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反思-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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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应该强调，启蒙在人类文明史上起了那么大的积极作用，除了它的制度创新，比如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中的各种民间组织，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后面突现的一些基本价值，就是对人的重新理解，把人的长期被压抑、被压制的潜力调动起来，让它充分发挥，你看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是社群友情的意思，人与人之间通过友爱而建立的社群。马克思提出将每一个人的充分的自我实现作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前提，所谓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生产力、劳动不会限制人的自我实现，这种枷锁的打破就是社会主义，人的各种面向，娱乐、兴趣、个人的人格完成都不再为劳动异化所限制。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后面都有基本的预设，就是人的解放，从各种各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最近，彼特·伯格他们的研究认为，真正的启蒙，不管是西化，还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它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解放，所谓自由就是人的选择越来越多，每个人自我作主的条件越来越丰厚。一个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能力和个人的尊严，这些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只有经过启蒙以后的今天人才有可能，在这以前，你无论拥有多少超拔的精神，你都没有现代人的那么大的活动空间。这些空间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启蒙的政治制度的创造、启蒙世界观的创造，那些价值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他们的努力寻找并传播了这些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价值。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确实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价值，绝对是普世价值，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把它们当作普世价值，事实上，用我们经常谈论的“心灵积习”来看，在他们的心灵积习中，所谓现代价值也许比重最大、最健康的也就是这些价值，这个积淀是最厚的。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5）
但是如果仔细了解，这之间有两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上面已经提到，但值得强调，我们的理想是希望最好的价值能够相互配套，比如自由和平等，可是事实上有些最好的价值，它们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即使不说矛盾，但要消解它们的冲突，也不得不做一些优先次序的选择。比如美国社会很明显是突出自由，有的时候为了在经济上突出自由市场，对平等的问题置之不理，至少不特别关注，对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能够忍受。中国改革开放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为了小康社会，有赢有输，也有些被边缘化了，这个现象显示的是自由和正义及平等之间的矛盾，至少把自由当作优先，其他的价值受到边缘化的危险。正因为如此，重要的价值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群体的自我批判来了解它们之间互补的可能。美国的方式是因为自由市场的杀伤力太大，所以从罗斯福新政后大家一致接受要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有些人说得比较彻底，要让市场的粗暴的破坏力减到最低。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自由与公义能够相互共存，从矛盾冲突的危险中寻求共存乃至互补的可能，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严格地说，西方现代性所突出的矛盾冲突，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而且能不能真正彻底消解都很难说。北欧的情况比西欧好，西欧至少在平等互惠方面比北美强，在有些方面日本的模式比欧洲要好，反正这中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把最好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减少，即使有优先次序，也使它的优先次序不导致无法消解的矛盾冲突，这是政治学家处心积虑在考虑的问题，而且这主要是实践的，而不仅是理念的问题，但是在理念上没有突破，实践的可能就非常困难。
西方的现代性内部多元多样、各种不同的张力、矛盾冲突同时并存，这是一个基本状况。比如，我们知道，正因为有最突出的自由的价值，在西方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因此也就有在启蒙条件下出现的最有宰制性和压迫性的集体主义，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确属同时存在的现象。正因为突出理性之光，最黑暗、最反理性、也是最反人性的那种力量同样也可以大行其道。正因为法治，暴民政治所暴露的反法律、仇恨法律成为另一种社会现象。正因为人权，很多最不符合人权的行为同时并存，以美国为例，可能是对美国过分严厉的批评，但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人物不能辞其咎，在国内的人权和在国外忍受对人权的蔑视，乃至在国外行使最不人道、最不符合人权的行为，是从美国建国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独立宣言》中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另一方面却是奴隶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所谓第二代人权社会权和经济权的问题才刚刚触及，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解决；这是大矛盾。这些例子非常多。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关于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三个基本价值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化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以美国为导引，很明显，从多元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欧模式的延长，突出自由忽视平等，更严重的是美国的现代化在开展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层次的社会解体，社群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好，更不必说什么面面顾到了。社群主义的出现就是针对着这个问题而发。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的《孤独的保龄球》就是揭示了群体行为解体成为孤独的个人行为，后面的问题就是社群解体。当然也有人提出普特南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像福山在《诚信》中认为美国自由组合的力量很大，罗伯特·贝拉也有这种看法。因此，一方面是家庭、街坊这些社群解体，另一方面是各种不同的新的自由组合的社群又出现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重组，比如同性恋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政治势力，但它内部也形成非常有凝聚力、虽有异化却并不妨碍团结的结构，可以为社会集聚很多的社会资本。我的同事中也有一些同性恋者，像黛安娜·艾克（Diana Eck），是美国讨论多元文化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伴侣奥斯丁（Austin），现在是哈佛的助理牧师，常常要来传教，她纯粹是女性主义，但不是革命性的女性主义。革命性的女性主义在神学院有她们自己的社团。这些过程是很复杂的，也非常有动力。另外，从美国对外援助上也可以了解美国的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在20年前，要求发达国家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援助那些贫困国家，结果都在下降，除了几个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挪威。美国目前是降到了0。02，它的实际数字远远落在法国、日本之后。但是从民间社会来看，全世界范围里，美国民间社会的外援还是世界第一。这种情况必须全面来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考虑，非西方的例如儒家的一些核心价值与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人权之间的关系乃至互动的可能。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6）
