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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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九五六年一月初，我接到彼得的一封来信，上面的日期是新年前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彼得给我写道：
“尊敬的斯米尔诺夫同志：您好！我无法向您表达我的喜悦：这样的幸福一生中只能有一次。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终于离开了度过近七个春秋的地方。
在镇里有人告诉我，到马加丹的所有山口都被大雪封住了，汽车走不了，只好等待通往雅戈德内的山口开放，再到那儿去领取证件。
但我没有等通车，也没有等山口开放——我走着去了。我顺利地通过了山口，到了镇里。那里又有人对我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雅戈金斯基山口不通了，路上有冻死的，有被暴风雪埋了的。但是，我又上路了。在雅戈金斯基山口我把脸冻了，就象是一个受了烧伤的坦克手。不过两星期以后，准会一点伤疤也落不下。我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一走走了八十来公里，确切地说，是连走带爬。
到达雅戈德诺耶村后，我得知到马加丹已有一星期多不通车了。在莫斯科寄来证件之前，先给我发了个临时证件。莫斯科的证件应该很快就到，接到后我就可以继续赶路了。在这之前，我暂时在汽车场找了份工作，当了个六级钳工。暂时我要在这里工作，一俟接到证件，立即启程去见您和我的亲人，去见我的妈妈，她为了我，把身体都搞垮了。”
彼得那算起来是第三次的新生命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生命是他的童年，由于一九四一年赶上了战争，当了战俘而突然中断。第二次是勃良斯克短暂的四年时间，结果是一场悲剧．他被用囚车押往北方。这次是第三次，他已经长大成人，年近三十，得到了祖国的宽大，重又开始了自由的劳动生活。无论是彼得本人，还是我们这些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衷心希望他的第三次生命能够幸福和大有作为。
一个半月之后，彼得回到了莫斯科。他身着一件破旧的士兵大衣，脚穿一双大靴子，第一次踏进了我的家门。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激动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同他长谈了几个小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各种遭遇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痛苦的烙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活泼乐观、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当我进一步了解彼得后，我意识到，相信这个人没有相信错。我发觉，他的确是一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无疑只是此前他那白壁无暇、充满英雄主义的个人历史中的一个荒谬的偶然。
彼得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故乡勃良斯克居住。我致信勃良斯克市党委书记，请求对彼得给予照顾。我希望他在第三次新生伊始，能被安排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工厂，这样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不久，我收到勃良斯克市党委书记戈卢别夫的复函。他告知我，市委已经对彼得给予了照顾：把他安排在动良斯克一个新的先进工厂——建筑材料机械厂，先当车工学徒，从今秋起，将让他到青工学校学习。
几年过去了。彼得仍在那个建筑材料机械厂工作。现在是六级车工，成了一名优秀工人和生产模范，他的照片总挂在工厂的光荣榜上。他已在成人夜校七年级毕业，今后准备继续深造。前不久，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工厂的先进工人彼得被全体一致通过为苏共党员，现在他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工作：根据市党委和团委的安排，他经常在市内各企业、州内各集体农庄和部队作回忆报告。
成年工人彼得现在仍然是，可能终生都将是小彼得——勇敢的少年战士、布列斯特要塞的加夫罗什。
战后，在勃良斯克市郊的沃洛达尔村，彼得亲自盖了一栋房子，现在他一大家人重又住进了这幢朴素而舒适的住宅。彼得结了婚，他的妻子、母亲加上新添的两个孩子——儿子谢廖沙和女儿娜塔莎，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的哥哥尼古拉中校也携家属从西伯利亚迁到了勃良斯克。亲朋好友经常在彼得家中聚会，好不热闹。而每天必到的客人则是当地的邮递员，他给彼得带来一 信件。写信的有同他在要塞中并肩战斗的同团老战友，有少年先锋队员朋友，有苏联各地素昧平生的同志，还有国外的友人。他们向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表示问候和感激，祝愿他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我常常收到彼得的来信。节假日有时他还到莫斯科来探望我，向我介绍他的各方面情况。我看到在他的眼前展现出无比光辉远大的前程，他正在不遗余力地报答祖国对他的巨大信赖。毫无疑问，在和平劳动战线上，他一定还会用光荣的、同往日一样的英勇业绩来填写自己英雄的历史。
