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旅店-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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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没好气地说：谁？罪犯。
我不知道。我说。看见气馁的奶奶，我一刹那真庆幸自己不懂它们。我希望回到二三年前对这种语言的混沌状态，我不想懂。
我不懂。我又用英语说了一次。这句话，就像爷爷可摘可戴的助听器——可以选择要听的不要听的。
还记得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初来乍到美国最常说的一句英语吗？我不懂英语。那是一种隔离，带着一点弱者的自我保护和一点不礼貌的野蛮，意思是我不要和你讲话。现在她重操旧技，还增加了一层优越感。讲英语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被追究的优越。她在制造优越的隔离。带着一点居高临下，也带着一个外来者的暗示：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我也不懂你们。因此我有豁免权，不受这种文化的约束。
造作，极端的造作。
奶奶转过头，几乎是用哀悼的声音对爷爷说：我的小歌不见了。
对不起，我的生活并不是你们期望的那样，也不是我计划的那样。你能不能停止审判我呢？她用力压制自己冲天的委屈和烫人的愤懑。她眼睛里的委屈和她嘴角的不懈相互竞争着，谁也不肯先退一步。
她的整副表情都在说这是一场冤案，但是她不要求翻案，她原谅人们，只要求人们别来烦她。她突然冲爷爷奶奶大叫：Ｌｅａｖｅｍｅａｌｏｎｅ。
奶奶满眼的问号，又去望爷爷，眼神带着请教的谦恭。这时她进了房间，咣当把门给关上了。那粗暴而野蛮的一声，是对这句奶奶听不懂的英语最形象的解释和强调。
爷爷说：走吧，让孩子单独呆会儿吧。奶奶问她刚才说的是什么？爷爷又说让她自己单独呆会儿吧。我问你她刚才说了什么？我说了，让她单独呆会儿吧。
呆会儿就是呆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叫我起床。她挨紧我的房门，小歌，小歌，她的声音非常谨慎非常紧张，像是唤一个不确定是否还活着的人，叫叫看，能不能给叫活了。还不能太大声地叫，怕活着的人反而给吓死了。
海伦，海伦，你应一声啊，你再不应，我们就进去了噢。
终于里面传出一个孩子气的、不当真的威胁：你们进来，我就走人。
他们进来了，我真的要走了。他们以为我只是搬出去，没想到我一走就是走到美国去。我以一种倦鸟思归的凝重神情对爷爷奶奶说：我想回美国了。
奶奶很委屈，是那种好心被人误解的委屈，转过头对爷爷说：我说她什么了？她就要走。爷爷说：也好。换个环境可以想清楚一些事情。
我想我妈妈了。 爸爸临走前说去吧，大概就是叫我去找妈妈。
第二十七章 我到美国找妈妈（1）
就这样，我又乘上了飞往三藩市的飞机。邻座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稚嫩的目光中流淌着那种反叛，那种揭竿而起的亢奋，那种新鲜，那种等待，我非常熟悉。一会儿摆弄座位上的耳机，一会儿摆弄自己的指甲。我问她：你一个人吗？是的。小姑娘的声音很细，很尖，听得很清楚。我问她，你来美国是……我到美国找妈妈，她回答。然后反问我，你到美国是？我也是到美国找妈妈的，我笑着答。女孩子立刻就笑了，她想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做作呢。显然少年人认为成年人假装清纯比他们假装深沉更加糟糕。但是我知道找妈妈是我来美国的全部目的。我仿佛看见又一个母女重逢的场面正在机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这时机舱里响起《加州旅馆》。这首歌产生于惊艳的！”９７６年。
我记得最后
我向门口跑去
但是我必须
找到我来时的路
别紧张，守夜的人说
我们只是按照程序接待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帐
但你永远也无法离开
离开可以逃避一个人，却不能逃避一种关系。有时候我也想这一切都无所谓，我已经成人可以自我安慰，但我听到“妈妈”这个词时，我知道它有所谓。在妈妈和我的心中，伤痛仍然继续着寻找答案，但很可能找不到。我相信她是爱我的，而我也爱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都没让对方接收到这个信息。这个陌生的异国让我们陌生，然后我们又在异国的陌生中延长了那个陌生。
现在我站在机场大厅，与十二岁那年同一个位置。当年机场的人群在记忆中被抹去了，只留下那个十二岁的白衣少女，她最终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成为一种印象一种信号，来美的早期记忆就这样被激活了。我能看见那个来美国找妈妈的小女孩，目光紧张，神情彷徨，脚步有点垮，像是穿了一双不跟脚的鞋，其实她只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被激活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妈妈。那个刚下飞机的中国女人，一个纯粹的外国人，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抓着自己的命运，畏缩地面对美国呈现在她面前的声势浩大的热情与富裕，莫名的慌张。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中国女人，突然放弃一切，跑到美国从头开始，这本身就意味着慌张。将来在美国怎么办？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决定和美国“将来”上了。
