再俯首贴耳了，不要再效忠于暴君了，他只关心自己，并不考虑你们。当今世界绝不会同意、也不会容忍使人类感到恐惧的‘新秩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继续顺从并且信任暴君，从而把你们带来的灾难再增加十倍，但是，这场灾难最终也将是你们自己的灾难。”
我一面听着伟大作家的讲话，一面问自己，这席话能使很多人动心吗？能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反响吗？
报纸报道柏林的共产党组织被破获以及它的领导成员就捕的消息。抵抗运动力量分散了。全国上下在胜利的进行曲中如醉如痴。诚实的德国人却被投入监牢。
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时地闯进窗门：“上帝，惩罚英国！”这句古老的德国格言，现在听起来却象一个国民口号。
我必须得学会等待。
我懂得，英雄本色不是在一切顺利、而是在逆风千里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侦察员也是如此。也许，有人想更好地了解我？也想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老天啊！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推断。人家干吗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呢？“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神气起来！”这些我自己劝慰自己的话，早已失去作用。的确，我也有过另一种想法；会不会是在保护我，以备日后更需要时再用。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呀？可是，这个想法我也觉得不够真实。首先，我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不会那么珍视我；其次，假如真的在保护我，那也会想方设法采取一些措施，哪怕传上两句话，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往我脑袋里钻。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花大姐，被两个坐在后排常得两分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弄着：我跑到课桌边上，碰到一根尺子，转回来，还是碰上尺子，可是飞又飞不起来。
乌利里赫·卢克有一副号手模样的宽脸庞。好象他在很久以前吹号时，为了拔高音而使足全身力气，可是却忽然呆住了……从此便成了这副模样。如果从后侧方看他，那你绝不会看到颧骨挡住的面颊。他红光满面，这正是每个巴伐利亚人感到骄傲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健康和美貌的标志。
他对我渐渐地不那么警觉了。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始终感到这一点。乌利里赫常常同我和安内玛丽在一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对她十分依恋。我们３人一起去看卡尔辛坎剧团演出的半裸体哑剧。安内玛丽说，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她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就。过了几天，卢克邀请我去参观画展。他很随便地说，这些画是××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地拿来做短期展出的。大厅里有３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是工作人员，他们的目光冷漠、呆板，不论谁走近作品，用手摸它，或者索性把它拿走，他们好象都无所谓……
这里有几幅戈雅①的油画，画的是老工匠；还有提香②为几个加冕帝王画的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闷闷不乐的；还有布莱盖尔③的一幅画，好象是从维也纳画廊拿来的，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根本没听说过这幅画，这使安内玛丽大为吃惊。卢克竭力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提供“思考的材料”。
【 ①戈雅（1746—1828年），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 ②提香（1490—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
【 ③布莱盖尔，荷兰画家。——译者】
“弗朗茨，你看，走近点儿。你看这些人，这些机械装置，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现在的起重机？你看，这座塔高耸入云，它是多么高大、壮观。人们在尽心尽意地工作：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好象蚂蚁一般，天生就知道要干活，而且努力完成它，虽然他们知道绝不会因此而受到表扬，也不会为他们受勋……上面命令这些人造塔，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把塔造好。可是你看……这副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相信，这座塔注定是要倒塌的。每个人都在干活，各干各的。可是塔却逐渐倾斜起来。你往这儿看，懂了吗？”
参观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们把乌利里赫当成了讲解员。
为了避免误会，他往后退了一步，继续小声讲道：“你看见没有，塔从这儿开始倾斜起来。这座塔还要造许久，人们还要流许多汗，但却是为了这座塔迟早要倒掉。它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一些语言不通、又互不理解的人们在造塔。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再看一会儿。”
“我们是往下看。还是等他？”安内玛丽没有听乌利里赫讲。对她来说，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她在看旁边的几幅画，同时仔细端详一位干瘦的太太。这位太太穿着一件墨西哥式斗篷，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小金属片。安内玛丽掀了掀鼻子，表示对这种服饰颇不以为然，便不紧不慢地跟在哥哥后面走开了。
我想独处一会儿，想想卢克刚刚说过的话。
他们深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目标，不同民族的目标是不会相互吻合的，不管他们怎样合作都注定要失败．他们无泳互相理解……从无数历史事实和当代生活的事实中，他们只挑选出符合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那些事实，其余的则不愿承认。他们了解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吗？了解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吗？
安内玛丽把我叫了过去，她不能把自己的看法长时间地闷在心里不说，不能不吸引着某个人的注意，否则就无法生活…她站在《维纳斯和海豚》这幅画的画稿旁边问我：“你知道阿芙洛迪特①是怎么出生的吗？”然后，她便十分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个神话故事。
【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
我在慕尼黑最初买的几样东西中有一样是电唱机。伯父给了我３００马克“先用着”。
我不能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拿了这笔钱，可是，后来我想：如果一切正常，我是会过日子的。我生活十分俭朴。买电唱机是安内玛丽给我出的主意。
“你不了解我们的现代音乐。70马克，钱并不算多。要是我，那就毫不犹豫地买一架。”
她帮我挑选唱片。起初，家里的习惯还没忘，我总是想给留声机上弦。可是电唱机不用我帮忙，而且还有一个灵巧的装置，唱片一唱完，唱针便跳一下，唱机就会自动停转。
安内玛丽送给我一件礼物。
“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叙事曲。路易丝·休特勒唱的。她是我们这里刚刚升起的一个歌星。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安内玛丽从编织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唱片，走到电唱机跟前。
体特勒的声音低沉悦耳；胸部共鸣很强，有些象奥布霍娃的声音。她唱的是叙事曲《黑色的长斗篷》：
10天以前，寒风凛冽，夜如泼墨。
有人被害，众人皆云，凶手是我。
法官审问：“漆黑之夜，你在哪里？
说出来吧，可免一死。”
我默默不语：
那天夜里，我和情人，相偎相依；
我那情人，好友之妻。
情人走来，沿着山岗；黑色斗篷，披在身上。
她来看我，如何归天。
有谁看见？
有谁听见？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绞架高高，长眠在即．
情人默立，人群之中；不动声色，呆然顾我；
在她眼里，并无半滴，怜惜之泪；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喜欢这首歌吗？”安内玛丽问。
“也许喜欢吧。”
“你对那个穿黑色长斗篷的女人有什么想法？”
“她要是不这样做…就没有这首叙事曲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对，他实在太爱她了。当非常爱的时候，可以饶恕一切。”
我又放了一遍唱片。
当唱片唱完后，安内玛丽顽皮地挑逗式地膘了我一眼：“教师先生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请讲，我非常想知道。”
“我想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很喜欢您…非常喜欢。”
“请您再说一遍，这是多么好啊！”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不要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似的，好象你听到这些话说得十分突然…”
“我秘密告诉你，女人是非常高兴听到这种话的。”
安内玛丽走到我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从下往上看了一遍，突然把耳朵紧紧贴在我的胸前。
我还从来满有这么空闲过。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用这些时间做什么。
读书，读不下去。去看前线新闻简报，我觉得所有的影片都千篇一律。
我还常常去英国公园。在林荫路上，总是有一群棋迷。其中有一个优秀的选手。他有２５－２６岁，双目失明。他下棋是赌钱的。他十分慷慨地让棋子，对有些人让马，对有些人让堡垒。在他的桌旁总是围着一大群人。我已经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