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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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延安后，中央教导大队对此事进行了表扬。中央书记处张闻天还亲临大队会场讲话，表扬战士们在金锁关战斗中勇敢护卫首长及重要文件、物资的精神。
　　不仅如此，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选调了业务水平较高、警卫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西安、兰州、武汉、桂林、秋林等地，担负警卫八路军办事处的任务。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边区举行武装进攻。在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中央军委警卫营曾奉命抽三、四连各一部，到甘泉构筑工事，布置边防警戒，防止洛川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随后，又由副营长伍德安带领三、四连到延安东北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布置警戒，防止敌何劭南部的进攻。并由李连富带领一个连到劳山担任护路警戒，保证了中央首长顺利地通过劳山。同时，为了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和首长的安全，部分调整了首长住地警戒。1939年10月、12月，三连先后将蓝家坪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的全部警卫任务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而将三连调到杨家岭接替二连所担负的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将二连由杨家岭调至王家坪保卫军委机关。三连于九月份到杨家岭后，直至1941年11月为止，于毛泽东门口、窑顶、附近路口等地共设八个固定哨位。
　　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犯，中央教导大队奉命抽出部分连队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县修筑工事，部署警戒。随后，中央教导大队又在延安以东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派出一个班到两个班至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周恩来副主席、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护送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新四军工作。途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同时，中央教导大队还挑选了一批政治思想好，有些文化基础，具有一定作战、警卫经验和业务水平较高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武汉、桂林、兰州、南京、重庆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卫任务。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还选派了随身警卫。1940年底，中央教导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莫异明带一个排，担负护送中央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到华东新四军去工作。由于干部战士对工作认真负责，保证了这些同志途中的安全，完成了护送任务。1941年1月，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由延安经西安办事处到苏北新四军工作，大队长吴烈带领两个班乘四辆卡车护送他们安全到达西安办事处。
　　“好好学习”
　　为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在部队扩编后，于1939年9月，大队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其中心任务是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严格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进一步发挥党员的作用，以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会议通过了党的工作计划。
　　中央教导大队的领导们认识到，扩编后虽然部队是巩固的，并胜利地完成了警卫、生产任务，但是还存在和发生着许多新的问题。
　　由于中央十分重视这支部队的建设，由于保卫中央的任务要求部队在组织上必须绝对纯洁和政治上必须可靠，因而从各单位调来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工农出身的同志，其中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是党员，并有一部分是经过一定的实际斗争的考验，有的打过战，有的担负过警卫任务，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敌人做过斗争。
　　这些都说明了中央教导大队的政治质量是相当高的，是足以担负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的。但是保卫中央的任务不但要求部队组织上纯洁，还要求部队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要求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要求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否则是不可能完成保卫中央的任务的。甚至几十年以来，这支部队都坚持这一条原则而毫不动摇。
　　而在扩编后，部队思想上、纪律上所存在的问题，是与警卫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就是由于部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思想水平不一，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扩编初期，部队思想上是不够稳定的。从中央工校调来的工人出身的部分同志，希望继续上学，不安心于警卫工作，错误地认为“好人不当兵”，扛枪、站岗没有前途。特别是在某些干部中，还存在着军阀主义作风，战士中存在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纪律松弛的倾向。同时，部队中有些同志，由于对时局形势和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而存在着只要阶级斗争，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国共合作表现不满，而部队所担负的警卫中央的任务和护送首长往返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正要求干部、战士要有明确的政策观念。
　　以上这些随着时局演变和部队扩编所带来的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否则必将影响警卫任务的完成。
　　为了迅速有效地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违犯纪律的行为，中央教导大队便在部队中进行了关于党的路线、政策，关于工人阶级与武装斗争，关于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的教育。教育中着重从下面讲清道理，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想，基本上纠正了各种模糊观念，统一了认识。同时也严格整顿了部队的纪律。
　　通过教育整顿，部队的思想情绪渐渐稳定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部队更加团结和巩固了，为以后的训练、生产、警卫任务的完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央教导大队一直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成长进步。
　　1940年2月7日，天气格外好，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停地忙碌着，因为这一天是大队成立二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会来，吴玉章等首长会来。
　　很早，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身着整洁的灰色军装，佩带着手枪、步枪、轻机枪，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站在枣园沟口内的操场上，等待着首长们的到来。
　　上午9时许，毛泽东、陈云、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央首长相继来到会场。每年开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听他们的情况总结，看看他们的成绩展览，出席他们的文艺晚会，和战士们一起吃饭、谈心、讲形势。每逢警卫战士们围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总是欢歌笑语响成一片，营区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特别是每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都要给警卫战士们题词。看到毛泽东，官兵们想起了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去年2月7日，毛泽东等首长也参加了教导队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并题了词。毛泽东那次题的词是：“有文有武”。
　　中央首长们刚到会场，中央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整了整军装，向部队发了一个立正的口令后，快步跑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毛泽东即举手还礼。毛泽东检阅了站在操场上的部队后，就登上了主席台，满脸浮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吴烈向毛泽东报告说：“一切准备好了，大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毛主席说：“准备好了，就开始吧。”吴烈走到台前宣布：“中央教导大队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顿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教导大队政委萧前作了简要的工作、学习和生产的报告后，吴烈对部队说：“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这时，毛泽东在雷鸣般掌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挥了挥手，走到台前，笑着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你们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也很艰苦。你们在生产运动中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超额完成两倍以上的生产任务，还给中央书记处等领导同志代耕，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说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教导大队的全体同志，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希望。可以这样说，你们现在学会了两套本事，一能打仗，二会生产。有了这样的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蒋介石反动派一定会被打垮的。”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党中央希望你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军事技术和警卫水平，克服困难，搞好生产，改善伙食，创造更好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着，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也先后讲了话，对中央教导大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最后，毛泽东亲手把中央办公厅奖给中央教导大队的一面红色锦旗授给了中央教导大队，上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劳动冠军”。中央办公厅还给中央教导大队每人发了一套单衣。
　　同时，林伯渠同志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给开荒种地的干部、战士，颁发了“模范生产工作者”的光荣奖状。会场上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延安的早春乍暖还寒，但中央教导大队的营区里却是欢歌笑语，一片沸腾。会后，毛泽东还为大队出刊的《战斗报》题了字，题字是“好好学习”。毛泽东给警卫战士的题词，在官兵们手中争相传看。那刚劲有力的笔锋墨迹，在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
　　通过这次大会，中央教导大队的官兵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和进步，鼓舞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同时也使大家看到了自己的缺点，更虚心地努力学习，继续进步。特别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大会上所作的指示，更深刻地教育和感动了部队，使大家认清了国内外的形势，清醒了头脑，增强了胜利信心，明确了努力方向，更加感到做一个党中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毛泽东的指示，对解决扩编过程中部队思想上的问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会后，部队上下情绪高涨，许多同志感动地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亲临大会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指示，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努力生产、学习，认真搞好警卫工作，确保首长的安全，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首长的关怀。
　　中央教导大队经过扩编和思想整顿后，虽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是随着警卫任务的加重和进一步承接中央警卫任务的需要，还必须继续扩大警卫力量。为此，于1940年春将骑兵区队扩充为骑兵中队，下设两个区队，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驻地警卫任务，同时担负巡逻、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和看押犯人的任务。到1940年6月18日，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方仲实，政治指导员冉法根，该队1941年在侯家沟担负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警卫任务。1941年1月，又由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曾策，副中队长马英杰，在枣园担负中央社会部等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警卫营又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的任务。1941年11月，警卫营第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军委警卫大队，主要任务是在延安王家坪等处保卫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抗大、解放社、安塞军委二局等。其余部队于1941年11月前往南泥湾进行开荒和打窑洞。