现在这个中国女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很多年了，她在三藩市的小洋房里过着简单而有秩序的生活。美国二十年来像蚂蚁存粮似的一点一滴微薄积累下来的财富，加上大卫的离婚赡养费，现在再像蚂蚁食粮一样，更加微薄地消耗。只要她不决定挥霍，或者决定活得尽可能长寿，她的日子是不难过的。当然她是中国人，这就意味着她很节制，包括对寿命的节制。早晨起来在电子体重磅秤上量一量，根据上面的数字决定这一天的饮食。晚上靠在长沙发上看书。没有什么好书了，她就把以前读的好书再拿出来温习。他们这一代深受俄国文学影响，她少女时代就开始非常喜欢莱蒙托夫的诗，尤其是那首《帆》：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而它，在不安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忘记说了。相信吗？她参加了大卫前妻的读书俱乐部。她们最近在读一本大卫新出的作品，一本小说。大卫的两个前妻头埋着头，想从小说中读出一点他——大卫藏在主人公的哪一个细节、哪一段情景里。读到一点蛛丝马迹，哪怕是男主人公的一个表情，两个埋着的头就会同时抬起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不说，不用说。她们全明白。也许还想从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即使读到了，她们也不抬头，更不说。当然她们还是全明白。两个女人对他爱恋的最真情感，大卫从来没有看到。那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相处有爱屋及乌的投其所好，谈论起大卫及与大卫相关的事物，那么心平气和，那么语重心长。
偶尔她也是后悔离婚的。当她抱着一篮子的衣服从一楼的洗衣房回到两楼的卧室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时，当她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意识到她多准备了一份时，猛来一股子心酸，而更多的时候她是喜欢这种孤独日子的。在美国她一生都在旅途上，嫁给一个异族人，就更不能取消旅行回家了。现在她倒有回家的感觉了。
她还新增了一个爱好，就是在后园里种了一些蔬菜，她像照看玫瑰一样地伺候她的几棵青菜。人孤独的时候只愿意和动物植物交流。也许在这里，她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的亲近之感，但那又何妨呢？她总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可爱亲切的小菜地。
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像是对她前半辈子的纠正。前半辈子的不安生就是为了把安生留给她的后半辈子。
今天她起得特别早，女儿要从中国回来了。她很自然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女儿，从出生到六岁她出国，到十二岁女儿来美，到十八岁去东部上学，再到二十二岁毕业，二十四岁回国。这些年来她一直与照片上的女儿呆在一起，终于她要看见她二十七岁的女儿了。女儿晚上才到，现在还是早上，来得及松弛一下。她这么想。于是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些动作她非常熟悉，这些年她就是这样过来的。
她早早地来到机场，准备着自己。十多年前，她就曾经这样期望过女儿的到来，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对一个十二岁女儿的等待，对一个十八岁远方读书的女儿的等待，对一个二十二岁离婚女儿的等待。现在她就是用所有等待聚集在一起的等待看着我：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高额头，好莱坞的弯眉，尽管穿着三寸尖底高跟鞋，她的脚步依然坚定，因为她不仅知道要去哪里，而且知道怎么回来。同十二岁那年的到来一样，身着白色，却是那种看透人世姹紫嫣红后的素净。女儿显得比她的年龄成熟一些。女儿冲她笑了一下，虽然只是红嘴唇咧了咧，已经使女儿疲倦的脸稍微有了一点动感。她也冲着她女儿缓慢地推出一个笑容，从浅到深，终于在那越发尖挺的颧骨下漫开成笑靥。她观望着我，感觉到血脉相承的神圣。
大卫也在，是我打电话说希望他也来接我。他的身体又膨胀又干瘪，像一本从水里打捞起来烘晒过的书，起伏不平，走了形状，无法恢复原貌。像我在他书房里见到的那本深红色的硬皮字典。他仍然站在她旁边，微微靠后的身体表示他对我妈妈一向的礼让，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们离婚后反比他们没离时要好，时有往来。大卫新婚后，他们有段时间没有来往，直到他发现现任太太和他的前任太太见了面并没有产生什么风波后，他们才又走动起来。
第二十七章 我到美国找妈妈（2）