我一直向往着能有机会给青少年写一本真实的巨著，介绍彼得的生平：它是那样引人入胜，又是那样艰难坎坷，充满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严峻的考验，一生中既有光荣的胜利，又有相当严重的失误——它是那样复杂，就同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一样。
第十六章 寻访新的英雄
前面介绍过，一九四二年春天，在奥廖尔前线某一地段，曾经缴获过德军步兵第四十五师的一份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战的情况。此报告的副本落到我手中时，我发现报告特别关注夺取一个被文件作者称之为东堡的要塞工事的战斗。据报告记载判断，为争夺这一堡垒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医战，守军对敌人进行了十分英勇的抵抗。
下面就是德军参谋人员对争夺此堡的战斗情况的记载。
“六月二十六日。东堡成了抵抗的据点。凭借步兵火器无法靠近这里，因为从地下掩体和马蹄形大院发出的优势的步机枪火力杀伤了每一个向它接近的步兵。
六月二十七日。从一名战俘口中得悉，在东堡进行防御的，约有二十名指挥员和三百七十名战士，他们装备有足够数量的弹药和食品。饮水匮乏，但是他们挖坑取水。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似乎是一名少校和一名政委。
六月二十八日。坦克和强击火炮继续对东堡进行射击，但未能奏效。用八十毫米高射炮射击也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师长下令同飞行员建立联系，以查明空袭的可能性。
六月二十九日。从八时起，空军投掷了大量五百公斤级炸弹，效果不明。坦克和强击火炮对东堡重新恢复了射击，同样收效甚微，仅发现有些地方墙壁已被摧毁。
六月三十日。准备利用汽油、机油和油脂发动进攻。它们被装入大桶和瓶子，滚入堡垒的掩体，再用手榴弹和燃烧枪弹引燃。”
后来，敌人对东堡实施了罕见的狂轰滥炸，投下了一颗重达一千八百公斤的炸弹，象希特勒匪帮所描写的那样，这个炸弹“震撼了整个布列斯特市”，直至此时，敌人方得以突入堡垒，并加以占领。少数幸免于难的指战员被俘，其中大多数受了伤或被震昏，被俘的还有留在堡垒掩蔽部中的妇女和儿童。但是，尽管法西斯匪徒反复搜索地下室，他们始终未能找到堡垒防御战的领导人。有鉴于此，德军战报中写道：“没有发现少校和政委。据说，他们自杀身亡。”
首先我需要查清，德国人所说的这个东堡究竟在哪儿。据我所知，按照军事术语，堡垒是指能够独立战斗的混凝土工事，它配有大炮，设有守军可以利用的可靠掩蔽所、弹药和粮食仓库，等等。但据我了解，要塞里并没有类似的混凝土工事。布列斯特要塞周围确实有一些建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堡垒。但这些堡垒部位于要塞之外，距要塞外墙数公里。而德军报告却告诉我们，这里所指的东堡是在要塞以内。
这是一个需要揭开的谜。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布列斯特去时，随身携带了这份德军报告的复制件。我一面在要塞里到处查访，一面仔细斟酌报告提及东堡的每一句话。我把文件中的某些资料同实地情况进行对照，逐渐明白了，德军所说的”东堡”指的是什么地方。
在叙述要塞最初几次战斗时，我曾经说过，要塞北部由正门通向穆哈维茨桥道路的两侧，有两座颇有特色的马蹄形土质工事。
这两座工事各由两道高高的马蹄形土墙组成。两道土墙是平行的——一道在里，一道在外，同时，为便于防御，内墙略高于外墙。两道土墙之间相仍约四、五米，形成一条狭窄的马蹄形带状空地，这有点象一个小院，两边的院墙用砖砌成。从小院可以进入设在土墙内的昏暗的掩蔽部。而在工事正中央，在圆形的院子里，立着一栋二层的营房大楼，与由内墙构成的“马蹄铁”相连。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混凝土工事，而且严格地说，把这种土筑工事称之为堡，也的确过于勉强。不管怎样，我现在终归查明，敌人称之为东堡的，正是这两座马蹄形上筑工事中的一座，也就是位于大路东侧的那座。在德军文件中，有关“马蹄形院落”的记载和一系列其他情况，都使人确信无疑，东部马蹄形工事和东堡——指的是一回事。
初次访问布列斯特时，我在当地没有能找到一个曾在东堡战斗过的战士。几个月后，我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再次访问了布列斯特。我从部队要了一辆汽车，为了寻找要绕保卫战的参加者和目击者我深入到布列斯特州各地，走遍了它的许多区。
就在这次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我来到距布列斯特市二十五公里的一个区中心扎宾卡，在当地会见了陆海空军志愿支援协会区分会的领导人、预备役中尉科洛米耶茨。战前，他曾在布列斯特要塞服役，当时任排长，参加过保卫战。
我一谈就发现，坐在我面前的正是东堡的一个保卫者，虽然科洛米耶茨不叫它东堡，而称为马蹄形土筑工事。为了彻底查证核实，我让科洛米耶茨随我驱车去要塞，到了那儿之后，又请他带我到一九四一年他战斗过的地方。他当即将我带到东堡的土墙。
