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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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我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我的脸孔,但是在镜子里无法看到我的思想。”
“我到底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思想?这种观看又是什么呢?”我问道。
“这就对了,我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观看。”
“但是你一直强调要观看啊。”
“观看?观看一朵花?”克里希那吉说。
“还有‘观看’自己的愤怒。”
“不对,我只说要‘观看’。”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观看。’我们能不能检查这句话?”
“我必须把这一点说清楚。首先我们有用耳朵的听觉,另外还有不用耳朵的听觉。后者就像一个完全平静的水池,里面没有任何活动,没有任何涟漪。把一个问题丢进去,就像丢进一个石头一样,那些涟漪便是答案。”
“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
“没错,我们从一开始就谈到这点。你如果能以焕然一新的心智面对一个问题,问题的本身就能生出答案。当时并没有一个自我在那里回答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请思考一下,为什么在镜中观看自己的脸孔是那么清楚,而观看自己的思想却不可能。观看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问道。
“这就是我们要认清的。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观者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镜中的脸孔,但是镜子无法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看思想,暗示着有个观者的存在,但是观者就是他的思想,因此存在的只有思想,而思想是无法在镜中看到的。因此对我而言并没有内观这件事。”
“那么你所谓的‘观看本来面目’又是什么?”
“‘观看本来面目’不只是视觉或视觉神经的观察,同时也包括超越耳朵的聆听。”
“但是你说过思想是无法被看到的。”我向他进逼。
“没错,内视无法看到思想的活动。”
“那么什么东西才能看到思想的活动?”
“思想无法……”
“内视无法看到思想,你不能像看镜子里的东西一样看到它,但是你又说要观看本来面目。”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8章 池塘中的卵石(4)
“不,我不想用‘观看’这个字。”克说。
“那么你想采用什么字眼?”
“我想说:思想觉察到它自己。”
“思想觉察到它自己?”我问道。
“思想觉察到自己的活动。”
“但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说要看到本来面目。”
“我说的是看到内心真正发生的事,而不是用肉眼或透过某些念头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你说观看,就暗示着后者。”
“那是一种什么状态?”我继续探索。
“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如果你说向内反观,你就制造了主客对立的状态,不是吗?”克里希那吉的心智微细得一针见血。
“观看可以不落入二元对立吗?”我问道。
“可以,那是一种没有相反之物的观看。”
“这样的观看和宁静的湖水是一样的。”
“没错,所以向内观看暗示着造作。思想的本身必须静止,它就像安静的湖水一样,你丢一个问题进去,答案会自然在湖中产生。”
“但是先生,难道愤怒或嫉妒也是物质吗?”
“绝对是的。当我察觉愤怒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根本无法看到当下的愤怒。”
“但是你曾经说过,当嫉妒产生时,你可以看到它。嫉妒产生的那一刻,你能看到当时的真相吗?如果你能看到,它就不会产生了。”
克回答:“不,真相是我们的心中产生了嫉妒。嫉妒是我们给某种反应冠上的名称。在你还没有称之为嫉妒以前,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反应?我指的不是带有观察者的观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观察之中是没有相反之物的。我能不能只是单纯地看到心中的反应?这里所指的‘看到’是超越眼睛或耳朵的。这种观察是不用耳朵的聆听,也不用眼睛的观看。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他继续说,“现在让我们再说清楚一点。假设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投入池塘的石头一样,而这个池塘是完全宁静的。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潮来潮往的观察,而是完全不带有过去记忆地面对当下的真相。”
“它既不是视觉也不是听觉。”
“完全正确。”
“但是你曾经用过‘观察’这个字眼……”
“我所谓的观察,指的是不带有任何记忆地去观察一件事。这种观察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自我指的是记忆、结论、自己的创伤。这种观察之中没有任何焦点,它就像那个池塘一样安静。当下的真相是一个挑战,当挑战投入这个安静的池塘时它会不会产生反应?”
“涟漪是不是反应?”我问道。
“涟漪就是反应。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我问他:“我一直在观察你如何聆听自己心中的反应。就像你在聆听某个问题一样,你听不听自己心中的反应?”
