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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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先简单说一下，以后我们还可以展开。为什么现在开始对本土资源重视了？生态环保当然是个大问题，但不只如此，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市场经济，从哈耶克的角度看，那是一种自然秩序，你永远没有办法靠人的理智，个人的、集体的、政府的，来穷尽它的秘密。看起来它很简单，就是买和卖，但是参与的人太多，关系太复杂，它那么大的动力是如何运转的，仅仅靠人的理性永远都不能完全弄清楚，可是它在深层上有一个如同宪法一样的机制，你越让它自由发展它的力量就越大。哈耶克本人对传统的资源非常重视，他的谱系上有阿克顿勋爵（Acton）、爱德蒙·博格，他是个保守主义者，哈耶克重视他也反映了对传统的重视，还有李卡尔多、亚当·斯密这些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传统发挥作用。此外像民主政治的问题，假如你不是狭隘地把它当作只是选举文化，而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公共论域，是一个辩难的场所，这样它的空间也会很大；再如市民社会也是多种多样。关于地方知识，有一个人叫克里夫·济尔慈（Clifford Geertz），我认识他，他曾经评论过我的文章，他有一本书就叫《地方知识》，他是文化人类学家，集中讨论的是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巴里，他从斗鸡这个现象来了解“礼”的问题，他是强调“厚度分析”，而不是浅显的描述，他从文化人类学中开发出很多新的观点。现在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中受这种文化人类学的影响非常大。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初民，也就是研究前现代，而且是有机整体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哲学方面有很大的冲击。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柏林的一个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儒家的普世价值，济尔慈是做我的评论，他从三个方面了解我所碰到的困境：第一个，我是一个专题研究，儒家当时很多人未必知道，只是一个地方知识而已，在这个专题上要与完全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沟通；第二是一个现代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第三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一个东方人要和西方人沟通。所以，这是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这三个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语言上的困难是巨大的。他说，我看你的文章，你的语言方式总是：“这不是说……”“这不意味着……”。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方式，是因为你常常被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说”，这不只是语言的困难，更进一步是理解的困难。后来《东西哲学学报》不仅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发表了他的评论和我的简单的回应。这位先生是发展人类学的本土资源的重要人物。另外，也不要忘了，帕森斯在他的理念中突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韦伯，另一个是法国重要的人类学家涂尔干（E。Durkheim），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礼”的问题。他和后来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有关系，这些人对本土资源的问题有敏感。这是和韦伯不同的路向，如果突出这一面，情况会很不同。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6）
黄：我想关于现代性反思的问题还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如果从西方内在的思想谱系上了解现代性，事实上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太相同的径向，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西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两种现代性。一个是通过法国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到康德，是哲学、世界观、知识论，包括伦理学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这是一个精神性和价值性相当突出的现代性叙事，我们所说的启蒙理性多半都是指这个方面。你刚才讨论得相当丰富的那部分主要是从新教伦理开出的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比较突出的是英国的实践，其中不可忽视的是马丁·路德的改教和加尔文的清教运动还有很多不同，他们是通过财富观念的改变引导了现代性，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成就来证明了这种现代性。我注意到关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中事实上有一种内在紧张，一是通过大陆理性的传统来突出启蒙、突出现代性的价值认同，另一种是突出市场、突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现在看来，随着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追逐财富和富强的心态越来越强烈，在现代性理解上，由新教所开展的英美的现代性变得越来越强势了。中国内地的知识界现在的现代性讨论基本上也是围绕英美的典范开展的，所谓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争论，基本的资源都是来源于英美的现代语境，而对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资源不仅是认识不够，甚至还有很多误解。
杜：我插一句。有趣的问题是，马丁·路德是德国的，所以路德教派在德国的影响很大；加尔文是瑞士的，他在瑞士影响也是很大。如果把英国、德国、瑞士、荷兰这些地区，再加上美国，因为美国早期，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扎根，一直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地缘论域中，它相对的就是拉丁地区，受天主教影响很大的地区，比如法国、意大利等。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在英国、德国、瑞士发生？还有荷兰，荷兰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上非常强势，日本当时要学的就是荷兰，还搞了“兰学”，影响很大。有些地区确实就是出科学家，比如英国出牛顿，德国出爱因斯坦、海森堡，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丹麦，量子论创始人玻尔就是丹麦人。但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一部分，这些天主教的文明地区，例如佛罗伦萨，虽是人才济济，文学、音乐、艺术各个方面很有成就。但是，最有文化，不见得最能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重点。资本主义的理解现在也有些问题，韦伯特别注重的是它的工业革命的方面，但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金融财政的系统，像银行、贷款、各种不同的自由组合，例如当铺等各种组织，这是非常复杂的面向。你所讲的“两种现代性”的问题，我能够接受。要考虑“大陆理性”的影响，比如韦伯所讲的理性化，我相信不管是西欧、美国，还是其他地区，从现代化大思潮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特别是官僚（科层）系统，加上大学的管理，等等，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即使基督教本身的组织也有这一面，有很严格的自律，因为这一点，所以，它的资源是绝对不浪费的，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同时有强烈的意愿要对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重新塑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你提到的这些方面很重要也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注意并且提出这个问题大致上还有两个考虑：一个是现代性的实践过程如何理解？二是中国对实践的现代性如何取舍？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问题。明显地可以看到，受到新教和加尔文教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所走的路，从政治制度安排到市场经济，到社会组织，都和从启蒙理性走出来的大陆理性的现代化有显著的不同。无论是表现方式，还是精神追求方向都有所不同。比如，在英美的大传统上，它对市场的力量有特殊的重视，而从启蒙理性出来的传统，像法国、德国、意大利，它的确更看重如何运用理性的力量使市场健康地发展，这就导致了政府权力在调控市场方面比英美政府有更强的意愿和更大的力量。