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快乐-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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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一种痛苦叫追求
还有一群朋友我是不得不说的。之前在“长大了想干什么”里我提起我现在不怎么玩音乐，只是单纯欣赏，但是我还是有这么一群朋友是搞艺术的。说具体一点就是自己做音乐的。而且专业性也特别强，不一定就是跟我一个学校里的人。我曾经为一个杂志采访过他们，还领着他们去朋友酒吧给他们拍照片，后来又把他们领到比较有名的录音师那儿求经。我在他们那儿也学到不少东西，但大多不是音乐上的。
总的来说觉得他们活得很压抑，压抑得有时候已经没有人性。很多人搞了这行以后生活状态大部分是贫穷乃至饥饿，而且颓废。他们大部分玩的都是摇滚，来自人民底层的文化，开头总会找不着方向，只靠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来感觉，到最后找着方向开始过正常点的生活，又觉得自己有点不适应了。
和他们在一起时感觉他们语言上略显笨拙。很多时候我们坐在饭桌上，聊的就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器材什么什么的。有时候我是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因为音乐武装的自豪，还是因为真的对一样东西这么的感兴趣。话题的下面透着是一种苍白的空虚，他们对生活的细节不熟悉，对一日三餐不熟悉，对生活没有常识，对人缺乏热情，一切都在亚健康状态。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活得非常的充实，否则他的音乐就不会充满思想和激情，而实际上我所认识的那帮人里边，他们的表达具有速度感，而往往内容是空虚单调重复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得到提高。
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状态，而并非艺术本身，或者说一种伪艺术。所以在一段时间后，总能看到一些人在放弃，留下的人苟延残喘。
很长时间后我碰到K，一个在学校里边玩乐队的人。他具有诗人般的气质，我发现了他的隐忍，他的痛苦。他的痛苦是他已经不习惯向周围人表达，不习惯向周围人解释，甚至漠视人群的存在，然而他的个人才华又是那么的出众，生活上又那么没有起色那么低调。我知道他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可能要出国，到国外寻找一个生活空间，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可我始终觉得他们是狭隘的，所以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和他们联系过。他们的狭隘不是来自知识和素质，而是来自思想和感情。我知道他们痛苦，可大部分的痛苦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这个学校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音乐创造者的痛苦，可从艺术上来说，他们的艺术，还带有一些模仿一些虚幻的成分。
有的时候我是真的期待他们能够快乐起来或者开朗起来，可这个是谁也帮不了他们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或者到底是想得到什么。平常大家在一起说话，明明大家的谈话目的是一致的，可他们就是要跟一些人较劲，我清楚地看见他们在弱势文化下面那一张张急需理解和注视的脸，可他们忘了，我们本是相同的一群，只是彼此选择不同而已，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争论，我们应该原谅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
在此祝福他们吧。
五、朋友就是讲得来的人
还有几个能讲得来，但交往并不密切的朋友。比如Y，她时时刻刻都显得为我担心，每回我一说起什么事她就会特别关心地问这问那，然后若有所思地说，这不行，那不行的。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习惯把电视剧中的凶险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常常我说，咱们去干这个吧，她就会说不行，然后举出某某受害的例子来，过一会我说那咱们就做那个吧，她又说不行，她又有新的证据证明这事的危险。最后，最安全的就是呆在宿舍里看书聊天，她除了看书和学校里定期的活动，就是和男朋友腻在一起。
而D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大一的下学期，我看见她在给老师写信。信里边提到失学儿童的一些问题，她一付很愁苦的样子。我看了信后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你说的那些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因为D上次参加了帮助贫困儿童的一次活动，见到了很多没钱上学读书的孩子，她一直感到很困惑很担心，并且想尽自己力量，抽出时间去帮助他们什么的。结果有人说她不切实际。她想不通，为什么她认为美好的举动，会被人否认？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一个失学儿童两个失学儿童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只是多与少的区别。“希望工程”也开展好多年了，有了很大的成就，但这都是属于民间行动。一个国家如果把教育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我们有十亿农民，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靠全社会来支持？也是一句空话，谁也没说不支持。这要作为一个国家的理念，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它！你看现在有些县里，发不出工资了，首先扣老师的工资，收不上来提留款，让老师到学生家里去收。教育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一块抹布，想用了就用用，不想用了，就扔一边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D说我就是想这么做。我说你会得不偿失，有些地方你根本不了解。
