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种部队档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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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大道是如何在广告宣传中“狂轰滥炸”的。
为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信息战以及应对跨国威胁、不对称威胁，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提高我们的能力，在有些情形下，我们要依靠不断进行的技术革命。
为应对这些明确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威胁，不断发展、改进我们的政策也同样非常重要。这些努力，对特种部队的继续发展十分关键，为解决任何形式的冲突，我们需要新的资源和尖端能力。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特种部队司令部面临的现实是：复杂地区局势的快速变化、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增加的威胁、有限的资源和新的挑战。这些因素促使我们转变思维、更新观念，积极应对新的变化，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依然沿用旧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无法应对和解决未来的跨国威胁和不对称威胁。
一个僵硬老化的组织，不可能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及时调整自身，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绝不是那样的组织。以洞察、远见、实现目标为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不断改进我们的机构，不断精简人员，提高行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用制度防止机制僵化和官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永远不变的只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其他的一切包括组织、结构、装备和任务，全都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以应对新的挑战，保持制胜优势。
着眼未来，特种部队司令部必须不断进行改革，随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做出反应。司令部要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想，而不是在意外出现之后，才在意外面前做出应急反应。当新的威胁出现时，司令部必须进行全面思考，决定现有的力量哪些可以保留、哪些要改进，对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果断撤消。
特种部队目前的关注点，是应对这些新的威胁，我们常规的力量是否足够，或者是否用一些小而高精尖的分队更有效。对这些可能的威胁，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评估，提出战略计划、资源配制和主动行动方案，提出我们的有效解决方法。有一点很重要，为了把战斗资源更好地应用于关键、特别的行动中，我们有必要把我们常规担负的一些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
特种部队必须成为一支“全天候”的军事力量，它能全面代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无论威胁来自科技含量不高的对手，还是来自和SOF一样全副武装的敌人，它都有能力予以应对和解决。在行动中，特种部队仍然必须与其他军事力量联合、协同作战，但是他们必须要超越传统部队，成为美国政治、军事、经济、才智、技术和文化力量的象征，以全面应对未来的挑战，因此特种部队要涉及众多的领域，如商业信息技术、空间利用、环境科学、机器人制造、人员组织、商业调查与发展等。
作为21世纪特种部队的战士，所有官兵都是自愿加入SOF，他们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具有成熟的心理，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训练，他们是一切任务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军队必须具有特别的能力，既要对他们的身体进行训练，更要对他们的精神进行磨练。特种兵必须具备全面的素质，包括理解和贯彻战术思想、精通其他语言、理解地区文化和政治特征，以及有应用“信息时代”高科技技术的能力。
特种部队官兵还必须拥有活跃的创新思想，有能力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有能力为地区总司令或行动指挥提出连贯一致的方法和建议，要像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而不是西方的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因此，在训练特种兵时，我们的关注点是教会他们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对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特种兵要学会选择有限的几种武器以取得胜利。因为谁也无法对未来发生的每个问题都做到事先预测，也不可能把装备库里所有的武器都带在身上，所以，特种兵要学会在关键时刻，发挥武器装备的杠杆作用，以尽快取得优势。
对正在出现的新技术，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显著提高人的潜能的技术，特种部队必须尽快掌握，那些具有隐蔽性能的技术、人性化的武器、大范围精准武器和信息技术，都在我们的特别关注之中。
那些能够提高人的潜能的新技术，将促进特种兵的各种能力，包括生存、行动、转移以及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的能力。
在形成新的组织形式之前，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还不能被人们完全认识。美国特种部队的组织机构改革，与武器系统的改革同等重要。结构不改变，仅仅改变武器装备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武器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人服务于武器。
特种部队的官兵永远是力量的源泉，技术和武器装备仅能起到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作用。美国特种部队的未来毫无疑问在这些勇士身上，他们具有勇气、热情和良好的判断力，每一个个人，都体现着坚强的法律、道德和国家精神，他们是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
进入21世纪，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正在不断改革，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同时继续保持现在拥有的相对优势。关于如何评价和发展所属人员，司令部已经在酝酿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讨论特种部队的学说、角色、任务和结构，积极准备投入资金以实现部队的现代化，满足主要的要求，并探索未来情况下的行动理念。特种部队司令部作为这一改革蓝图的设计者，参谋人员必须实现思想转变，由传统思维模式转为“信息时代”空间，司令部的机构要成为“矩阵”一样的核心组织，更灵活、更有效、更好地援助、支持在全球活动的美国特种兵。
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敌人是谁，也无法确定未来会对美国特种部队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但是，现在是不确定与机遇共存的时期，对美国来说，特别行动部队将永远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我们将永远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推进民主思想。
第一部分 历史档案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万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月21日，第5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特别行动部队十分感兴趣，1961年，他参观了布拉格基地，将绿色贝雷帽正式定为特种部队的军帽，它此后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肯尼迪总统访问基地的另一个结果，是在1961年11月，第一支特种部队被派到了越南。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
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1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1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1984年1月1日，在国会山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与此同时，国会山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1985年10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1986年出台的《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
1986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5月15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1986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J·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上将任司令；设一名特别行动和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同级别的低度冲突部；并制定一个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财政计划（MFP…11，被称为“特种部队支票簿”）。关于由文职人员领导的代理机构方案，众议院勉强作了让步，但坚持MEP…11财政方案，以保障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最后的议案，作为1987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本，以《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的修正案写进了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国会要求总统成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国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正视过去失败的事实和新的威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执行新的法律，国会随后又通过了两个附加法案，以确保新的法律能正确实施。
新的立法确保在几个方面加强特种部队。一经实施，MFP…11财政计划保证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特种部队具有较充分的财政自决权。此外，由一个司令指挥各兵种的特种部队，将极大地增强特种部队间的相互协作性。最终，一名四星上将和一名特别行动与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使特种部队在国防部最高级别的首长联席会议上有了一席之地。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组建颇具传奇性。为了尽快解决人员和场地问题，国防部决定撤消一个当时的司令部。美国作战准备司令部在早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部门，根据《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它原有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而且它的总司令詹姆斯·林德塞有一些指挥特别行动的经验。1987年1月23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式向国防部提议，将作战准备司令部改建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
1987年4月13日，罗纳德·里根总统批准成立新司令部。4月16日，国防部宣布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并向参议院提名林塞德将军为第一任总司令，参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