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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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100元。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去广东，委托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广州，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经常来看陈独秀。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新教育是什么？》。这篇东西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新青年》风波（1）
陈独秀离沪赴粤前给胡适等人的信，胡适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这年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第二个办法，是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所以胡适用了“改变”这个词。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去年4月份，陈独秀来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来办；前日，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可以算作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胡适誊抄一份交北京同人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也是一样，官场总是头痛的。”鲁迅说话时，仰着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钊给胡适写信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就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李大钊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
接到胡适来信，陈独秀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给“孟和兄”写了回信。
陈望道接到陈独秀转来的胡适信后，1月下旬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陈独秀在给陶孟和的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知道，胡适和梁启超交往多，经常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文章。胡适生气地说：“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既然陈独秀生气，胡适想，我收回其他建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该可以了吧？《新青年》现在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这样想着，胡适提笔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1月底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重看适之头天来信。根据胡适的意见，鲁迅在胡适附寄的陈独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转寄给没有打圈子的钱玄同。封口前，鲁迅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信，不无生气地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他赞成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适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见，不外三种：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适之意见进了一步。抚五、孟和认为，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以不给外人话柄。
北京风波未平，上海又起风浪，这时，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云楼”。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没收了已编好的《新青年》8卷6号，罚款5000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前，李汉俊来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还欠了陈望道100元编辑费。
现在，罚款5000元，如何是好？
针对陈独秀怀疑自己与段祺瑞的研究系关系事，2月6日，胡适给仲甫写信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胡适觉得语气过重，又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在给陈望道的明信片里，胡适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于2月中旬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陈望道列出胡适《少谈主义》、《争自由》等文证明，胡适口头称不谈政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新青年》风波（2）
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安排在广州后，给胡适写了回信，这回口气婉转多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不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他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新办的报，他没有工夫做文章。他继续上次的观点，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给胡适写信后，陈独秀给周氏兄弟写了短函：“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
2月8日是旧历春节，鲁迅将刚写好的小说《故乡》寄给上海的陈望道。他不知道，新青年社两天前被法捕房封闭了。收到鲁迅稿件，陈望道很感动，他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对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万恶孝为首
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转达李汉俊的话。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他请陈独秀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差。陈独秀拒绝拨200元后，李汉俊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
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3月，李汉俊来信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回话说：“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不赞成他的地方分权制，并在来信中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这时，广州保守势力正紧锣密鼓，掀起了一场驱陈运动。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满堂听众忘了对陈先生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了出神。
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乘机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将信将疑，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睛看着陈独秀没有笑。陈独秀一口安庆地方话和粤语大相径庭，常常有人听不懂他的话。
笑毕，陈炯明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
”古应芬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独秀说：“怕没有那么容易。”陈炯明说：“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陈独秀说：“我不反对。我正要抽出时间来对付广东的谣言。”
回到看云楼，陈公博来坐。陈独秀解开黑色对襟褂子，双手向后拢了拢头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说：“原来想北方腐败，想不到南方风气也这样恶浊。”
“这些恶势力中，除了政客、资本家、教徒，还有少数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说。
“这样吧，我先写一篇辟谣的东西，用在《广东群报》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们开个会，尽快把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最近因忙着到处演讲，陈独秀将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事耽搁了。
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根据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副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增多。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经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讨论党纲时，听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争得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不是无源之水。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陈独秀：“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其中“资助”二字，有些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足够的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
共产党总书记（1）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接到通知，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一大”。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
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张国焘的信后，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陈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