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隐私-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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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进伸出手来给我看，果然有一条显得很深的伤疤，绝对不像他讲的那样只是一个小口儿。
我觉得我爱她就够深的了。好几回，我在北京、她在天津上学，夜里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我了，我就连夜开车去看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我乐意，因为我想着她一睡醒就会看见我了。那时候她的手机费一个月就两千多块钱，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聊天儿。她是个很任性的人，我几乎就是一直围着她转。曾经有一次，我到我们代理的那家美国公司的总部出差，打电话回来她说：“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我当时觉得男人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爱的女人快乐吗？自己的女人不开心，男人干什么事情都是瞎掰。结果为了让她高兴，我硬是缩短了行程、提前回来了。
不管我曾经为她做过什么，她还是离开我了。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男人其实也是在意自己的第一次的。而且我以为有了钱就能保住感情，从她这儿，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半年来，我过着一种混日子的生活。有时候想想没有她也没什么关系，白天干工作，晚上喝酒、打桥牌，累了倒头就睡，起来又是一天，也挺好的。只是我觉得有些压抑，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说说心里话。我相信缘分。这次去西藏，碰见一个喇嘛，他也跟我说，缘分这种东西是有始有终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要离你而去。我信。
其实在感情上，我的愿望是很简单的，一个女人她爱我，好好地跟我过日子，平平静静最好，我们这种人，可能比任何人更看重真诚和信义吧，因为我们的世界里缺少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我非常传统，一个女人把她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如果我亏待了她，她还能去找谁呢？可能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顺着她的原因。我做生意的时候碰见的女人多了，哪个都要比她漂亮，而且做什么都行。我自认我没有动过心。那些女人都是奔着钱来的，拿了钱就走人，可是她不一样。她知道我有钱、我们吃喝不愁，但是我究竟有多少钱、怎么挣钱她并不知道，我问过她，如果我是个穷光蛋怎么办，她说的话特别让我感动，她说她当医生、我当律师，我们一样能过得很好。可能所有的男人都这么想，全世界的女人都学坏了也没关系，只要自己的老婆是好人就行。
到现在、她用的信用卡还是我的副卡、可以花钱但是不用存钱，我没跟她要。信用卡会到期，到时候我取消副卡就是了。房子也没有要回来。我不想要了。而且要是说有私心，在这套房子上我是有私心的。我相信如果她再找一个男朋友，她没法解释这房子是哪儿来的，除非她卖掉。而且她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房于是我给她买的，别人的议论已经足够折磨她了，我用不着再要回来。可能这么想比较坏吧。
唐进似乎认为自己很狡猾地笑了。
我也不能老是当傻瓜。
我说唐进你还是够傻的，卖了房子不是一大笔钱吗？他眨眨眼睛。
我觉得我这人还不算不善良，她对我毕竟也有过真心，钱，也是她应得的。
分手以后我也见过她，是在当代商城。我看见她的时候还走过去问她要不要钱。跟我一起来的人骂我“有病”，说要是有钱没地方花就替大家伙儿结帐吧。那天她的变化很大。头发烫了，还纹了眉毛。她原来是个从不打扮的女孩子，我曾经带她去首饰店，让她选她喜欢的首饰，她什么也不要。而且我喜欢长发的女孩子，她一直是直发的，她说过她不喜欢女人烫发。那天我知道我是真的“没戏”了。她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为了开始一种所谓的新生活，那么就一定是为了一个喜欢她这样的男人。
唐进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印证他的想法我是否认同。我讲了我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一个细节，一对夫妻离婚很久，有一天他们在街头偶遇，双方都是一个人，但是丈夫从一个很细小的变化知道原来的妻子已经另有伴侣，我让唐进猜是什么。他笑着摇头。我告诉他，那个曾经的妻子的一双耳朵上带着一对名贵的CHANEL耳环。她的前夫是最讨厌女人在耳朵上穿孔的。唐进想笑但是没笑出来，他没有他自己设计的那么潇洒。相反，他的表情显得很不舒服，他说“深有同感”。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也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就算是我们谈话的结束。
我在你面前不胡说。这是一件真事儿。那时候我还小，十五、六岁的样子。跳伞队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外地跳伞队出了一件事，正在训练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伞包打不开摔死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场事故，女孩子太可怜了。结果就跟那个伞厂打官司，最后伞厂赔了一笔钱。这件事就算了结了。这些年不管我的生活怎么变化，我唯一没有离开的就是跳伞。前年，我很偶然地跟学员一起去了当年女孩子所在的那个跳伞队，大家要在箱子里放东西，人多、箱子少。我发现有一个箱子上全是灰尘，还上着锁。我让学员给撬开了，里面是一个小塑料包。我很好奇，打开一看是一个日记本。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巧，很多年的一件事会在我这儿真相大白。日记是那个死了的女孩子的。伞没有问题，她当时是因为失恋自杀的。
唐进看着自己手上的伤疤。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看见这本日记的人、但是我偷偷地把日记本烧了，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没有人明白最好。我一直在心里把这当成是一个故事，感情这种东西真的很怪，多好的人、多坏的人，都躲不过这两个字。
唐进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是华灯闪烁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心里坦然了很多，“没想到说话这么有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今后的打算，他想了想说：“我现在非常想到一个真正的贫困地区去做些什么，比如投资之类的，能帮助一些人应该是很幸福的，我的父辈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的方式跟我不一样，咱们现在不是叫做‘和平年代’吗？我觉得等着一个女人来帮着我花钱实在是太狭隘了，我不会再犯这种傻。”
98年元旦后的一天，唐进呼我，我马上回电话，听起来他的精神很好，他说：“安姐，我明天要走了，到甘肃的一个县去考察，如果合适，我会选一个踉当地的经济条件相关的项目到那边去做，这是不是比给一个小学生捐一年的学费要棒？我给你留一个永久一些的手机号码吧，在哪儿都能找得着我，万一我犯傻，不是还有人能骂我一顿吗？”
第十二章 有时候死会成为一种解脱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12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左秋
性别：女
年龄：35岁
东北人，大专学历，曾在哈尔滨市
某学校任教师，结婚后调入北京，在某
公司做财务工作。
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
很羡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
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
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一直生活
在一种矛盾之中——我有一种伤心的感
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
慢慢地让你难受——我没想离开他，他
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设想跟他离
婚——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
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
许还不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
要——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
，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
苦都没地方去说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约定在办公室等左秋。但是她迟迟没有出现，给她的单位打电话，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说“不在”之后立即挂断。我想也许她改变主意了。