　　朱德差点儿中毒

　　中央警备团指战员们除了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警卫，心还特别细，特别是担心敌人在首长吃饭、喝水时放毒。
　　1940年的一天，警卫营的李树槐跟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线视察。他去了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担心总司令的安全，于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
　　会后，那壶茶被六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原来茶里果然有毒。这并不是李树槐侥幸，而是已经习惯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绝对安全。
　　李树槐是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李子洲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省，有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刘）志丹县，（谢）子长县，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洲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这几位陕北红军的创始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些高级指挥员需要一些语言通、地理熟的当地战士做警卫，高大英俊的李树槐，就当了彭德怀的警卫。陕西有个说法：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米脂县的姑娘漂亮，绥德县的小伙子精神。李树槐就是绥德的汉子，他的妻子张岚恰恰是米脂的婆姨。
　　红军渡黄河东征作战归来，彭德怀把表现出色的李树槐，推荐给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当警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延安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和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著名诗人、《国际歌》词的中文翻译者之一萧三，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警卫英雄李树槐》，使李树槐的名字在警卫人员中不胫而走。
　　李树槐后来又当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卫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毛泽东步入会场，那个为毛泽东掀门帘的，就是李树槐。中共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他随侍过四个。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成立警卫局，这个警卫科便升格为警卫处，李树槐担任处长。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第四章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第四章　张思德的死重于泰山

　　成立中央警备团（1）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将在杨家岭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这时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为王金，政治委员为宋家治。全大队仍为六个中队和一个防空队。但因人员不断被调往前方和各机关、学校，这时全营只有499人了。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延安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了确保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广播电台、新华社和国际友人的警卫，决定加强警卫力量，充实警卫队伍，将保卫中央的中央教导大队和保卫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萧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樊学文任供给处主任。在当时任命的连队干部中有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何有兴、杜泽洲、古远兴等人。
　　成立大会是在10月20日召开的。
　　一条醒目的红布横幅悬挂在侯家沟球场上空。球场的四周插着彩旗，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而热烈。警卫战士张思德所在的军委警卫营（这年的深秋，军委警卫营刚从南泥湾执行生产和警卫任务回到延安，驻在枣园对面的侯家沟）和中央教导大队的干部战士，早早地来到会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会议的开始。
　　这天上午，天气特好。会场虽然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却十分安静。
　　1942年10月初，经军委总参谋部研究，决定将中央
　　军委警卫营、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外称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
　　中央军委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