D说难道你了解么？我说，我也不完全了解。但我告诉你，在有些地方不让小孩子读书并不是因为穷，而是观念。封建主义、利己思想都阻碍了小孩子们读书。你捐助多少钱去，没准就被他们爸爸换酒喝了。所以，必须用法律来保证，比如，小孩子不读书，家长坐牢，等等。必须是一种强制性的，还要其他措施都跟上才行，真的不是一腔热血就能换来鲜花满地的事。
还有一个从初中就和我好起来的M，一个特别老实还老是被我抢白欺负的女孩，有时想想我都是好过分啊。
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能够知道你的一些小秘密；犯错的时候能帮着你找理由；暗恋一个人时会帮着你传话；你很抱歉的是你总是麻烦来到时才想起他；相处的时间比恋人还要长。总之，朋友就是和你一条阵线上的人，平时打也好骂也好，关键时候能帮上你一把，提醒你一下。俗话说“不看其人且看其友”，回头看看我的这些朋友，大多都是性情中人，而且里面不乏傻大妞和痴二哥，从而也反衬出我也不是一个精明的人。
我依旧相信感情这回事，感情的认可是做朋友的基本点。不管到什么时候，想起了朋友就想起了那一段历史，那段历史就是人生的一段美丽风景，有些美丽真的不能错过啊！
第二部分第5节 长大想干什么（1）
关于长大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能解决。首先，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长大了，其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
在这个浮躁的、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听到的是如何用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至于干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回报。父母时代的螺丝钉精神是听不到了。
一、卖肉的理想不被认可
小时候，我一直期待写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之所以期待，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理想，让父母很失望，如果再去纠正有点画蛇添足。所以，最好是由老师出题目，我写出来，父母签字时不经意地看到了，让他们不自觉地高兴一下。
从我们懂事开始，就不断地接受到大人们的提示：长大做什么呀？大人们也会举出许多有成就、有贡献的人物来让我们学习。我们受到各种暗示，知道只有做成这样的人，才是让大人开心的。
对理想的理解，那时我都把她置于在非常远大的目标上，比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诸如此类。好玩的是，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些大“家”，自己到底要怎么做，都像把它当作过家家一样说说而已。比如当医生的，就会拿一枝筷子或其他什么的，在小朋友屁股上打针，长大了才明白，医生是不给人家打针的，只有护士才打针，可见想象和现实是有距离的。至于工程师、科学家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而现在已经读大学了，就在考虑需要多少年的努力可以供一套房、买一部车（现在成年人见面聊天都是这些东西，似乎拥有了这些才能体现和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这些实际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可是惟独没有了理想。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实现一个理想实在不易，对未来期待得越好，越是觉得人世艰辛人生苦短，不自觉地就开始灰心丧气，也就放弃了许多可以奋斗的机会。
但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尽管大人们给我灌输了那么多英雄人物和成功人士的事迹，而我嘴上说的也都是要向他们学习，至于学什么，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还是说说而已。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理想说起来并不是那么“高尚”，而且还把我妈气得眼珠子往上翻。
那时候我们买肉还需要票，妈妈常常从抽屉里像宝贝似的拿出一张纸来，上面画满了各种颜色的小猪，妈妈剪下一只小猪，帮助买菜的保姆就给妈妈一块瘦肉。有一次，我看那些小猪好可爱，就想问妈妈要来玩，妈妈不仅不给，还把它锁起来。于是，有一天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长大干什么好了。”
妈妈一听我有理想了，兴趣盎然地说：“什么理想，告诉妈妈！”
“我长大卖肉，不收你的票！”我把小手一挥。
我记得那天妈妈是真发火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要卖肉？你将来去卖肉？你这小孩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对劳动人民的鄙视，在这之前，她总是教导我要尊重那些卖菜的、到家里来干活的钟点工，平时也鼓励我去和那些校工的子女交往，可是她却反对我做普通老百姓！那时我还太小，不理解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
而且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高标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社会给我们设定的标准从来都是那么高，不是这个“家”就是那个“长”，要么就是当一个英雄。没有人跟我们说：“你将来可以卖菜”，“你将来可以卖肉”。在人们的意识里，那些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它不是理想，也没什么好歌颂好崇拜的。妈妈也是这个标准制定下的产物，她有那样的反应很正常。曾经在报纸上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一个家长指着一个卖肉的小贩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是干这个！”
