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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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优势作为！ （页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的，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七月十一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七月十二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在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八月九日发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两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页四十五）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一九OO年）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援”，“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二至一七三）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页一七三），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页一四O），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一），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七十自述》，页一七四）——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七）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强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页六八O）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一）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页六八一），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页六八六），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阅《张治中回忆录》，页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页二七九至二八○）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页一一五）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