“我听它,为的是看看它是否正确。”
“你聆听自己心中的反应;对你而言,你的反应和另一个人的反应是处在相同层次的。”
克回答:“如果你的谈话是严肃的,而且你一直在聆听发问者的问题和答案,真正的聆听就产生了。”
“你在听的时候是伸缩自如的,你从不执着于任何答案。”我说。
“丢进池塘的石头很轻,涟漪就很小,如果丢进去的是一块大石块,涟漪就很大。因此真正的聆听不只是听向你挑战的那个人,还要听自己心中的答案。如果你的回答不妥,你自然会撤回,然后再改变一下,调整一下。因此我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向内观看或聆听,存在的只有观看和聆听。”
“我必须深入探索一下。那个池塘到底是什么?”我问道。
克说:“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那个池塘到底是谁的?那个池塘是你的心智,克的心智或是一个很焦虑的人的心智?”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克里希那吉的池塘,因为我们现在想看一看你的心到底有多深。”
“我了解。你想知道克的池塘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但是我不认为克意识到这个池塘的存在。”
“你意识到的是什么?”
“你必须了解,如果克意识到它,它就不是一个池塘了。我想这样说是正确的。”
“我可不可以问你,你内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想看看克能披露内心的本质到什么程度。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答案:“我从没有问过自己,克内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回答你,他的内心什么也不是,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了解克的内心完全空无一物,就像度量一个无法度量的东西一样。我并不是说我的心是无法度量的——不过那确实就像在度量一个无法度量的东西一样。”
1976年我的大姐患心脏病去世。我的母亲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她的身心都崩溃了,而且轻度中风。她对于克里希那吉一向很虔诚,她有许多机会当女主人款待他。他写给南迪妮的信中附了一张给她的便条。他在这张便条中问候她身体的状况,表达他的关爱,并且感谢她多年来给予他的热情款待。我们把这封信读给她听,她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她后来虽然痊愈,但仍旧非常虚弱。
次年的1月,克里希那吉返回孟买。他前来探望她。她长卧不起,生命已经衰萎;但是克里希那吉没来以前,她还是沐浴、更衣、披上头纱。看到他,她的脸孔和眼睛充满着生气。他握住她的手一个多小时,并且以无限的关注和她交谈。她告诉他:“我的女儿死了。”
他回答:“我知道,阿妈,我们迟早都得死的。”她的心逐渐安静下来,虽然一直没有痊愈,但是内心的痛苦已经止息。她悄然逝去,没有惊动住在隔壁房间的子女。
1976年的春天,克里希那穆提美国基金会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安排了一次科学家和哲人的会议。苏南达,她的先生帕马,还有克里希那吉的侄子那拉杨都在场。巴拉宋达兰因为得了黄疸病,只好取消这次行程。
克里希那吉花了一些时间和苏南达相处;他们一同散步,长时间地讨论瓦桑?威哈尔的工作。接受了他的祝福,她回到印度时脸上显得红光满面。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8章 池塘中的卵石(5)
1976年的6月3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我母亲的生活状况,还有我和苏南达的聚会:
过去两个星期我都在孟买,因为我的母亲病重。这是一段很艰苦的时期,她尿道发炎,同时又得了肺部的并发症。上个星期她完全不能说话和吃东西。医生认为她的喉咙已经麻痹,她只好以鼻管进食,昨天开始有些起色。她说的话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听得懂。最近的事她已经完全遗忘,而且一直要求看月亮。她的问题之中有种不顾一切的感觉。
苏南达和帕马路过孟买,我们一起长谈了很久。我很高兴他们即将前往瓦桑?威哈尔。我希望他们在那儿的工作能充分开展。6日那天我要去马德拉斯参加克里希那穆提信托会议。早些时候,我和拉达按照你的建议讨论过补救的办法,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总干事不应该充当瑞希山谷的校长。一年以前你还在此地时,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去年你和巴拉宋达兰在国外会面之后,你写信告诉我,巴拉宋达兰向你解释过总干事负责的是技术性的工作,而你觉得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应该转移到瑞希山谷。后者应该成为教诲的中心。我现在手上没有这封信,我一回德里就会马上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你。我曾向你表明对这件事的态度,你说你觉得总干事和校长不该是同一个人。
去年在基金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过总干事任命一事,最后决定巴拉宋达兰还得再当一年的总干事,直到法律诉讼结束为止。因为他是主要的原告,而且代理权也在他名下,半途换人会带来诸多不便。基金会的所有成员都赞同这点。每年的10月到11月,基金会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在年会中选出当年的总干事。我和巴拉宋达兰讨论过这件事,他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当总干事。我一直觉得帕马是最佳人选,于是我说服他加入了基金会。
