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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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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新前几天碰到费克勤。 
  张颖新是濮德治妻。 
  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个女人?”濮德治说:“是的,她和我爱人是留苏的同学,张颖新不知她后来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带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事后,陈独秀叫濮德治搬家,结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222号。 
  濮德治说:“费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 
  她那天见到你时的表情,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似信非信说:“还不能肯定。 
  濮德治说:“今天下午他们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车子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点点头:“差不多了。 
  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 
  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3万元奖金。 
  “不对呀,那个女的抓住了你们,怎么抓到我和梁有光呢?”陈独秀问。 
  濮德治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正拿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小。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 
  陈独秀相信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 
  从他们家中搜到的10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 
  每人前胸缀了一个号码。 
  陈独秀前胸缀了个“6”字,因他是第六个被捕。 
  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法第六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须调查,要求改期会审。 
  陈独秀来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 
  其他人仍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即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 
  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做主。 
  18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 
  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 
  吴铁城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 
  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 
  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11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 
  火车开出上海不一会,陈独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怎么也睡不着了。   
  被捕(2)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双眼朦胧的陈独秀说:“你昨夜睡得好香!”陈独秀见彭述之脸色苍白,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 
  我已是半老人,已无所求。 
  说话功夫,火车已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黄凯等人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 
  “为什么?”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 
  见彭述之紧张,陈独秀改口说:“也不见得。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彭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100元作备用金,陈、彭没有被条。 
  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 
  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当时蒋介石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0月24日,蒋介石问清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报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 
  这天,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 
  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8人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10月25日下午3时,军部何应钦请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带陈独秀到他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内容,陈独秀表示感谢。 
  何应钦问陈独秀:“对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你可知道详细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托派活动和政治主张,陈独秀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 
  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 
  何、陈谈了两个小时。 
  最后,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从何应钦处回来,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传》给陈独秀看。 
  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作恶人头。 
  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彭移交江宁地方法院。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这时监狱办事人员送进来一张条子,说:“一位女士自称是你的家属,要求见你,我们没有同意,她便写了一张条子。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9个字。 
  陈独秀见有人来探监,情绪更好,尽管胃不好,晚上还是多喝了两碗稀饭。 
  彭述之见陈独秀情绪好转,他情绪也跟着好起来。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1)   
  193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两人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拥而来。 
  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号房。 
  院子平列3间房子,东边一间是曹聚仁三妹的办公室,她是法医官。 
  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和铺盖搬了进来。 
  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满意。 
  龚宽说:“这里先前是牛兰住过的房间。 
  瑞士人牛兰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8月被判无期徒刑。 
  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作了讯问笔录后,龚宽问:“有记者要采访你们,见不见?”陈独秀一听,很高兴,忙说:“见,见。 
  陈独秀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不一会,彭述之也来了。 
  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陈独秀说:“在狱之人,别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无钱。 
  陈独秀说。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彭述之一些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 
  但过了几天 ,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医给他看胃病,允许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里,陈独秀和曹法医等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赵畏天夫人)来看陈独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宫癌去世,和姐姐去世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乔年去世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时才46岁,由儿子陈哲民和女儿子美将她安葬在南京清凉山一个向阳的高坡上。 
  见到陈独秀,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 
  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后来,陈独秀听说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患肠胃病,请刘梦符带了一位医生去监狱替他看病,并给郑超麟检查身体,当时,郑超麟身体没有病。 
  陈独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陈独秀”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傅斯年月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要求蒋政权“依据法律进行特赦”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异端”。 
  关于陈独秀是共产党“异端”,胡适也有印象。 
  这年4月9日,吴俊升从美国来信谈到杜威赴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蒙冤,杜威领导托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申诉,以便作公正评断。 
  以至苏俄驻美大使因此宣称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 
  胡适给蒋介石发求情电报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 
  开始,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78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和谢德盘谈话后,蒋介石给胡适拍电报,谓“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顺手人情。 
  罗文干没有马上转蒋介石的电报给胡适,目的希望胡适来南京,可胡适一直没有去。 
  这段时间胡适在京忙着演讲,他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探监,带了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 
  他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传》,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陈独秀说:“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 
  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2)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公审(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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