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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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见，美方想平息这场争论，办法是强调让中方看自己的行动，中方也准备表明立场后看美方的实际表现，双方在交涉中都留有余地。从事后看，卡特政府的表现基本上还比较谨慎，但美国是“一国三公”，总统管不了国会，而且卡特总统在位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许下的诺言，下届总统也不当回事，而《与台湾关系法》一旦成了法律，就成了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台独”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法律依据”，因此它是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随时会掀起风浪。这是伍德科克大使任期内最感头痛但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美国大使在北京喜结良缘

　　　　伍德科克到北京任联络处主任前，已与前妻分居15年之久，尚未办离婚手续。到北京后，他与在联络处内工作的护士姗伦相识，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情投意合，不到一年就互订终身。伍德科克遂于1978年1月初返回美国，一方面是述职，并挑选接替他的副手丁大卫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催促万斯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早下决心。其次是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在美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讨论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他告诉韩叙，已挑选了芮效俭做他的副手，不久将赴中国任职（后来此人当了驻中国大使）。还坦言告诉他此行也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新的对象是联络处内的姗伦小姐，回北京后就结婚。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抵北京，立即到美国联络处附近的中国民事机构办理结婚手续。4月12日他通知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此事在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一时传为佳话。外交部有几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别具一格的喜庆宴会。黄华外长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1套，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姗伦39岁，比伍德科克小20多岁，温文尔雅，俏丽端庄。伍德科克老年得佳偶，满脸笑容，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公开抨击里根反华言论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亲台湾、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他要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主张。这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年8月26日，伍德科克大使认为有必要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点名批评里根的言论不当。他说：他感到难以理解里根先生目前对台湾的立场，中美有关协议已排除了美国在台湾设立官方机构的可能性，里根重提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精心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处于特别敏感的时期，将有严重削弱美国国际地位的风险，如里根当选后实施其“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发生危机。作为一位大使，公开抨击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言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公开批评他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这次讲话引起了里根阵营的强烈反应，他们指责这位大使出言不当。卡特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站出来表态，说伍德科克的观点，就是政府的观点。接着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发表类似讲话，为伍德科克撑腰。　　　　
　　　　这次争吵风波不久，里根竞选成功，注定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伍德科克的厄运也就到了。里根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布什都记着这笔账，寻机报复。1981年1月，里根总统刚上台，伍德科克就接到了离任通知。此前国务院曾建议让伍德科克再留任一段时间，以免出现空挡，不利两国关系，但里根拒不采纳这一建议。伍德科克只好开始为离任进行辞行活动。　　　　
　　　　2月13日，伍德科克大使夫妇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乡。当时他正逢70岁寿辰，从此过起了退休生活。


第二部分具有传奇经历的恒安石大使

　　　　1981年5月底，经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美国政府才物色到一位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由于恒安石当时还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7月中旬才能离任，因此一直到当年9月他才到北京就任。这期间中美之间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甚至到了要关系倒退的地步。恒安石可算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算是半个中国人”　　　　
　　　　恒安石的经历颇不平凡，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缘分。　　　　
　　　　恒安石于1920年6月1日生在中国山西省汾阳县。他的父亲中文译名为恒慕义，原为德国后裔，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恒安石的母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恒慕义夫妇二人于1910年到山西汾阳，为基督教教会办学。恒慕义担任汾阳“铭义中学”的校长。1923年，恒安石3岁时，其父移居北京，在东四头条“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1928年恒安石随父母返美，其父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他连任此职达30多年。恒安石也随父母同住华盛顿，后去费城读高中。中学毕业后，恒安石考入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他在学校不太安分守己，仅待了一年半即辍学，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他在两年内先后当过推销员、医院看护以及干其他杂活，过着游移不定、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年9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踏上返回中国旅程。恒安石先到北京，其父则因有变故而未来成（国会图书馆鉴于中国局势紧张中途将恒安石之父召回美国）。恒安石在北京成了孤身一人，先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为了糊口又在“辅仁男子中学”教英文。　　　　
　　　　1941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拘留营　　　　
　　　　当时的北京已沦落在日本铁蹄之下，恒安石开始并未受到日本人迫害，但1941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日进入战争状态，恒安石被日本人作为“敌国国民”加以拘留。与恒安石同时落难的还有一大批美欧等国侨民，他们原来分别住在北京和天津各地，包括司徒雷登校长（燕京大学）和许多美、英教授以及中国教职员工，均被日本宪兵抓获，先押禁于燕京大学临湖轩和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然后分别加以处理：大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回家；一部分中国教授转押至北京北新桥胡同日本陆军监狱；美、英、法、荷等国籍侨民3000余人被押往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恒安石也在其中。顺便提到，1941年日军占领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后，把9万多美、英战俘经过“死亡之旅”（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惨死旅途，因而被英美媒体称为“死亡之旅”）押往中国东北的奉天（即今沈阳市），投入“奉天俘虏收容所”。不管是“潍县拘留营”，还是“奉天收容所”，都由日军严格看管，不但居住条件恶劣、饮食难以保证，且受到日军人格羞辱和残酷刑讯，很多人死于非命，也有因逃亡不成被追回而遭枪杀者。但“拘留营”和“收容所”难友在中国人的协助下，都能同外界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或协助策应逃亡。


