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8-中国式继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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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
贺铿发出的声音表明，中国政府会开征遗产税，这只是一个时间迟或早的问题。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2）
三种不同文化下的家族继承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社会环境和文化的不同，家族企业在面临财产的继承上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大陆由于商人比较讲究和气生财，固守“家和万事兴”的传统，又没有法律上（遗产税、赠与税）的限制，所以在财产安排上，注重平衡和平稳。台湾因为有遗产税、赠与税，所以在财产的继承上除了讲究“和为贵”外，也注意提前规划以避税。德国的家族企业有很长时间的家族继承传统，法律意识也比较强，所以大都会提前通过立遗嘱来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而美国人随着财富观念的转变，对待遗产税甚至财富的态度很超脱。我们不妨来看看三种不同文化下的财富安排。
台湾版：多层投资公司控制
台湾首富、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很早就在上百人的理财专家的谋划下，对自己46多亿美元的资产进行了继承上的安排，因为台湾要征缴遗产税和赠与税（最高达50％）所以在设计方案时通过各种方式合理的进行了规避。
蔡万霖生1924年，育有四子三女，他在1983年创立霖园关系企业，范围涵盖国泰金融、地产、公益、资讯集团。他通过设立层层投资公司来转移资产和缩小自己的资产规模以合理避税。
台湾媒体在分析蔡氏家族的财产继承时以国泰两大主要投资公司霖园投资、万宝开发为例分析说，蔡家儿女与母亲共同拥有股权，再按人头分配，其中蔡政达、蔡宏图、蔡镇宇三兄弟持股最多。国泰金控最大股东为霖园投资，持股16％，蔡宏图、蔡镇宇以霖园投资法人代表出任董事，加上其他兄弟姐妹的投资公司和个人持股，家族对国泰金控持股超过五成。在国泰建设上也是如此，国泰建设最大股东为万宝开发，持股9。4％，蔡政达与蔡贵如以万宝开发法人担任国泰建设董事，加上兄弟姐妹的投资公司与个人持股，蔡家对国泰建设持股也超过五成。
另外，蔡家儿女名下还有各自的投资公司，他们通过这些投资公司对霖园集团旗下的各公司进行交叉持股，蔡家儿女名下的各个投资公司之间也交叉持股。在眼花缭乱的持股安排和紧密的网络中，蔡万霖个人名下的资产已经很微薄了。
德国版：共同承担责任
德国人赫尔伯特·科万特（Herbert Quandt）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分割财产上，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位科万特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买下50％多宝马汽车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投资而积累下了显赫的财富。
赫尔伯特要面对的是他一生中3次婚姻所产生的6个孩子，他当然不希望因为财产的分配而使自己创立的王国分崩瓦解。最终，赫尔伯特确立了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来分配财产。
根据公开的报道，赫尔伯特的财产分配分成三步进行：第一步，第一次婚姻产生的女儿西尔维亚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的是非企业性的财产，一大堆各种股票和相当可观的房地产；第二步，第二次婚姻产生的3个孩子——女儿宋娅和萨比娜、儿子斯文于1978年7月平均分得了著名的瓦尔塔电池股份公司100％的股份。
赫尔伯特第三步是安排真正的财产继承者——第三次婚姻的三位：妻子约翰娜，女儿苏珊娜·克拉腾和儿子斯台凡。这三个人所分得与管理的财产也全然不同，不少是相互独立的，共同的是：他们三人都各得一份宝马集团的股份，总共占宝马股份的46％，约合110亿欧元。此外，女儿苏珊娜得到的还有制药公司阿尔塔纳（Altana）50。1％的股份，儿子斯台凡占有德尔通股份公司（Delton AG）100％的股权。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财产是这三人都参与的，比如他们拥有美国Datacard公司100％的股份，三人拥有的份额完全平均。还有1993年参股20％的卢森堡Gemplus公司。这三人在巴德洪堡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为这三位管理财产，作出三份完全不同的报告分交三人。
赫尔伯特实践的这种无税分配实物和分割工业财产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重组过程中成了一种广为仿效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资产庞大的家族公司，中小企业家们还是希望自己的企业一代一代完整地传下去。
美国版：还富于民间