他们都老了，他们都在我眼前老下去，同时老出一种相似。一颗红豆和一颗绿豆，在锅里炒啊炒啊，最后炒糊了成了一种颜色：黑色。我妈妈的眼睛固执地黑着，头发固执地黑着；大卫的眼睛顽固地蓝着，头发顽固地褐着。老了就固执不了了，头发眼睛变成了一种颜色，灰灰的、苍老的，岁月的颜色。在岁月面前，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我走上前与妈妈相拥问候，带点微妙错乱的重逢心情。眼角轻微的湿润和轻度的晕眩，一切都很好，很应景。我又闻到她身上的奶味，那是一种我随时能轻易进入的体味。过去这样，现在也这样。在她身上我才领略到自己的体味，一种与她相同的体味。是这样的吧，女儿总是借助母亲的体味发现自己的。开始还不那么确定，慢慢地就供认不讳了。
女儿，回来了。我妈妈是从这个时候对我有了新的称呼“女儿”。
大卫在一旁说：谁啊谁啊？越是看清楚了，越是大嗓门地说，看看这是谁来了。
我笑，上前也给他一个结实的拥抱，含着想抱我爸爸却没有真正抱的全部激情，现在落实在他身上了。
大卫叫：这有多少年了。
有些年了。
让我看看，嗯，你哪里变了？他有模有样地看着我，说，大概是头发吧，有点不对劲。
我指着自己的头发说：我这头型已经两年没有变化了。
他立刻应道：那难怪我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妈妈把她二十七岁的大孩子领回家。
门一推，这个家就这样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开着吊灯，像我妈妈种的吊兰，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由于地方宽敞，家具并不是挨墙摆着，而是置于屋当中。这些家具多是简单朴实的，却是一种昂贵的简单朴实。这样的家具若放在我爸爸家显得过于简单，而从纱罩里散出的那种灯光使这些朴素昂贵得有章可寻。 壁炉上面还是一墙壁的照片，镶着镜框，擦得很干净，是含有杂质的浑浊的干净，那是岁月的痕迹。全是我的，从小到大。
就剩下我们母女两人，我问她近来好吗？她说她很好。她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回答她同样的答案。接着她说起她的那片菜地，她说她现在很幸福因为她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我也就相应地谈起了国内的消息。说起成城表哥，你知道了吧，他要和谁结婚了？婷婷表姐埃她说那好啊，嫁给他后，她就再也不用饿肚子搞哲学了。我笑了：哪里，婷婷现在已经不搞哲学了。她在帮她老公做生意。我又说自从爸爸去世后，奶奶的身体也不行了，恐怕日子不久了。她叹了口气：你说我和你奶奶都不是什么坏人，怎么这辈子就是搞不到一起去呢。
妈妈没有问我在上海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了吗，而是问我在上海生活适应吗？
你看，我刚刚回去时，都不敢过马路，可是一个星期后我就已经跟猴似的横冲直撞了。刚到上海每次打的，司机问怎么走，我总是一句“侬看了走好了”给打发过去，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路。现在我也能告诉司机怎么走怎么走才最省钱最省时间。但是有些东西，就不那么容易适应了。不过，我现在已经是一条在大海里冷暖心知的鱼了。
她点点头。这种感觉她不陌生。她也是条知之甚深的鱼。归属的问题，我们都会面对。在文化认同上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偏差调整不同的脚步，但孤立苦闷的本质，是一致的。
我说：听说大卫和他妻子新买了房子。
你的消息还满灵通的嘛。
我笑：那是，我在上海进行遥控。
在她笑的时候我又说：大卫已经又成家了，你呢？
而她则像时尚女性一样冒出一句：其实一个人过更好。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
我等了一会儿，希望她对“喜欢”一词做进一步的说明。她到底是喜欢一个人过还是宁愿一个人过？由于对我父亲的内疚，她无法好好享受大卫的爱，更无法爱大卫。那动不动就来作痛的内疚感，让她东方得非常纯粹。我对自己的母亲是这样的陌生。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内心世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如何看待我爸爸又如何看待大卫，如何看待她当年的决定。越是亲近的人越是不好问。
她没有解释的意愿，我也不好再问下去。
如果只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应该进入一个很不错的气氛，如果气氛足够的话，我甚至准备好了纸巾，想大哭一常可是我们又开始吵架了。在上海积累起来的对她的思念也留在上海了，忘了带来似的。我想我们已经习惯于远远地思念，在一起只会吵架。因为我向她谈到了阿牛，我希望妈妈以一个成熟女人、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与我促膝谈心。她先是冷淡地问我：当他有机会弥补他的家庭的时候，你认为他会怎么样？你认为你会怎么样？
你不可以这样问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妈咪，我不期待你会高兴，可是你现在的态度也不是我期待的。这很让你吃惊吗？当年你和大卫不也是这种情况吗？而且更糟，现在我至少没有丈夫，更没有一个六岁的女儿等着我回家。可是你和大卫不也结婚了吗？
那你就看看我们的结局吧。妈妈说完这话，无意再说点什么，对我沉默着。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感觉。
不要说你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感觉的。妈咪，我们在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