大约10点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是安顿吗？”一个个子不高、微胖、脸色通红的女人已经走进来、站在门边上。她说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通过电话里的声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脸色苍白，因为那种声音通过电话线是那么虚弱和颓唐。眼前这个左秋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她实在是非常普通，从形象上看没有丝毫个性特点。她的红羽绒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马尾巴的直发和描成细柳叶的眉毛，与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不同。
她说她非常抱歉，因为迟到了。我说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来稿，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要不别去了……走到报社门口我还想着要不就回去吧。不过跟你说好了……而且我也确实想找个人说说。”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开始谈话。跟每次与受访者谈话不同的是，左秋对她的叙述有很明显的设计，讲什么、不讲什么，她都很有分寸。其间有两次她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我的提问和有些像穷追不舍似的提示留下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她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实录”成了第一个以连载的形式出现的访谈录，而且我使用了一个总的标题，叫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三个瞬间》。
其实左秋的本意只是讲述她的“第一个瞬间”。
我现在在部队的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35岁。现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说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能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人非常少。何况在今天这种商品经济的环境里人们也不太相信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独的感觉就比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别少，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过去的一些朋友。我来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别想找到两个人，我知道他们就在北京，但是联系不上。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可能就会跟我联系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特殊。
实际上左秋直到结束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讲明白第二个人的情况，那是一个曾经送给她一个漂亮笔记本的女孩子，姓张。从这一点也可以猜测，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讲述的第一个人。
我和这个人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他是北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第二学位。当时他说他所属的单位是航天部，在当时是个保密单位。所以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他的详细的工作单位，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没写工作单位的信。这样我到北京来之后问过所有跟航天部有关系的人，别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现在很多东西的保密程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过去的很多秘密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我打听这个人还是打听不到。
我认识这个人还是很戏剧性的。85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那是个星期天，天已经冷了，我到哈尔滨城里去买电褥子。当时还不是很适应学校的环境，对周围也不熟悉，我是一个人上的街。等我买完东西从秋林公司出来，走到南岗（左秋把这个字念作：杠。）体育场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看热闹。我也好奇，过去一看是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头上在流血，裤脚也撕开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头瓶。第一感觉就是这儿打了一场架。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有那种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女孩子给打成这样挺可怜的。我就过去说，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她的个头要比我大，我觉得很吃力，跟围着的人说：“谁能帮一把呀？”后来就是这个小伙子站出来帮我把她扶起来，我们送她到省医院门诊，看了急诊，我记得医生态度特别不好，以为是家庭纠纷，说“打完了还送医院干什么”。后来她的男朋友来了，让我们去作证。我说我没有看见打架，我不能作证。那个小伙子也不同意去作证。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点责怪我们，说我们是怕被报复。我当时觉得从良心上讲，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就不能作证。结果我们帮了别人还落了一身不是。
我们是一起离开的，一边走一边聊天儿。我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北京人。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很羡慕的，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北京，我也去过北京。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我觉得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写来的。他说他也是偶然走到那儿，他说“如果没有你站出来我可能就会袖手旁观”，“确实是你的善良感染了我”。当时他把“袖”字写成了“神”，可能就是一，点儿笔误，我在信上给他描了一下。
左秋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衰弱，这种感觉在后来听录音带的时候尤为强烈。她的眼中有一片幽幽的神往，使整张脸都显得格外有光泽。我想，再平庸的女人在回忆青春的时候也有几分美丽动人。我问：“他是不是你的初恋？”她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有些朦胧，然后点头。
出于礼貌我给他回信。我还特意把那个错字给他指出来，我说我是做教师的，对这种错字特别敏感。我们后来的第一次见面是哈尔滨搞一个演讲比赛，那时候演讲特别多。我记得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当时哈尔滨有个学府路，就跟北京的学院路似的。我在一个辩论赛场碰见他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球看起来很大，其实还是很小的，咱们又碰上了。”
87年的时候我们都毕业了，当时我们闹了一点小矛盾，谁也没留地址。这些年我觉得很歉疚，如果找到他呢，也不失为一个好朋友。那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家住在空军的一个大院里，我到了北京以后，也找不到他，那个大院也很难进去。而且已经过了十年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也不知道人家的个人状况，贸然地去找也不太合适，容易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这些年他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是找不到。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在哈尔滨的时候他送给过我一张贺卡，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精心选一张贺卡给他，但是都是寄不出去的。我很想写一篇东西叫做《无法寄出的贺卡》，也是对友人的一种思念。
左秋还是那样一种倘佯于回忆之中的浪漫表情，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她是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一切的，她自己陶醉其中，但是她在心里陶醉着，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