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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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民的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结论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谈不上的，必须由领袖原则来代替。第三帝国要采用普鲁士军队的极权主义：“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对上必须负责任。”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实际上将只提供建议？？不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它们是工作机构而不是表＇90＇决机器。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凝视着窗外列赫河那边鲜花盛开的果园，或者后来在1925—1926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高耸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他的家乡奥地利，一边向忠实的鲁道夫·赫斯滔滔不绝地进行口授，一边梦想着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础上建立而且要以铁腕来统治的第三帝国的时候，令人毛骨惊然地赤裸裸记录下来的思想。总有一天，他将建立和统治这一第三帝国，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有史以来许许多多表面看来似乎出身低贱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过去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一个精选民族统一起来。他要纯洁他们的种族。他要使他们强大。他要使他们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吗？一种虐待狂的幻想吗？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吗？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吗？这些成分都有。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一些。因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第三帝国的历史根源
纳粹党每年9 月初在纽伦堡举行大会，在那些情绪兴奋、如醉如狂的日子里，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贩在叫卖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91＇麦在1871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令名。第三帝国如希特勒当初所保证的一样，恢复了这种名誉。因此，希特勒的德国被说成是过去一切——至少是过去的荣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处于300 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就是这种缺乏民族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的发展，使得德国历史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权上的统一之外，在16和17世纪里，还有宗教改革以后发生的宗教分歧这个祸害。本书没有篇幅来充分叙述马丁·路德这个做了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发动德国宗教改革的萨克森农民对德国人和他们以后的历史的巨大影响。但是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伟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这个野蛮的反犹主义者和痛恨罗马的人，这个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优秀品质又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恶劣品质的人（他既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又诚实、单纯、律己严格，对于求知、对于音乐、对于诗歌、对于良心的正直都有强烈的要求），对德国人的生活的影响，不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其深刻的程度和决定性的作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丁·路德通过他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不仅造成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后还教导他们——至少在宗教方面——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于他的宣教而引起的农民暴动中，路德站在王公贵族一边，而且他热烈拥护政治上的专制政体，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乡上的极权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知觉惊人的迟钝，性格特别的驯顺。更糟糕的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不仅阶级之间，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个王室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无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锐化。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在好几个世纪内不能实现统一。
三十年战争和该战争于1648年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德国带来了最后一场奇灾大祸，这次打击之甚，使得德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完全恢复过来。这次战争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大战，它开始的时候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的冲突，到快结束时已变质一边是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边是天主教的法＇92＇国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间的一场混乱的王室冲突。德国全境受到了野蛮的战争的洗劫，市崖萧条，田野荒芜，生灵涂炭，十室九空。据估计，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德国人死了1/3。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未来的为害之甚几乎不亚于战争本身。站在法国和瑞典一边的德国王公诸侯成了他们小小领域内的绝对统治者，他们为数约有350 个，而对这些王公诸侯而言，皇帝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傀儡而已。
15世纪末叶和16世纪初叶席卷德国全国的要求改革和启蒙的浪潮这时受到了压制。而在那个时期里，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封建主义在那里已经消亡，艺术和商业非常发达。即使在农村里，德国农民也取得了比英法农民更多的自由。的确，在16世纪初叶，德国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现在，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国又陷于莫斯科公国式的野蛮落后状态。农奴制度又恢复了，甚至扩大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个制度的地方。城市丧失了自治的权利。农民们，工人们，甚至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诸侯的穷凶极恶的剥削，处于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
对学问和艺术的探索，完全陷于停顿。贪婪的统治者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毫无感情的，他们彻底扑灭了臣民中间这种情绪的任何表现。文明在德国停止了发展。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德国“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中世纪式的混乱和软弱的水平上”。经过这次挫折，德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统治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而在17和18世纪在英国取得迅速进展、在1789年在法国爆发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
议会统治思想，在德国却根本没有萌芽。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这种落后状态，使德国隔绝于西方其他国家，也落后干西方其他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为这么多小国家，同欧洲的思想和发展的潮流完全隔绝。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要了解德国人民以后走上的自取灭亡的道路和决定这条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状态，必须记住这一点。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之东。随着19世纪的消逝——在这个世纪里，法兰克福一些思想混乱、性格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企图在1848—1849年建立一个有点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惜失败＇93＇了——普鲁士开始掌握德国的命运。
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几乎好像是个历史的畸儿。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多沙的荒地上一个边疆国家勃兰登堡。这些荒地都是11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不过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兰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这种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国家岁收有2/3 一一有时多达5/6 ——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米拉波曾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甚至康德也宣传，义务要求压制人情，而普鲁士诗人维利巴耳德·亚历克西斯就歌颂人民在霍亨佐伦玉室统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欢这种情况的莱辛看来，“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在现代德国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一种主宰种族。他们占据了从斯拉夫人手里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庄园，经营农业，在庄园里干活的就是这些斯拉夫人，后者成了同西方农奴完全不同的一种无地农奴。普鲁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欧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欧，占有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贡品，农民虽然常常处于农奴的地位，但是仍旧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如此——逐步赎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农民是社会中一个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虽＇94＇然有他们的种种缺点，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种教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他们优雅的举止、思想和艺术中看到。
而普鲁士的容克却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他们经营规模很大的庄园，工作极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厂主。他们对待无地农民完全像奴隶一般。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他们是绝对的主人。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方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残酷无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这最后一点，有些德国历史学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奥托·冯·俾斯麦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政治天才，这个宣传“铁和血”的人，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结束了为时几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鲁士国家，或者可以称为普鲁士德国。我们时代的德国，就是俾斯麦一手创造的，它是近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人民天赋优异、精力充沛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跌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一直到1945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来似乎已经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这么说，现在恐怕为时尚嫌过早。
“当前的重大问题，”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一1848—1849年的人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话得说回来，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俾斯麦的目的是要扼杀自由主义，扶植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容克、军队、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国能与奥地利相抗衡，不仅成为日耳曼人中间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他在普鲁士议会对议员们说，“而是它的武力。”
俾斯麦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加强普鲁士军队；在议会拒绝增加军队拨款以后，他就自己设法筹钱，最后解散了议会。军队加强了以后，他就进行了连续三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是1864年进攻丹麦，结果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归德国统治。第二次战争是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它的后果非常深远。奥地利几百年来一直是日耳曼人国家中领袖群伦的国家，经此一战，就再也不能过问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麦不许它参加他现在着手＇95＇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
“在1866年，”著名的德国政治学者威廉·罗普克曾经写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 普鲁士干脆兼并了美因河以北曾经同它作战过的所有日耳曼人国家，唯一例外是萨克森。这些国家包括汉诺威、黑森、拿骚、法兰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国。至于美因河以北的所有其他国家，则都被迫参加了北德意志邦联。现在版图已从莱因河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