第二部分逃出魔爪，参加抗日游击队

　　　　恒安石在潍县拘留所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在英国难友的安排策划和中国人的协助下，于1944年5月成功逃出魔爪，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昌邑一带和胶济铁路沿线进行抗日活动。恒安石与中方人员交谈时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这些苦难经历，晚年退休后也曾想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出版，留给后世。但“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未能完成此一心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恒安石与游击队一起一直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与这些抗日战士一起生活，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部队缺衣少食，终日奔波，他在这些日子里得了哮喘病，以后这一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游击队中肩负协助仍被拘留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在行军之余也教战士英文。作者1984年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曾收到一位山东老乡的来信，说他曾与恒安石在同一游击队战斗过，很想再见他一面，共叙旧谊。我当时已准备赴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基本脱离了岗位，只好将来信交上级处理，因此不知来信者是否如愿以偿。我相信他们已取得了联系。　　　　
　　　　作者与恒安石成了“校友”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他结束了在华长达六年的传奇经历，回到美国，加入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考入在华盛顿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简称SAIS（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后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取得硕士学位。1981年作者本人也在SAIS学习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他这时已在中国当大使，我从SAIS回到外交部美大司后，恒安石与我在外交场合见面，显得格外亲切，称我为他的“校友”，他还戏称在美国驻华使馆里还有几位SAIS毕业生，他要组织一个“SAIS校友会”，要拉我入会，他自告奋勇愿当第一任会长。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如此，“校友”这层关系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还是多了一个积极因素。　　　　
　　　　恒安石之名由何而来？开始我们都以为从其英文名字的谐音转变而来，这是美国“中国通”的通行做法，恒安石应当也不例外。但据金先宏先生在其《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一书中披露，据恒安石自己解释，除了“恒安石”与英文名字谐音相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父亲叫恒慕义，他只能也姓“恒”，另外，他喜欢北宋时期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于是取名“恒安石”。这一来历使他与中国又多了一份文化情缘。


第二部分新任驻华大使走马上任

　　　　恒安石被宣布为驻华大使人选后，1981年7月19日刚从巴基斯坦返国，就忙于准备出席7月22日召开的参院外委会任命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主席之位由极右势力的代言人赫尔姆斯把持已达八年之久，他的绰号是“No。·赫尔姆斯”（意即他对各种正当提议或任命总是说“不”）或“长满尖刺的豪猪”（意即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专门为极右势力当喉舌，令人望而生厌。令恒安石高兴的是，刚巧这时赫尔姆斯失去了外委会主席的位子，恒庆幸自己的任命有可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赫尔姆斯事前已向恒安石提出20个问题，恒安石非常聪明，将问题全交国务院远东司，由他们逐条拟出答复稿，恒安石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材料交给赫尔姆斯。这一办法果然奏效，省去了好多麻烦。但听证会上还是受到一些口头追问，恒安石按口径讲了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是重要的大国，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双方不但应有外交关系，还应建立起军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恒安石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他已了解到，里根总统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缓和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已决定要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高级技术和防御性武器。这一决策原本是黑格国务卿提出的，已得到总统认可。当议员问到如何处理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时，恒安石也按国务院的标准答案作复。他说，美国不应插手目前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总的来说，这次听证会没有使恒安石作难，参院外委会顺利通过了恒安石的任命。　　　　
　　　　恒安石到任后，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主管美国的官员，双方安排了恒安石的活动日程。按照次序，9月18日，他先会见了当时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接着于9月24日正式向邓颖超副委员长递交国书。随后，他又先后会见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各部委的负责人。恒在会见邓颖超副委员长时说，他很怀念周总理，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印象很深，认为他在中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个伟人，但遗憾的是，那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会见周总理。他在会见以上人士时均表示，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希望得到中方的协助。　　　　
　　　　《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双方激烈讨价还价　　　　
　　　　恒安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中美间的一次重大危机，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严重较量。　　　　
　　　　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更为愤慨，决定在此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一场斗争，目标是要美国限期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第一方案。如果达不到，至少也要使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并逐步削减至完全停止。　　　　
　　　　美国售台武器是中美建交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建交时中方已明确指出，以后还要提出此问题由双方讨论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建交原则。198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又多次发表亲台言论，引起中方严重关切。里根入主白宫后，又酝酿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斗争是美方挑起的。　　　　
　　　　第一轮交锋是1981年6月中方邀请黑格国务卿访华。美方拟用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转让技术的措施，来换取中方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以明确的语言打掉了美方的上述幻想。第二轮交锋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举行的。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10月底黄华外长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里根与黑格，重申上述要求。　　　　
　　　　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同意从1981年12月4日起双方在北京开始外交谈判，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先后为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美方代表为恒安石大使。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谈判的工作。会谈开始时，中方先打出一个公报草案，明确要美方承诺：（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2）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限定时期内完全停止。恒安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同意前述第一点，但拒不接受第二点，还把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条件。双方在此问题上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第二部分美方做出妥协，谈判走出僵局

　　　　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中方接待了布什，邓小平向布什讲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多次争论和磋商，终于决定做出一定让步。1982年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向邓小平转交一封里根总统的信，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自己的方案，把“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以及要逐步减少和导致最后的解决写了进去。美方还写上，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