12月以前帕马?帕瓦尔当开始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苏南达和帕马搬到瓦桑?威哈尔居住。那里的房子一塌糊涂,再加上经费不足,因此他们面对的是艰巨的重建任务。苏南达负责的是出版工作,不久便出版了一份会刊。次年,作为克里希那穆提总部的瓦桑?威哈尔,变成了负责出版、保存档案和教诲的中心。《传统和革命》、《克里希那穆提谈教育》、各种不同的演讲,以及克里希那吉教诲的印度版本都相继发行。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1)
1931年我在阿南巴望第一次见到英迪拉?甘地,她的娘家在安拉阿巴。我当时十六岁,她只有十四岁。正在谈恋爱的我,热力燃烧着那个古老的小镇;记忆中的英迪拉是一个脆弱内向而又严肃的年轻女孩,她好像总是活在一个封闭的想象世界里。多年来我时常到她的阿姨克里希那?胡迪欣的家中和她见面。1944年8月20日,她的儿子拉吉夫在孟买出生。1955年我搬到德里居住,英迪拉和我才变成好友。她是她父亲尼赫鲁总理的官邸女主人。他们当时住在Teen
Murti
House,那是独立之前的总司令官邸。
英迪拉继续把自己隐藏在冷漠的外表之下。她其实是个敏感而又热心的人,她喜欢不寻常的人与事。克里希那吉和他的教诲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时常和她谈起自知之明与觉察,她总是很认真地聆听,但心中仍有所保留,只有当障碍拿掉时,她才开始问我自知之明的本质与没有观察者的观察。她很害羞地谈起自己极度敏感的觉知力。她很小就发现她时常观察自己说话,她可以看到背后的东西,她能觉察从未见过的事物,她也时常有超觉经验。有一次她说:“你知道赫胥黎写的那本《觉知之门》吗?我看这个世界也有同样强烈的感觉,但是我把这些能力都隐藏了,因为别人时常嘲笑我,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打从童年起她就觉得她会被“色彩淹死”。多年以来某种特定的色彩总会令她透不过气来。深红色、不同色调的橘红、灰粉色都会引起她强烈的反应,黄色和绿色会激发她的能量,蓝色对她而言比较陌生。1966年她当选总理之后,敏感度便逐渐递减。
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天我在家中以晚宴款待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那是他们第一次聚会。英迪拉显得很害羞,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克里希那吉也很害羞,但是不久他就开始讲起一些奇闻轶事。他讲了一则禅宗的故事令她特别开心。两个和尚来到河边,发现河水高涨无法渡河。有一名女子坐在岸边等待,她要求他们帮她渡河,因为家里没有人,孩子们都在挨饿。其中一个和尚拒绝了她,另一个却把她扶起来,背着她渡到河的那一边。两名和尚再度赶路。头一名和尚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和尚根本不该碰女人的身体,更何况把她背在背上,第二名和尚转过头来对他说:“你到现在还记挂着这个女人?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1970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到我的公寓来共进晚餐。英迪拉?甘地、克什米尔的卡伦?辛格、我的妹妹南迪妮、帕尔特?萨尔提(译注:资深外交官,甘地夫人的好友),以及驻加拿大的高级行政官员吉姆?乔治都在场。餐桌上的话题后来转向全世界的年轻人。西方青年当时正在反叛,他们拒绝接受父亲的模式,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安全感和更多的物质享受,他们变成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流浪汉,他们抽大麻,打破所有禁忌,他们要观察和品尝这个世界,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心中的感受。餐桌上的某个人问道:“印度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安全感的问题?”于是克开始谈起印度逐渐增长的物质主义;印度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他们的根,纷纷转向富裕的西方,去追求他们外在和内在的需求。克里希那吉问道:“为什么印度的每一个阶层都在退化?”
英迪拉静静听着,很少开口说话,卡伦?辛格那天很顽皮,他问克里希那吉:“政客真的无法体悟真理吗?”英迪拉沉默不语,事后她写给我一封信: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一个有趣的夜晚,你们家的食物和往常一样可口。晚餐我一向只吃色拉,那天我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实在吃得太多了!
我很高兴又能见到克里希那吉,他的观点永远都有启发性。那天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在问他问题,但是美国和法国的叛逆青年能够和印度的青年相提并论吗?西方的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才有时间坐在海滩上冥想,印度的年轻人既要谋生又要负担家庭,他们还有很多不得已的欲望。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成长的特殊环境,带给我和其他人不同的经验。我这么说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这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罢了。
克里希那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