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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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注42 ＇
三、与新罗、高丽的通好
天智天皇2年（公元663年）白村江之役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后，日本同新罗的国家关系仍继续得到保持。据统计，自仁德17年（公元329年）至元庆6年（公元882年）日本派
使节到新罗共47次，自仁德17年至延长7年（公元929年）新罗派使节到日本共89次，其中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以后日本派使节到新罗为员4次，新罗派使节到日本为52次。＇注43＇从这个统计看，日新往来非常密切。
新罗一贯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深受唐文化影响，日本通过新罗汲取唐文化，新罗在日唐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如日本的须惠器起源于新罗烧；日本的北魏艺术式样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的。又如第18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雇用9只新罗商船回国；圆仁回国时内新罗商人借路费；遣唐使船在海上遇难，新罗总是给与种种帮助使其脱离困境。
公元9世纪10、20年代，不少新罗人到九州的肥前、筑前等地定居。不少新罗商人的船只航行于朝鲜、九州之间，同大宰府接洽，或贩卖朝鲜商品，或转运中日商品，活跃于9世纪30、40年代的张宝高、张公今清、金珍等人就是经营对日贸易的巨商。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迫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一如从前，高丽私商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史载，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注44＇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曾道新罗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高丽海盗大举袭日，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
继高丽海盗之后，宽仁3年（公元1019年）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朝鲜语系“外藩”意。通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这年3月刀伊人乘50条船袭击对马，至4月进袭壹歧、怡土郡、博多、长崎和肥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
第七节 平安时代的文化
一、佛教与神道
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宗），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
延历23年（公元804年）传教大师最澄入唐，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24年（公元805年）回国，在比睿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弘法大师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其后圆仁于承和5年（公元838年）入唐，登天台、五台两山受教；圆珍于仁寿三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天台山学天台宗教旨。圆仁、圆珍先后于847和858年回国后，把天台宗和密教调和起来，建立所谓“台密妙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五台山成了日本僧最向往的地方，出现了天台、五台圣迹巡礼热。于是日本以比容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郁然兴起。＇注45＇
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女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注46＇；“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烛47＇；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队屑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
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 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
二、假名与文学
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一直使用汉字处理国事，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乎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
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文化全脱中国文化的束缚，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
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公元905年）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间文学，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在原业乎、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护人。
散文方面出现了在原业乎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蜓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营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
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
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
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
三、建筑与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
寺院方面，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根据中国传统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摆脱中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
宫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蜕河天皇的掘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平安前期的雕刻还受唐朝影响，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但被认为是空海从中国带来的。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
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
四、绘画与音乐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大和绘产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
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
《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
日本把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传到日本后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