关于卖肉的理想，我也没敢把它写到作文里去，尽管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来着。我想，我要是写出来的话还有可能挨语文老师的骂——国家培养你，难道是让你干这个的么？
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个理想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伟大，但起码现在卖肉的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第一，本人喜欢睡懒觉，据说卖肉的小贩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要奔走于批发市场之间，早早地把肉贩到市场上，供人挑选。所以以我的作息时间是绝对不能从批发市场贩到肉的，那么生意也是绝对没得做的。第二，我一向惧怕血腥（虽然本人很喜欢看动作片和武侠小说），每次和妈妈到菜市场都离肉摊远远的，看见妈妈用手翻动那血红色的猪肉，之后她再拉我的手我都会拒绝，而且还要求她一定得洗干净手才能给我做饭，所以说我是没有能力去做肉贩的。这么多年后我才真正悟到，即使是做一名肉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后悔当年我没有把这个理想写进作文里，而且，为了弥补我的“过失”，特别虚伪地给自己虚构了一个科学家的理想，并且是在充分了解自己数学细胞严重不足对数学课痛恨得要命的情况下随大流，人云亦云，真是十分的没有个性。我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当年我就是为了讨老师和家长的好才那么写的。
其实，就是在今天，思想非常开放的今天，你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写成“卖肉的”，人家同样会说：这人脑子进水了。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你做了也不要说。
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我那时看着妈妈买肉那么艰难，就想着将来自己能卖肉，不收妈妈的票（这也算孝女吧？）。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小孩子们直奔主题了。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要他奶奶给他买一架钢琴，他奶奶说，太贵了，我没那些钱。那小孩马上说，我知道哪里有钱。于是把他奶奶带到了一个柜员机旁，说，你把一个东西往里一塞，按几下，钱就出来了。他的理想就是将来发明一个机器，一按，钱“哗哗哗”地往外淌。
二、唱歌的理想被封杀
写完《我的理想》这篇作文后，我就开始严重偏科了。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特别不喜欢数学，这不仅仅是数字枯燥的问题，有的时候面对莫名其妙的题目问法总会伤透脑筋，特别是怕碰到一些题目像“工厂生产大滚轴一圈带小滚轴两圈”的题目，我连机器构造都弄不清楚更别说解题了，光是想象这两个滚轴是怎么连到一块的就够我想一阵的，也不知道滚轴长得是圆是方，小孩子真的挺难对付那些题目啊。比起现在数学题出什么卖可乐赚利润，如今的题目可是亲切多了。
还回到偏科上，当然，偏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参加的活动太多，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学校合唱队担任领唱，后来给区里的老师选中和另外一个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在一块排二重唱，先是在区里比，然后市里比，最后全省比赛，着实折腾了一阵子，每天都练得说不出来话了才能回家。剩下那点力气还得留着做作业，当然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作业再做不喜欢做的了。于是语文科目就越来越喜欢，数学科目就越来越憎恶。遇到语文作业是写作文，那就高兴疯了，从来不愁没有词儿写——因为从来就没有抱定一个忠诚的写作态度去对待它。自从经历了“我的理想”这个题目后，我也好像悟到一些道理，虽然不是那么透彻，但始终没有跟它较过真，学会了说一些好听话是很自然的。至于到底是善意的虚伪还是迫不得已的虚伪，已经没法去计较了。而我的当科学家的理想早就已经完全是泡沫了，看来，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是绝对不能称其作“理想”的。
跟着下来，思维里边关于“长大了想干什么”又开始有了变化。我一直以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特别愉快特别充实的事情。既然“卖肉卖菜”不算理想，那么，我很快就有了第二个非常令人愉快的理想——做歌唱家（那时我认为我是能胜任的），最好像费翔或者像齐秦，稍微差一点像苏芮也凑合。毕竟那个时候唱歌是自己的强项，自己也喜欢唱歌，而且在小范围内还是没什么同龄人能跟自己比的。
可是我的理想又一次受到阻截——妈妈很严肃地告诉我，喜欢文艺跟搞文艺完全是两码事，唱歌可以当作是业余爱好，但绝对不能成为终身职业。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是挺不服气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倒不是认为自己现在还能做歌星或者歌唱家，而是不喜欢人们对于演艺界人士的那个态度。那个时候不是我妈一个人说这句话，但凡知道我唱歌有那么一点点出息的人都跟我唠叨这句话，生怕我做歌星梦把前途都耽误了，到头来得不偿失。
父母说起来也都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一个在大学里边教书还写小说，另外一个从事戏剧创作，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