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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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踩道
活动于辽河流域的“老北风”也是这样。“老北风”，名叫张海天，原名张贺年，辽宁海城人。他年轻时在警察分所当杂差，因不堪忍受所长的打骂而落草为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宁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对此悲愤填膺，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并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的报号就含有抗日杀敌的深意。“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出牌如何，因而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意思。
还有一些，如东北临江的“仁义军”、“余共仇”、蒙江的“保国军”、浑江的“战东洋”、“压东洋”等也是如此。
事件
有的是因为某件事情特殊而值得纪念，遂决定了这个匪首的报号。如“傅殿臣”、“铁磨头”等。
“傅殿臣”原名傅学文，盘石县凉水台子人，年轻时是一个地主家的伙计，因羡慕土匪吃喝自由，就与几个人结伙为匪。为了决定谁当头领，他们弄了几个粪箕子，上面放个凳子，谁坐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傅学文，他上去坐住了，还挺稳当，就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殿，干脆就报号‘殿臣’吧。”
土匪“烂手”，行动中手被打烂。
“铁磨头”，名叫许铁英，又名许钟琪，河北永年县的巨匪。1938年初，他率众到西杨庄一带抢劫，与当地匪首“暴团长”发生冲突。许被对方连击五枪未中，狼狈逃回。同伙奉承他说，连击五枪未伤一根毫毛，真是铁做的头。从此，许匪就得意地自号为“铁磨头”了。
“顺风耳”，也是因为一件事引起的。年轻时，他因枪法好，被一个大户人家请去看果园。果园虽然很大，但他能够听风辨声，只要贴着树一听就能知道。主人的二儿子刚从外地回来，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就在晚上前去试探。夜深时分，“顺风耳”听到有草和树叶的响声，知道有人摘果，就说：“行了，摘几个你就走吧！”主人的儿子以为他只是在瞎诈唬，没理他，继续摘。“顺风耳”接着又说。“你走不走？”但还是不见动静。他心里火了，顺手发出一支袖箭，当即撂倒了“偷货”果子的人。由于他是护园，主人并未怪罪他，主人的二儿子养了几天也就好了。后来，他落草为匪，因耳朵好使，就报号“顺风耳”。
再如“包打一面”。他原是一个绺子的炮头，没有报号。后来在一次砸窑途中被官兵包围，他让大掌柜的领人先走，自己则躲在一棵歪脖子树后面，手持双枪阻挡官兵，打到天亮，官兵也没摸上来。不久，大当家的病死了，他被举为匪首。报个什么号呢？有人提议说。“那次你不是一个人断后阻击官兵，包打一面吗？干脆就叫‘包打一面’吧！”他听了，非常乐意，于是这个名号就叫开了。
其他如“刘不开面”，是在处罚了他的起局好友之后叫开的；“打得好”，是因一次仗打得特别漂亮而得名的。都是因事而起的报号。
速度
因行动神速而命名。如“穿山甲”，有一次，他独自一人砸了响窑，劫走金银大洋一背包，护院的家丁发现后，穷追猛赶。他飞树跳林，穿山过涧，行走异常迅速，很快甩开了家丁。因此，他就报号“穿山甲”。浑江匪首曲振广手下有50余名匪徒，长年奔命于深山老林之中，行走飞快，好象急风骤雨时的滚地惊雷一样，稍纵即逝，因之报号“滚地雷”。
其他还有“草上飞”、“冰上飞”、“岗溜子”、“旋风队”、“一股风”、“快马林三”等。
动物
以猛禽烈兽报号，给人一种凶悍勇武的感觉。比如“云中雁”、“座山雕”、“金翅雕”、“九头鸟”、“钻天鹞子”、“铁公鸡”、“野马”、“飞虎”、“下山虎”、“穿山虎”、“坐地虎”、“山豹子”、“野狼”、“压江龙”、“金龙”、“飞龙”、“黑龙”。
座山雕被擒
愿望
有的土匪以自己的希望来报号，如希望威武凶猛的就起名“南霸天”、“北霸天”、“活阎王”、“大威”、“铁雷”、“许大马棒”等。祈求出击胜利的，就报号“双胜”、“全胜”、“常胜”、“万胜”等。想望发财走运的就直接以金银财宝之类来起名报号。如“金局”、“银堆”、“宝胜”、“宝全”、“财神爷”、“开门宝”、“财源茂”、“达三江”等。想讨个吉利，要个好名声希望与人和睦相处的，就起个“君子仁”、“君子义”、“仁合”、“天下好”、“大家好”、“半拉好”、“哥俩好”、“西来好”、“南来好”、“青山好”、“绿林好”之类的报号。
土匪的信仰和习俗衣食住行
五衣食住行
土匪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饱受凌辱和盘剥，内心充满了对上层社会的愤恨和忌妒，落草为寇以后，他们就通过疯狂的烧杀淫掠的暴行向不公平的社会进行变态的报复。除了一些政治土匪外，一般的匪徒都无所谓什么社会理想，他们既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自然也不可能描画出新的社会蓝图。他们心中所渴望的迷梦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达官贵人一样，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时，哪管别人也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只有受不完的饥寒交迫。这种对现实不平等的愤恨以及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幻想，在土匪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1、服饰