2002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即使美国取消遗产税，仍有50％的美国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只留下一部分财产给子孙。而这跟美国人对财富的观念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在西方国家，遗产税由来已久，西方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对此都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平衡社会财富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3）
在美国，遗产税以10万美元为起征点，共分为11个档次。如10万~15万美元，税率是30％；100万~125万美元，税率是41％；200万~250万美元，税率是49％；300万美元以上则征55％的遗产税。遗产越多，缴纳的税款也越高。如果一个人留下200多万的遗产，真正到后人手里的也不过一半左右；如果一个人留下了300多万的遗产，那么后人连一半也拿不到了。
最要命的是，美国税法规定，遗产受益人必须在继承遗产前，先缴纳遗产税，然后才能办理继承手续。比如说，老子留下了1 000万美元的遗产，儿子要继承的时候得先掏出550万美元交税，才能拿到那1 000万美元。如果后人不争气，掏不出这550万，那就一分钱都无法拿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富翁们想把全部资产留给子女是很难的。
美国人一般都会尽早确立自己的遗产分配方式，比如多少比例留给配偶或子女，多少比例捐给社会等等。如果确实想把资产中的大部分留给亲人，又不想让他们为了缴纳遗产税而苦恼，还可以在为自己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买一份附加的遗产税保险，这样后人就可以用这份保险金来支付部分遗产税了。
但是，与世袭贵族传统深厚的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人更加崇尚独立创业，对遗产继承不太重视。在年轻人心目中，那些高科技新贵才是值得推崇的英雄。
另外，美国的税法还给有钱人的财富安排了一个出口：社会公益捐赠。慈善与公益捐赠可以大幅度抵减个人所得税，也可以抵减遗产税。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大量遗产做社会公益捐赠，就可以为你的后人省下一大笔遗产税。美国人巧妙地在道德说教的同时，用实际的利益做引导，让人们关怀社区、热心公益，明白地证明好人有好报。在美国，很多博物馆、图书馆、慈善基金会都是靠私人捐赠支持的。
美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随着这项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将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收入。
但富人却不“买账”。2001年2月，美国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传奇投资家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不管怎样，这话值得赞赏。
索罗斯也早就明确表示：他准备将自己在基金会里的工作交给已36岁的长子，但自己的遗产则将捐给本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显然，富翁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无所事事的“富裕垃圾”。
典型案例：温世仁的四十亿
2003年12月7日，台湾亿万富豪温世仁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病逝，留下125亿元新台币的庞大遗产。台湾有遗产税法，但温世仁生前并未像多数富人所做的那样转移自己的财富以逃避之，为此，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亿万富豪将上缴40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同时，由于生前未有遗嘱，其亲属（包括一位相交多年的情妇）对于温身后遗产的争夺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永远戴着望远镜的经理人”
温世仁生前被台湾媒体称为“永远戴着望远镜的经理人”。1971年，在台大电机研究所读书的温世仁与同学一道开发出了台湾第一台计算器，时年温年仅23岁。之后，温世仁发起成立三爱电子，担任厂长。1973年，25岁的温世仁和台大同学及桃园实业家许潮英合开金宝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正当金宝公司连续两年获利超过一亿元时，温世仁请辞赴日本学习微机技术，后于1980年8月到英业达任厂长及常务董事。在英业达，温世仁开始了他传奇性的商业生涯，从总经理直至集团副董事长（40岁）。在英业达集团几次大规模的组织改造中，温世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全球网络、通讯产业发展迅猛，温世仁提出“企业复制”策略，为网络时代的企业扩张定下基调。温世仁认为，对于像英业达这样的“人才导向”的公司，只有切分成若干组织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企业发展要求——既能分散业务风险，又可使整个集团快速且全面地扩张。否则，把新事业留在集团内，只会降低集团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公司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英业达集团 “复制”的结果是：母公司仍旧定位在笔记本电脑与服务器制造；原来行销电子辞典的无敌商业，则结合英业达内部相关研发与制造单位，成为完整的制造公司，员工人数由200人扩充到1300人。此外，传统的电子计算器事业群则独立成英新达。原来行销翻译软件的部门结合英业达集团在大陆部分的软件资源成为英资达，行销自有品牌手机和WAP网站内容。英保达则纳入英业达马来西亚公司，投入通讯与多媒体开发。新成立的英华达，开发信息家电与掌上电脑。