黄：的确，现实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现代化的典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相形之下，思想反思的力量至少目前来看还是相当微弱的。我们面对一些令人窘困的处境，一方面，从当前美国大选中政治家的鼓噪和大众倾向来看，接受儒家和其他文明体现的普世价值，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美国价值观的偏执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地热中于把美国当作现代化的当然典范。上次我们提到欧洲大陆的现代性中理性主义的力量比较强，而英国、美国的现代性中新教改革的因素比较重，这也导致了对功利主义哲学、政治学的不同态度，从卢梭到康德，对功利主义立场一直有很大的警觉和很强的排斥。罗尔斯对这一点有很大的敏感，他始终担心的就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功利主义，卢梭和康德理性主义的背景基本上没有进入美国政治，这样，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片面的突出自由，而对平等重视不够，使得弱势群体在美国的生存空间比较狭窄，下层大众生存处境的改善十分不易，如同你所说的突出自由而削弱了平等。
你刚才谈到法国大革命中的资源——自由、平等、博爱，我曾经和一个法国社会学家谈过这个问题，自由平等博爱是个统一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出现了你提到的价值优先和排序的问题，自由和平等被割裂了，而博爱在政治上根本无从体现，只在慈善事业和社群生活中才有所显示。为什么在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博爱？主要因为现代政治是两极化的，两党制的政党政治对自由和平等各执一端，一个方面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个人的权利，另一个方面更看重共享社会资源，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穷人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政治中，有一种普遍现象，左派倾向的政党一般比较突出平等，例如法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美国的民主党比较重视平等，倾向弱势群体、更多考虑穷人，考虑社会福利，考虑公共教育；相对右倾的政党，例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的党派、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都比较注重人的自由权利，这后面一个现实的考虑是自由的市场结构。这种分裂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简单说法，右派上台搞积累，左派上台搞分配。事实上，我认为由政党政治分别突出不同的政治理念是从西方现代政治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不健康的政治现象，它导致了社会在左右两极中不停地摇摆，社会成本的消耗是巨大的。更严重的是，它事实上起了一种人为地撕裂族群的作用，这在台湾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一个对那种以自由的名义嘲弄平等的非常搞笑的例子，就是布什的减税政策，这套政策饱受诟议，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知识分子对它的批评非常尖锐。其中最荒唐的一条是减肥的费用可以退税，美国人中的肥胖症是美国一个显赫的病态景观，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美国那样的“巨肥”，而那种几百磅的巨肥，99％都是穷人，其原因主要是那种用化学工业方式生产的食品，高糖分、高热量、高脂肪，有些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学激素，这些东西是穷人的一日三餐，有钱人可以买有机食品，一磅有机西红柿比工业西红柿要贵四倍，穷人根本不可能消费。政府不考虑怎样改善穷人的食品，却告诉他，你去减肥，我给你退税。穷人如果有钱到健身房，还叫穷人吗？穷人如果有钱可以像富人一样买有机食品，穷人还会成为巨肥吗？有人说这是布什开穷人的玩笑，拿穷人“开涮”。这种让穷人可以平等享受退税的权利是对穷人的嘲弄。
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应当如何配置，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是在进行严肃的思考，像罗尔斯，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正义，能不能通过正义这个价值的介入来平衡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路径，在我看起来，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社会实践中这方面的对立并不像西方那样尖锐。它的自由从来都是有机主义的自由，并不是把自由作为排序的绝对优先，而轻视或排斥平等的问题，同样，儒家强调平等并不扼杀自由应有的空间。我是借用自由、平等这些现代语言，儒家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来体现这些普世价值。它始终把自由、平等放在通情达理的位置上，防止一个方面伤害另一个方面，这后面有一个更深的价值在起作用，就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在这个基础上协调所有其他的价值。假如考虑与西方的价值理念互通，“仁”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可以与“博爱”相通的，当然“仁”的内涵要更宽广，它后面有天道的问题，有形而上的资源，也涉及所谓超越性的问题。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进一步追寻“博爱”的谱系脉络，它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普世之爱”是有关联的，也有超越的一面。最近这方面的问题，我考虑得比较多，儒家在这方面的资源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面向西方、面向现代性、特别是在启蒙反思的大语境下思考中国转型的一个深度的精神依据？
杜：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个人有一个经验，当然是完全在西方的语境中，但它有参考价值。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其后，由丹麦政府发展部支持了一个哥本哈根研讨会，延续了高峰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一共进行了四年，每一年我都参加了。对所谓“北欧模式”，更具体的所谓“丹麦模式”有一些了解。丹麦是发展中国家唯一通过全民投票决定每年提供1％的国民所得来进行对外经济支援，它的对象是非洲，选了几个非洲国家。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是所谓福利社会。在哥本哈根研讨会上讨论了很多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市场经济作比较全面的理解，有没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成为造福人类的健康机制，而不是只为少数人创造财富造成贫富不均，造成矛盾冲突；可不可以在资本主义中发展人性化的一面。当时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市场经济可以开发财富，但是市场社会一定是人类发展的大祸。当时，哥本哈根高峰会议主要是三大议题，一是脱贫，二是减少失业，三是正视社会解体。在社会解体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家庭，假如社会变成市场社会，中国现在很明显是在走这条路。急速地成为市场社会，就意味着所谓市场机制越出市场的范围，政府、媒体、学术、宗教、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都接受市场机制的运作逻辑。如果市场家庭、市场学术等成为主流，社会解体必不可免。这种情况在美国已司空见惯，但是因为美国资本社会发展快，而且有很多因应的机制。经过各种大风大浪，它的真正有传统含义的重要社会组织即使被商业大潮所冲击，它也能利用市场社会和商业大潮来发展自己的适应能力，美国社会中很多举足轻重的结构都是非市场的，在很多方面还是非民主的。这个方面，我们要仔细谈谈，这是大问题。哥本哈根高峰会议明确反对市场社会，它突出了一些基本价值，事实上是可以和儒家配套的一些价值，它注重公义，强调平等、强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