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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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
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
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