再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英美的传统是诉诸个人，个人是社会的绝对的基础，个人也是市场的基础，形成所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是例如法国、北欧一些国家，虽然也强调保护个人权力，但是它们更重视公共性，更重视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个人、保护大众，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所以，它们的市场与英美不同，是国家占主要份额的市场经济，我1997年离开法国时，它的国有企业占法国经济总量的70％，最近几年，为解决欧盟扩张所出现的经济困难，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比重，事实上，国有资本的增减成了它调节经济的手段。而北欧诸国国有资本的比例比法国还要大。在政治组织结构上，英美的传统受洛克的影响比较大，主张弱化政府，强化市场，实行选民政治和代议制政治制度，熊彼特的那种“民主就是选举”的观念根本就是英美政治实践的产物；相反，你看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拉丁传统国家，他们更多地考虑选举制度和公共意志之间的关系，法国的政治选举结构就与美国的不同，把总统作为国家权力象征与总理作为政府权力象征的选举分开进行，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和安排政治权力结构。因为这些理念的不同，在具体方面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在美国，工会的力量极其微弱，它的影响差不多只能局限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对于大社会而言，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法国，工会的力量太大了，尤其是行业工会之间的联盟，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力量甚至大过政府，这至少说明在法国作为有实践意义的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比美国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力量的强大，民间利益、公共利益受到重视和受保护的程度要优于美国，法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对开私车的人征很高的汽油税用以发展公共交通，而美国基本上是依赖个人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法国，教育基本上是公共事业，最好的一些学校差不多都是国家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进这些学校读书只要交大约200美元的注册费，不需要付学费，在美国虽然也有公共教育系统，但是经费始终是最大的困难，没有办法吸引好的师资和优秀的学生，好的大学除了极少数公立大学绝大多数都是私立的，学费之高令人望而生畏，例如哈佛一个学生一年的花费要4万到5万美元，虽然有奖学金和银行低息贷款，相比欧洲，无论如何是莘莘学子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欧洲的强调公共性和美国的突出个人导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大的，我的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们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法国人羡慕美国人的自由和财富，而美国人羡慕法国的福利待遇。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后面是不同的现代性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现在，在西方内部存在着对启蒙的再认识和对现代化的反思，而且最近20年来这方面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突出效益，突出生产力，突出对财富的追求，突出个人中心的现代性。而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似乎正在把这种现代性当作理想目标。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7）
杜：请等一下，你刚才讲了值得注意的问题。确实有这样一面，“大陆理性”对市场的发展运用政治权力进行调控，美国受到自由主义影响，尤其是洛克的影响，对政治的干预总有深刻的怀疑。事实上，在“一战”后，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的知识界有一种左倾，这是由于苏联的出现，知识界以此作为参照，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当时有个美国记者律德（J。Reed）访问了苏联，他说：“我看见了未来，未来确实可行。”这大概可以看作罗斯福新政的一个背景。假如没有罗斯福的新政，美国能不能顺利度过“大萧条”是值得存疑的。正是因为“新政”，大政府的力量才出现在美国。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你一直都强调政府的干预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每一年政府的预算和政府的力量都在膨胀，在美国二三百年的历史中，这是不争的事实。里根时代，每天都在讲小政府，可他的政府比他以前的不知大了多少。政府资金的运用从比例上没有办法与法国相比，但是官僚系统的扩张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洛克所代表的自由的理念、选举、限制政府力量，还有私有财产，这后面真正的力量是个人主义。罗伯特·贝拉，你也看过他的书，我和他很熟，在柏克莱的时候，我们经常对谈，他最感到不安的是美国社会是极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这个思想的出现和洛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洛克是批评的立场。现在，社群伦理这个方面对洛克的批评很强烈，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受洛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贝拉和他的合作者有两本大书，与对美国社会重新定义有关，一本就是《心灵的积习》，你上次提到这本书，用托克维尔的观点批评美国不健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宰制性的、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后来他们又写了一本书《好社会》，什么叫好社会，好社会需要些什么，这反映了他们的未来理念，而能不能实现现在还说不好。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杜威研究专家，同时对宗教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最近十几年来全部精力都放在“地球宪章”的工作上，叫斯蒂文·洛克菲勒（Steve C。Rockefeller），是洛克菲勒家族杰出的学者，现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他受到杜威的影响，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公共哲学”，他始终在强调民主制度的精神性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能不能创造人的精神素质，能不能实现人的自我超升？民主从选票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拉平的过程，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迎合大众的世俗的要求，怎样才能突出人的精神性，怎样才能使高品味的东西可以在民主社会中发展？我们知道，前苏联的芭蕾、音乐、艺术等方面水平很高，市场经济冲击，政府力量减少，这些方面都开始退步、衰落。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模式来说明问题，十字架的横轴左面是效益，右面是社群；纵轴上面是自由，下面是平等。这里的问题意识是你要追求效益发展经济，你就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这之间如何配合；另一面是你要突出自由，那平等、分配这类问题如何解决。在这四个向度中进行了很多讨论和辩难。
黄：我最近参与一些欧洲最新学术著作的汉译工作，注意到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评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后面有近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谱系冲突，但是其问题意识是完全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开展的。你刚才提到哈贝马斯的工作，他提出沟通理性，对工业化高度注重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现代性的缺失他所做的批评和反思，其后面的资源还是与大陆理性主义传统有关，他提出启蒙理性的继续发展，还是贯彻理性至上原则，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脉络。但是，重要的是，你提出了他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从韦伯到帕森斯这条新教色彩比较鲜明的路线，特别是他对语言逻辑哲学的重视，这在理性主义哲学家中是比较罕见的，看起来他是想把这两种资源有机协调起来，这是个可贵的努力，我在他的作品中也影影绰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