我详细记录了他的回忆。他提供了有关东堡防御的许多有趣的情况。在这里的掩蔽部中，集结了来自各部队及其各下属建制的战士。他们被编成了连、排，并为之严格规定了防御地段。堡垒的司令部工作有条不紊，这里的电话联系长时间没有中断，这种情况是要塞其他地段所没有的。科洛米耶茨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指挥东堡战斗的少校组织工作果断有力的结果。
科洛米耶茨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位少校。据他讲，这是一个刚毅非凡的人，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和干练的军事指挥员，他为战士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是整个防御战的真正灵魂，这里的防御一连许多天顽强地抗击了法西斯匪帮的猛攻。
我问及这位少校的姓名，可是很遗憾，科洛米耶茨却把他忘了。他回忆了一会儿说，他隐约记得这位少校叫格里戈里耶夫，或类似的姓名。
这时，我已经掌握了一份在要塞战斗过的指挥员名单，只是暂时还相当不完全。这是我根据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保卫战参加者的介绍制定的。不管见到谁，我首先要求他列举出自己还记得的要塞保卫者的姓名。在这份当时包括了一、二百人的名单中，也有着几位少校。于是，我向科洛米耶茨一个一个地念叨这几个人的名字。当我说到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时，科洛米耶茨淬然一震，满有把握地说，领导东堡防御的就是加夫里洛夫少校。
我又寻根问底地一再询问科洛米耶茨，他回想起来的这个姓是否准确，他会不会搞错。但是他却一口咬定：在“马蹄形工事”里。他的指挥员肯定是加夫里洛夫少校，没错。
可是，问题出在我那份名单中登记的加夫里洛夫战争第一天便阵亡了。早在布列斯特之行前，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附设训练班学习的阿尔塔莫诺夫上校。一九四一年阿尔塔莫诺夫当过营教导员，后来又调到布列斯特要塞，任步兵第四十四团政治副团长。有关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情况，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的。
阿尔塔莫诺夫告诉我，他和加夫里洛夫都住在布列斯特要塞北面的军官宿舍。战争开始时，阿尔塔莫诺夫冒着第一阵炮火从家里冲了出来，向驻扎在要塞正门附近的本团的一个分队发出了战斗警报。他知道，按原定战斗部署，第四十四团应拉出要塞，在预定地区——布列斯特以北进入防御阵地。阿尔塔莫诺夫率领这个分队仓促赶到预定防区。他以为团长马上就会率领其他连队赶来汇合，但加夫里洛夫却始终未能冲出要塞。稍后，有人向阿尔塔莫诺夫报告，战争最初时分，加夫里洛夫居住的房子里落下一颗炸弹，少校及其家属当场牺牲了。
科洛米耶茨的消息现在推翻了这种说法。加夫里洛夫并没有死，他正是德军报告里所说的东堡的那位少校。
我向科洛米耶茨询问了加夫里洛夫后来的情况。他说，战斗最后那天他始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团长，不过后来他被俘后曾听东堡防区的战友说，当敌人突入当地时，为了不被法西斯匪徒生俘，加夫里洛夫少校大概开枪自尽了。
这样，德军报告中关于少校已死的说法，现在已得到了东堡一个保卫者的证实。
就在我那次访问布列斯特州期间，我来到别洛维查森林附近的小城卡缅涅茨，在当地一家区门诊所里我见到了医生沃罗诺维奇。沃罗诺维奇没有参加过要塞保卫战，但他是军医，所以战争开始后不几天便在边境附近被俘了。希特勒匪徒把他解往布列斯特南镇的战俘营，马捷沃相、马赫纳奇以及布列斯特要塞的其他许多保卫者也关押在那里。
在战俘营医院，沃罗诺维奇和我军全体被俘医生一道，为受伤的指战员进行治疗。正因为如此；当我向沃罗诺维奇医生打听，他医治过哪些布列斯特保卫战参加者，据他们讲这次保卫战究竟行续了多久。他向我介绍了下面的情况。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天，而且沃罗诺维奇一再强调这个日期绝不会错，他和其他医生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希特劫匪徒把在要塞里刚刚俘虏的少校送进了战俘营医院。被俘的少校穿着一身军官服装，但衣衫已破烂不堪，满脸被硝烟和尘土染得默黑，长满了胡须。他身负战伤，昏迷不醒，看起来已极度衰弱，确确实实瘦成了皮包骨头。他甚至连东西都不会吞咽：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只好给他灌食，可想而知，他已虚弱到何等程度。
但是，那些俘虏了他并把他押到战俘营的德军士兵告诉医生。就是这个生命垂危的人，在一小时之前，当他们在要塞的一个掩蔽部里发现他时，仍在孤军奋战，向他们投手榴弹，用手枪射击，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希特勒匪徒。谈及此事时，他们油然流露出敬佩的神色，毫不掩饰地对苏军指挥员的精神力量表示惊叹，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完全是出于对战俘勇敢的景仰。据沃罗诺维奇说，后来有好几天，不少希特勒军官竟专程从布列斯特乘车来到战俘营，想一睹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如此惊人勇敢、顽强不屈的英雄的风采。
我向沃罗诺维奇医生打听这位少校的姓名，遗憾的是，他把姓名忘了。于是，我象同科洛米耶茨交谈时一样，开始把名单中的几个少校的名字—一列举出来。突然，沃罗诺维奇说，他现在治楚地记起，战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