我们先来看看土匪的服饰。俗语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土匪不事生产，一切物品都掠之于他人，服装、鞋帽也不例外。他们走一路抢一路，不管是什么锦缎丝绸，只要色彩艳丽，就往身上一穿，感觉良好地到处耀武扬威。所以，土匪服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衣着的华丽，而不顾其千奇百怪的形态与整体感的缺乏。这种杂乱无章的服饰，也是匪徒们久遭压抑的灵魂和心态的扭曲的反映。虽然这些漂亮的衣服都是抢掠而来的，但他们却终于有了一个充分显示自己特色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华美的服饰，从而满足期待已久的模拟达官贵人的幻想。比如，白朗匪军攻入甘肃后，其部下曾将前清翎顶、蟒袍、马褂穿戴整齐，在大雨泥泞中跑来跑去，样子颇为滑稽。当他们架票得到勒赎时，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购买哪些东西来打扮自己，比如带毛皮领的锦缎上衣、丝绸裤子、崭新的外国皮靴、珠宝和眼镜等。1920年，“老占东”匪部攻陷佳木斯，匪徒们抢来服饰，个个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把女人的花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上其它颜色的衣服；有穿皮大氅的，有穿皮大袄的，有穿长袍马褂的；头上的帽子有貉壳的，有狐狸皮的，有毡帽头，还有缎子面帽头顶上带个红色帽搭疙瘩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乍看起来真像正月里的大秧歌队（参见李春科《张学良怒铡老占东》。）。
第二、土匪对制服和洋装的兴趣。因为制服象征着出类拔萃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制服的颜色、款式、镶边、纽扣好像都显示了一种威风，他们借此来表明自己也成了体面之人，而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九流末徒。曾被土匪绑架过的厄普顿·克洛斯于《在笑脸佛陀的土地上》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发现：那些匪徒“穿着六、七种制服——军服、警服、列车员制服、学生服、甚至童子军服——可是没人有一套完整的制服，不管是哪一种。”（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土匪，不失聪明地发现，洋人好像特别受到政府显要们的尊敬甚至畏惧。因此，他们绑了洋票以后，总是喜欢体验一下身着洋装的感觉。曾被匪徒绑票的霍华德在《和中国土匪相处的十周》中记述说：“每天……首领跳下来脱我的夜礼服，穿上皮尔斯的浅黄褐色的、袖口有花哨的波纹的驼毛晨服；再把布卢的军帽歪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跳上甲板发号施令。”（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在河南的一个匪帮里，也有俘虏发现，匪徒们“特别喜欢穿上进口的内衣，然后像野人一样四处奔跑。”（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第三、土匪对女性服饰的兴趣。对于这一点，别林斯里归因于女性服饰色彩的艳丽，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性饥渴的外在表现，是性心理和性欲望的变态的满足。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后者，因为土匪圈里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他们对性的占有多是暴力强迫。平时蜷缩在匪窝里，是难以见到异性的，于是就产生了对女性饰物的恋物癖，这是一种性心理的变态表现。临城劫车案中，一个被俘者就发现，他的大多数东西土匪都没有动，只是拿走了他妻子的白鞋子和白帽子；另一位女士则注意到，他们特别垂涎于她的绿玉色拖鞋和晨衣上的粉红色丝带。被俘的美国人露公·奥尔德里奇小姐在《与中国土匪共度周末》中写到：“我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国人头上戴着麦克法登小姐的那顶蓝色乔其纱帽子，帽上的羽毛在微风中飘动……他还炫耀两串蓝色的念珠……马蒂尔达后来告诉我，她看见一个年轻匪徒戴着我的带有花边的奶罩……”（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吃粥的土匪
