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安志肯特，在闲暇时，父亲本来的性格才显露出来──他是一个待人亲切、平易近人的人。
可是我也清楚地记得他在另一些日子里的面孔——面色阴沉、嘴唇紧闭、目光忧郁。每逢此时，妈妈就尽量不打扰他，她比我更懂得爸爸的工作，知道干这种工作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知道爸爸是一个重任在身的人。如果需要，他会变得冷酷无情的。
我好象又看见里帕手中的枪，看见爸爸倒在他的马蹄下。他今年该50岁了。
天亮了。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声音在窗外响起，这声音好象从另一个世界传来。这是号手在吹“起床号”。
第五章 邀请
１９３０年秋，有一封信从慕尼黑寄到捷列扎村。这封信是德军退休少校、60岁的恩斯特·坦年鲍姆发的。一年前，他失去了妻子，就象有的人在世上只有唯—一种依恋那样，他悲痛欲绝。他变卖了原先住的５间一套的寓所，在城的另一头买了一幢新宅。他以为，换了环境就不至于那么经常想念妻子了，可是未能如愿。他本来打算把妻子的全部照片从墙上都拿掉，可是夜里他觉得惭愧起来。他跪在妻子的大幅照片面前，请求难以忘却的伊丽莎原谅。清晨，他把伊丽莎的８张照片拿给慕尼黑一位最好的摄影师，请他放大，然后分挂在所有的房间里。他想借酒浇愁，也未能奏效。老相识，老朋友都极力减轻退休少校的痛苦，所有在这种场合下该说的话他们都说过了，诸如：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总会熬过去的等等，等等。
有一次，这是在葬礼举行过后两个多月时，一位朋友邀请退休少校到一家开设在大街拐角处半地下室里的酒馆去，酒馆门口闪着一盏明亮的灯。
少校知道有这种酒馆，也知道它是做什么营生的。但他连想也没想过去效法有些同事的样子，也没想过接受他们半开玩笑似的劝告。这些人对生活的看法要简单得多。
他鄙视这种“消遣”，从未进过，甚至连想也未想过要迈进这灯光耀眼的大门。可是观在，他被折磨得简直不知做什么才好，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不知如何摆脱这没完没了的痛苦，他耐心地听完了朋友的劝告，把烟斗里的灰磕净，站起身来，出乎自己意料地说道：“那好吧，就和大家一块儿玩玩。”
汉斯是广告摄影帅，是少校的老邻居，多年的牌友。他快活地拍了拍少校的肩膀：“坦年鲍姆先生，您和我在一块儿，保准没事。就象我和您在一块儿一样。如果我的预感没错的话，我们这个晚上肯定会过得很开心。我保证，至少将来有得可回味。”
这位朋友是常客，他同一个女人只随便地打了声招呼。那女人看见来了位新客，便做出一副令人愉快的惊喜表情，请客人们坐到火旁。桌子上摆着一瓶莱茵葡萄酒和一个相册，相册里是各式各样姑娘的小照，她们都一律露着勾动人心的大腿，眉毛描得很重。
“朋友，你胆子大点儿嘛！” 汉斯忽然以“你”相称，鼓励说。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十分羞涩地翻看相册。“在这儿可以无拘无束，这地方的好处就在这里。在这儿，你就是自己的主人。比如，你看这个怎么样？”伙伴指着一张彩色照片说。照片下面写着：“贝尔塔，23一98—114，电话２－17”。“我看，她还有那么股子劲儿，她保准能冲淡……”
“这名字下边那些奇怪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坦年鲍姆问道，悄悄地看了看大厅：可不要碰到熟人……
朋友体谅地微微一笑：“第一个数字是年龄，第二个是胸围，第三个是臀围。来，干上一杯！自然一点儿嘛，别拘束。你相信吧，这个是挺不错的。我给贝尔塔打个电话？”
“您……你是给自己要？”
“我这里已经有相好的了，我们把她俩一块儿请来。”
汉斯拿起了话筒，恩斯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不要…我坐一会儿，喝一点儿酒。我就想这么坐一会儿。”
“可是‘就这么坐一会儿’也得付钱。再来点儿什么……感受得更实在些不是更好吗？我和我的女友在这儿坐不了多久……人家会把你看成是……总而言之，在这里是没有光坐坐的。”
“对，对，你也许说得对。那就给这个贝尔塔打个电话吧…”
坦年鲍姆心里想：我干吗象个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样？喂，抬起头来。人家早就这么干了，谁也没有受过良心的责备。他们也许只装作快乐的样子？
贝尔塔象一只母海豹，扭着硕大的后臀走来了。她讨人喜欢地迷迷笑着，用疑问的眼光看了老相识一眼。汉斯用眼神瞥了瞥思斯特，姑娘会意地点点头，凑过来坐下，搭起话来，什么天气呀，盛夏呀，还有今天晚上倒还爽快惬意。
坦年鲍姆很高兴谈起天气，以及收音机广播的天气趋势好转的预报，埋怨预报往往不准，还谈到卖冰的冷饮店趁暑热抬高了物价。他发现贝尔塔感到无聊的眼神，心中苦闷地想道，还谈些什么呢，汉斯踩了思斯特一脚，给他鼓鼓劲儿。坦年鲍姆不再羞怯，举起酒杯，同贝尔塔的目光相交。她老练地点头相邀，于是恩斯特果断地站起身来。
在他还是一名少尉时，他就是这样挺起身向前冲锋的。那时他觉得，好象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而全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
他真不如赌输了，那倒还好些。
他只记得，他怎么也解不开内衣，上面原来是一种特别的纽扣，和妻子的完全不一样。这他还记得，其他那些，他再也不愿意去想了。他知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迫使他再到这里来了。