在英业达集团内部，人们把董事长叶国一比作拿放大镜的人，把副董事长温世仁比作拿望远镜的人。叶国一负责公司对外关系与内部管理，而温世仁则规划公司长远发展策略。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4）
温世仁进入英业达3年后就带领英业达完成了第一次组织改造。当时的台湾企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温世仁认为，如果企业只有便宜的劳动力，随时可能被取代，于是提出了相应的“自变量产业”策略：自己掌握技术能力，主动开发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品。这一策略最终使英业达从单纯代工成为具备设计能力的公司，由OEM（代工制造）转型到百分之百ODM（委托设计制造）。英业达从原来只做计算器到制造具有显示屏的多功能电话机、传真机、录音机甚至笔记本电脑都是依循这一策略。英业达的营收因此从原来的3000万美元一跃变为1985年的1亿美元。这被誉作英业达的一个里程碑。
6年后（1989年），转任副董事长的温世仁为英业达带来又一次创新，后也成为英业达历史上的一次巨变──英业达由中小企业一变成为国际型企业。温世仁当时提出的是“工业移植”策略，当时台币大幅升值则是这次改造的主要原因。改造前3年，台币从40：1升值到26：1，对于像英业达这类百分之百的外销公司来说，面临很大压力。接着，1年后，美国取消关税优惠更是雪上加霜。当时许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纷纷外移至东南亚及大陆寻求便宜劳动力。
温世仁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协同上游厂商，集体外移至马来西亚进行产业升级。这一次“工业移植”，把英业达台北40亿元新台币的产值全数移到了马来西亚。移植之后，英业达内部开始研发技术层次更高的新产品，这就是英业达在台湾进行的产业升级。因为这次工业移植，英业达有机会开始研发笔记本电脑和自有品牌的无敌电子辞典；又因为研发电子辞典，英业达成为了台湾最早进入PDA产业的公司。
“最具中国情的台湾商人”
温世仁并不是一位只懂得赚钱的企业家。他曾对自己的好友、英业达集团董事长叶国一说：“我这一生赚这么多钱，做生意就到50岁为止，50岁以后，我要做一件你们都做不到的事，就是把钱花掉，回馈社会。赚三五十亿容易，花三五十亿却很难。”
温世仁说到做到。50岁之后，温世仁开始把精力转移到著书、演讲和慈善事业上。其中，他发起的“千乡万才”计划为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信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一项旨在把信息网络科技引入农业社会的乡镇，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的经济，加速这些乡镇转型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网络城乡”的宏伟工程。该项计划在各地以学校为基地，借计算机和网络提升学校的升学能力，培养 21 世纪的就业能力。 根据这一计划，“千乡万才公司”（温世仁任董事长）将于 5 年内在落后地区的乡镇，建立1 000个网络教学基地，在落后地区100个城市设立办事处，藉以远距离雇佣上万名软件人才。各学校基地借助千乡万才的一见通教室和中心网站的管理和支持，不仅能孵育掌握SET（软件、英语和打字）技能的知识工人，藉各种信息和软件弥补师资，提高升学能力和就业能力，还能起到以校领乡、促进数码化在当地到位的作用。“赚再多的钱，不如帮助那些一辈子没机会脱离贫困的小孩。”温世仁对朋友说。
很可惜，温世仁大志未酬身先去。受惠于他的西部民众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场景感人。
温因此被称为“最具中国情的台湾商人”。
遗产风云
据台湾媒体报道，温世仁的遗产超过125亿元新台币，包括持有的英业达集团13万4 000股股票，价值26亿9 000万元；作为广达电脑的创始股东，截至2003年12月底为止，还拥有12万3 000股广达股票，目前市值高达96亿7 000万元。此外，温世仁平均每年从英业达领取高达3 000万元以上的董监事酬劳，还有其他投资资产。
根据台湾的遗产税法，温世仁的遗产继承人将缴纳遗产税40亿元新台币，而遗产税申报已在2004年6月间完成。据台湾媒体报道，温世仁身后财产申报“相当诚实”，但因财产庞大又复杂，至今岛内税务部门的核对审查工作尚未完成，预计2005年中期后，这笔40亿元左右的遗产税才有机会上缴。
由于生前未有遗嘱和任何安排，温世仁的遗产继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号称温世仁多年情妇的廖姓女子要求分割温的遗产，因为自己为温世仁育有一女。英业达核心主管透露，温世仁过世后，英业达董事长叶国一曾经通过关系，打算交付一亿元有价证券给廖姓女子，但对方并不满足。因为如果廖姓女子的女儿取得继承资格，就可取得温世仁遗产扣除遗产税后总额（约63亿元）的四分之一，即近16亿元的遗产。而廖姓女子的胃口则更大，向温家提出继承五分之二遗产的要求，约25亿元。
叶国一之所以主动提出给付廖姓女子补偿，是因为他知道温世仁与这位女子确实相交多年。温世仁20多年前在新加坡与廖姓女子认识，从朋友变成了情人，且育有一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