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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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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1)   
  结案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这次,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 
  冬日的一天,《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来坐。沈雁冰和王云五商量,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将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交给沈雁冰,王云五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他将书稿转给胡适,请他把关。 
  11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决议,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明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员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重,你们回来正好。” 陈独秀和陈公博介绍他们入党后,蔡和森留上海,李立三回湖南工作。 
  鲁迅12月4日起在《晨报》连载《阿Q正传》,他在“序”里说:“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茂才”即秀才。 
  12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为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写序。这时,张太雷来坐。作为翻译,他将在12月10日陪马林去西南地区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访一下孙中山。马林对陈独秀和中央局的工作不满意,认为陈独秀他们没有转出宣传的圈子。 
  1922年1月15日,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被害三周年,共产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群众大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等在上海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正月初一,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新世界等地发新年贺卡60000份,背面是告工人书的两种传单,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陈望道起草了贺新年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在莫斯科开幕。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和《晨报》记者瞿秋白等出席了会议。列宁尽管身体不好,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列宁和张国焘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谈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话题。张国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合作好。不过,两党合作会发生一些困难。 
  马林去南方,张国焘去莫斯科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黄爱、庞人铨追悼会,陈独秀等人还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进行论战。 
  马林从广州回上海后,和陈独秀再次闹僵。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里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马林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陈独秀不同意,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 
  征求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等会合。马林走后,达林建议开一次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都在广州开,于是陈独秀决定去广州主持会议。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作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人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涉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谭平山也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 
  张国焘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先生是实干派。”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回到寓所,陈独秀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和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陈独秀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回上海后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想,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时,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事后,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6月15日,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虑到李大钊已经签名,陈独秀请张国焘去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 
  次日凌晨,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推迟了共产国际将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计划。5月,华工全权代表利金提议将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广州,得到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惟一的乱源。”其后中央做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访陈独秀。“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他说。陈独秀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听了陈独秀的话,朱德遗憾地离去。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二大”。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烬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会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宣言》起草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张国焘在“二大”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小组会讨论时,张国焘一言不发。到大会上李达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量了陈独秀的个子:1米63。陈独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7天后复审。 
  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说:“听说前天独秀案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刚收到汪孟邹快信,说:“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许多证据了……不知是些什么证据。”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探长西德纳见报纸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邹来信后,胡适8月16日给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次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时事新报》上的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0000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陈独秀觉得胡适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陈独秀也赞成出版了。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感谢信。   
  西湖会议(1)   
  1922年8月中旬,马林返回中国。7月底,他带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7月30日作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者指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私人信里说:“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他指示共产党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马林到上海后,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会议决定在杭州西湖开。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位新中央执委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陈独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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