他一向是精打细算的人，不习惯随便花钱。他好象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钱，连数都没数就放在餐巾下面了。
回家以后他才知道，放了35马克，这简直是发疯了，不过，他不数就放下一把钱，正是为了永远不再这样消磨时光啊。
退休少校越发常常想起自己的弟弟马克斯·坦年鲍姆。弟弟在1912年，大战爆发前夕到俄国去了。他在阿塞拜疆古城吉扬德日附近一个不大的移民村里，在远亲们那里落了户。恩斯特知道，弟弟有个儿子名叫弗朗茨，今年22岁了。小伙子大概象坦年鲍姆家的人一样，天生聪明伶俐。
有一次（这件事发生在他不小心忘记关好小窗，金丝雀一和他一起生活的唯一生灵──飞了出去，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之后的几天），少校忽然想道：如果请弟弟到德国来，那不好吗？让他和儿子一起来住些日子，也许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到那时；谁知道会……起初，他觉得这个想法是幻想——弟弟会同意吗？他那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同意吗？俄国允许他们出境吗？德国允许他们入境呜？
侄子假如住在比利时或者丹麦、荷兰、甚至日本，那就简单得多。日本虽然相距很远，但现在却近在飓尺：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名称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签订之后，德、日两国关系极其密切。他肯定会请侄子来，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可是侄子住在俄国，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桩未必能实现得了的事。
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要说出好主意，谁能比得上老朋友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上校？在上一次战争中，他们始终并肩战斗。
坦年鲍姆听老朋友们说，和波兰开战后不久，阿申巴赫便调到国家保卫局工作了。退休少校心里只是影影绰绰感觉到，他为什么住在慕尼黑，每月却有二、三次飞往柏林。他认为这同那个在慕尼黑城郊新成立的机关有关。这个机关很少有人知道。据他猜测，里面正在研究战争的心理学问题。他每每想到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便经常在心中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晋升为上校，为什么命运对他如此苛刻？
在退休前的６年里，坦年鲍姆一直在训练班教授筑垒学这门课程。不能高升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在自己周围也筑起了一座无形的碉堡，透过小小的枪限儿去观察周围发生的变化？还是因为他实在太笃情，完全被家庭和伊丽莎吞噬了，他如今不再象以前那样向往高升了。流年如水，有些人受到垂青，得到提拔，荣膺嘉奖，这都是些表白自己效忠于希特勒，而且叫得比别人都响的人。这些人才不出众，也不甚动脑，但对于在这种时代里爬上什么位子为好，靠什么才能平步青云却特别精通。
可是坦年鲍姆的莫逆之交阿申巴赫，虽然也是官到上校，但却是个真正的精力充沛的超群之材。他从双亲——夫妻都有公爵的爵号──那里不仅继承了可观的家资，而且主要继承了精神财富：他的祖上有哲学家、诗人，也有军人。阿申巴赫的儿子于尔根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少尉衔。
坦年鲍姆想：“阿申巴赫对所有的事态都了如指掌。除了他，谁也不能给我出更好的主意。”
他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那套最好的深蓝色西装，这是妻子在他退休那天送的礼物，便到阿申巴赫家里去了。主人亲切而又随便地接待了他，十分同情地听他讲完之后，心里想：“瞧，无儿无女地生活了那么久，现在人的天性起了作用。就连失去小鸡的一名母鸡也要找只小猫崽子来抚养…’
（阿申巴赫本人是德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这种主张的忠实信徒，他有一男一女——为了不使民族断后，必须有两个孩子，少了不行，多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养育一个孩子并非易事）。他胡想些什么呀？出什么主意才不致让他伤心呢？也许，他弟弟或者侄子会对我有用处？这个想法需要好好掂量掂量……”
上校要求容他考虑几天。后来，他打电话给坦年鲍姆，对他说，他询问过的人认为，苏联公民到德国来将会证明，德国在签订反共协定之后仍然对苏联怀有诚意。上校还对应该如何在捷列扎村写信出了些主意。
过了一个月，有了回音。弟弟马克斯描述了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说肾脏一直不太好，还代远亲们向他问好，并逐一介绍了他们都干什么工作。至于自己的儿子，他说他在一所中学里教德文，还没成家，主要是因为社会工作太多──在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少校费了半天脑筋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文为缩写字。——译者］）、在团区委、在业余文艺队都有许多事要做。