2、饮食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穿戴，因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各有所异，但与本地居民的服饰相差并不很大，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土匪饮食方面的特点。由于土匪行业的与众不同，决定了其饮食方面的独特性——美酒佳肴与冷劣饭菜并存。匪帮里有首歌谣可以作为佐证：“打梗米，骂白面，不打不骂‘星星散’（小米饭）。”匪徒们抢劫成功后，就暴饮暴食，尽享酒肉佳肴。今天要吃“漂洋子”（饺子）或“翻张子”（油饼），明天又要吃“翘脚子”（小鸡）或“江错儿”（猪肉）。但他们平时吃的也只是一些极普通的饭菜，遇到被官兵追捕的时候，就只有风餐露宿，甚至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土匪的食物通常只有小米、高粱饼、煮玉米等，在南方有大米，吃的是冷的，而且常常发霉。其生活并不像有些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他们能有一顿饱饭吃就不错了。
3、居住
接着，我们再看土匪的居住情况。虽然各地土匪因活动区域、实力强弱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地处隐秘、高墙重垒却是其共同特点。土匪既以暴力来蹂躏社会、对抗官府，当然也会受到他人的顽强抵抗和官兵的武力镇压，这样，注重安全就成了他们选择住所的首要考虑。
长年在山区活动的土匪，一般都出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密林大山里，而且多处于数省或数县的交界地带，地方政府鞭长莫及。他们盘踞在山林的险要地带，建有易守难攻的山寨。如桐柏山区的著名匪穴“母猪峡”，就是个天然要塞，它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与外面相通，而它又处在附近六个县的交界地带，便于出袭，也利于逃避。1913年，白朗在这里设伏打败了前来剿匪的张锡元；10年以后，“老洋人”的兵匪遭到吴佩孚军队的追杀，也逃到这里避难休整。广西平南县大桂山匪巢，方圆数十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深沟，长几里，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崖下沟边是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打不到，火烧不着。湘西匪酋师兴周盘踞的八面山也是异常险要之地，只有四条山路可以直通山顶，沿途尽是峭壁悬崖，匪徒们又在山岩路口和岩梯上设有闸门、碉堡，堆集大量滚木擂石，易守难攻。湘西另一匪酋龙妹堂隐身的两羊山，是一个天然的独立山区，为万溶江的两大支流所合抱，形成一个独立的山岛，岛上洞壑危岩，交错钩连，边缘是峭壁深渊。境内两座对立的奇峰高耸入云，形如斗羊；中部凹下，形成了7条长垅和两块小盆地，与外地相通的只有5条深谷溪水和一条崎岖险路，确是险要天成。加之此地与外地相距甚远，故明清两朝以至民国初年，统治者都视之为“不可王化之生界”。龙匪占据此地后，虽有官兵来剿，但见此天险，也多是望而生畏，兴叹而还。永顺地区的匪首李兰初占据的云岩山五连洞，高山突兀，云雾缭绕，五个天然洞穴并排于山腰悬崖之间，洞下是万丈深渊，洞中又筑堡屯粮，实为难破的天险。李匪曾吹嘘：“要破五连洞，除非搬来齐天大圣！”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匪部，其大本营抱犊崮的上端是突出的悬崖绝壁，顶上宽平，广数顷，过去为耕种崮顶田地，由于路险，牵不上牛去，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了再用它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其状宛如茶杯倒置，周围尽是峭壁，只有北面一线鸟道可通。鸟道中间最险处，凭石匠凿的半环形扒手，方可手脚并用，攀援而上。其余都是峭立的绝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闽南土匪高为国的老巢福山腰也是一处隐秘的险要之地。它背靠双阳山，山高林密，洞穴密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匪在此建有炮台一座，架设大炮一尊；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吕铺，第二道防线在福山腰村前，第三道防线在村子的前后左右，每道防线都安设有电网，建有防御工事。村后双阳山上密林掩映，大小石洞不计其数。山岗有一特大岩洞，可容上百人，经高匪整修，分为上下两层，作为秘密据点，这里极为隐秘，一般人是找不到的。行踪诡秘、狡猾无比的东北惯匪“座山雕”，其老巢隐藏于林海雪原之中，军阀张作霖和日本侵略军也未对付得了他，就是杨子荣所在的部队也花了数月时间才找到他的踪迹，从而将其智擒。
平原地区的土匪则大修工事，高筑堡垒，建立独立王国，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如东北土匪杜立三盘踞的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三县的边缘，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就是一个深沟高垒、难以攻陷的匪穴。雁北乔日成匪帮的驻地新堡，四周筑有土围墙，墙的上部和腰部有散兵掩体，挖有射口；下部地面统有交通战壕，壕上盖木板堆土掩盖，战壕通向堡墙外，有射口，出击暗道，与堡墙外的伏地碉堡相连；堡内匪军院落修有地道，同堡墙内的交通战场相通。这样，就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火力交叉网，易守难攻。旧有“土匪王国”之称的豫西，其中心就被称为“有围墙的匪都”。据说，许多村寨都更像要塞，而不像和平的城镇。
海盗一般以沿海地势险要、舟楫方便的沿海岛屿为巢穴，如为害南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