在下一封信里；少校给侄子寄去了邀请书，并且说明在德国方面看来不会有障碍，他希望苏联方面也不会有障碍。他还请弟弟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再讲得详细些。在这样小的组织里，如何能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什么是“不为自己，而为全村”工作的动力，他对这些确实极感兴趣。
恩斯特在信的末尾还写道，他的年纪已经不小（随即又补充说，身体还很结实。可别让侄子以为，请他来是为了伺候病人），他想考虑考虑那笔不算很大但相当可观的遗产的命运了。这并不是一种暗示，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六旬，又不愿把自己多年积蓄挥霍殆尽的人发自内心的筹思。
马克斯·坦年鲍姆是思格斯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果园专家。
当邮递员驾着摩托车开进果园，郑重其事地把一封信交给他的时候，他惊奇极了。在用薄纸做的十分整洁的信封上，贴着一张玫瑰色的邮票。
“我的天哪，希特勒，这是希特勒呀！谁会想到我收到一封贴这种邮票的信呢？” 马克斯说着，不知为什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乳峰高耸、筋骨结实、腿脚利落的女庄员们仍在继续摘水果，好象根本没发现邮递员来过。
多年不见象今年这样的好收成了。这一年什么都好：粮食丰收，水果丰收；男孩子也生得多。光一个原先的移民村现在叫恩格斯集体庄），从开年算起，就生了28个男孩子，只生了９个女孩子。穆勒老爷爷是农庄第一个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他回忆说，只有一年出生过这么多男孩子，那就是1913年。后来就开战了。生这么多男孩子，这不是好兆头。
马克斯一面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拆信，一面想起了穆勒老爷爷的预言，心里说：这是老头子在瞎想，暗想。一年前倒还可以担心打仗，可现在，还能和谁打呀！日本人龟缩到远东去了——受到的反击足够它记住一段时间的；和德国人签订了协定，可以去做客，也可以请客。让他们从符腾堡老家来吧，从萨克森、普鲁士、西里西亚，从远亲和近亲们需住的一切地方都来做客吧。让他们感到惊讶吧，看看德国人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创造出些什么来。这些人当然很难理解集体农庄——首先应该改变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这需要许多精力和时间。可是，如果他们哪怕看上一次这些新建筑，这些5间和6间一套的新住宅、俱乐部、医院、商店，还有最主要的——如果他们看到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不久前迁进三层新楼房的学校……坦年鲍姆越想越入神了。
他一眼便认出哥哥那端正、整齐的笔体。
他慢慢地读完信，心里想：“真可怜，真可怜不幸的恩斯特。瞧，人到晚年，无儿无女，生活就是这种滋味啊。”
坎达林采夫卷弄着褐色的小胡子，看着来客。坦年的鲍姆没有立刻谈正题，这是日耳曼人多年来从阿塞拜疆人那里学来的习惯。不管事情有多么重要，多么紧急，来客不能马上谈。你去拜访的人不是有“伙伴”（这里对妻子的习惯称呼）、有孩子吗？那怎么不问问他们的贵体如何，感觉怎样呢？不过，这里面也有学问。在这里，张口先询问内人的安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应该最后问这些，而且不能表示特别有兴趣，不然，谁晓得人家会怎样理解，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妻室那么感兴趣？
坎达林采夫祖上有鞑靼人的血统。这从他的姓和那双略窄的眼睛便可以看出。但是，他不怎么喜欢“东方式的客套”，这一套占去了他这个大忙人的许多时间，迫使他机械地回答所有问题。从早到晚，这些问题使他厌烦透了。
“您瞧瞧，连日耳曼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好象很爱惜时间似的。您看，他从哪里开始兜圈子……不管怎么说，地域环境，这还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坎达林采夫想道，同时又立刻想起那张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里的书签，还想起明天他要到一个很远的集体农庄去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他还没来得及好好准备，恐怕他也来不及了，因为晚上10点钟有个会，12点整还要到上边开第二个会。夜里开会是常事。会后还得耽搁一下。
“坦年鲍姆同志，有什么事吗？”
“坎达林采夫同志，您瞧是这么回事。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从德国寄来的。我想，我应该向您报告。第二封又来了。”坦年鲍姆把一封贴着玫瑰色邮票的信放在坎达林采夫的办公桌上。
坎达林采夫十分感兴趣地端详着这张邮票。
“晤，哥哥说什么呀？”
“您瞧，是这么回事。我哥哥是个独身，他请…他写道，想让我的儿子弗朗茨去做客，在他那儿住些日子。”
“时间长吗？
“难说，一句话。叫他去。”
“您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给您出主意：去还是不去？”
“应该商量一下。”
“您向别人提起过这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