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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其实我不快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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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自己喜爱的人,玛丽莲·曼森,一个男性,一个习惯于扮演无性别的魔鬼玩死亡金属的家伙。我曾一度迷恋他演唱的那首《nothing gonna change the world》,那极富渲染力的嗓音,营造出很大的幻想空间,还有他自己写的词,也总是寓意深刻。一方面让人痛苦地思考,一方面让人无尽地沉醉。
  一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冉冉升起:
  没错了,从现在开始,我的英文名就叫,marilyn。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她竟然觉得我的意识像是倒退了20年,而我的姿态却像是成熟了20年。更要命的是,如此俗艳大众化的名字,从小到大,还真没看见身边哪个人是这么叫的。
  一个多么神奇的名字啊!
  据说“文革”时有一句非常紧要的口号,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号召年轻人与旧的观念和制度决裂。其实这句话也适应我们现在,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体是父母帮我们选择的,但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改造。名字可以改,相貌可以整容,可以整到自己不认得自己的地步。到了这一步,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改的地步,忽然又不想动了。结果发现名字真的就是一个符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一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六、迷恋精致的生活
  关于生活,不应该是不切实际的。
  特别是当我身体力行地去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把生活和生活的地方安排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有多么的艰难繁复。或许有不少人就是因为知道如此,所以不断降低对生活的要求。许多人家里边总是乱乱的,有心情装修、买家具、上地板,却没时间整理做清洁。生活的地方一但杂乱,势必影响心情,也会影响人生。
  我的生活一直是妈妈打理,直到上大学,我才开始自己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我的意识中,一个人的事还不好办吗。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却不简单。从父母将我送到学校后,与我分手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得为自己考虑了。首先是喝的,必须去打水,打水要买票,要拎着水瓶去水房,好麻烦,我决定不打水,一次买一箱,天天喝饮料,甜甜的饮料多好喝啊,在家里老是受父母限制,现在口袋里有钱,自己就能决定,第一次感到自由了。喝了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解出来的小便都有一股甜甜的味道,人也开始胖起来(书上说单糖使人发胖),又怕得糖尿病,不用谁来教,自觉地改喝开水了。
  然后是吃饭,也是个麻烦事,过去十几年,我只管上课写作业,到时候就有人喊吃饭,吃完了,把碗一推,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现在完了,每一顿饭都得自己去食堂买来。我恰恰不是那种特别会安排自己的人,往往迟一步,就没有热的饭菜了。吃完了,还得洗碗,弄得两只手油兮兮的,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习惯,有的时候干脆花5角钱买一个饭盒,吃完就扔掉,这样省事多了。
  还有就是洗衣服,以前每天都换干净的衣服,换下来的脏衣服往那里一丢,就不用问了。现在真是糟糕,不换衣服吧,已经是养成的习惯,哪里能改得掉?每天换吧,就得每天洗,真麻烦啊,怎么就有洗不完的衣服呢?时间竟然不够用!那就拿到洗衣房去洗吧,可是一大堆衣服放一起,洗得根本不干净,洗着洗着,我的许多衣服都找不着了。真不知道妈妈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和爸爸是怎样做的?
  生活教会了一代人如何思考,而思考却没教会这一代人怎样生活。这才理解报纸上登的,有大学生上大学要请保姆的事。所以我也以为,我有个保姆就可以帮忙打理一切的了。后来发现,这个想法还是不切实际的。父母请了钟点工,干活甚是卖力,一来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打扫。家里是弄干净了,也弄得整齐了,可往往等她走了以后,才发现很多被卸下的电源她忘了插回去;因为不懂得使用热水器把热水器弄坏了;书和资料被她放错了位,还需要再来整理一番。
  原来还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想要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还是要自己亲力亲为,一个星期抽出几个小时,来做一次彻底的清洁。
  我向往的人生是亦舒式的精致。把生活描写得世人都向往,从来不发表自己的照片,甚至为了不上镜头,连颁的奖也不要了,只图一个生活安稳。
  亦舒是属于那种外表温柔内里坚硬、一个出口成章,满嘴尽是成语典故的女人,也许正好能说明她的个性与内涵。
  亦舒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的生活,一方面是极尽能力的小资,一方面又很节省,所有事情先娱己再娱人,对人礼貌,但在不触犯道德原则的前提之下,爱憎不能说分明中,心中自有乾坤,理解人世,可以容许人犯错,但不容许人犯罪。
  我时常想着亦舒的那种清净雅然的境界。繁华之中一块清净之地是由自己创造的,多么自豪。满屋素雅的布置,还有些怀旧的唱片和家具,一派修身养性的姿态,也是一种贵族的姿态。
  不过亦舒的生活是贵人生活。香水要用joy,衣服不是gucci就是armani,哪个不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货色?若是要找负担得起的人,薪水也势必要用“年薪×××万”来计了。不是大牌明星就是什么什么老板,再就是世袭,畅销书作家,诸如此类的人,哪里去寻?连老公都要找海洋生物学博士或者原子物理学博士,可以开直升机带你去看极光,这样的男人,对平民女子来说,恐怕不止是理想,简直是妄想了。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天生也不是穷人。妄图过上这样日子的人,必为其劳累一世,还未必能盼到放手享受的那一刻。这样的梦想,于有些人是目标,于有些人是痛苦的毒药。
  “凡觉得辛苦,就是强求。”亦舒不过想让所有的女人,都变得优秀而有尊严。
  喜欢就是喜欢了,爱屋及乌。
  真实的亦舒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法说得清楚。我们看到的是亦舒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以为她也应该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向往。
  安徒生是个贫苦的孩子,可他所描绘的童话是最美的,这是一个反衬。
  还是卡耐基说得好:“即使我们拥有整个世界,我们一天也只能吃三餐,一次也只能睡一张床——即使一个挖水沟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他们比洛克菲勒吃得更津津有味,睡得更安稳。”
  生活还是要切实际。
  第二部分第8节 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1)
  很少的父母能与孩子平视并交谈,而独生子女在家中是一名忠实的观众,父母却像一对演员,每天在不断地上演他们的活报剧,不知不觉中,我变得沉默寡言。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有一次和妈妈一块去听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报告,结束后我问妈妈对她的印象,妈妈想了半天说:“学术问题放一边,但是女人的个性张扬到像她那样一次一次地选错伴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活细节使我离婚”。讲的是一个女人谈恋爱时看对方是千好万好,结婚后却发现男人有许多毛病,她都一一列举出来,我一看,呀,这些毛病我爸爸都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另外,报上公布的“十种可恶的女人”,我认真地对照了一下,我妈妈大概占了四种。如此看来,我父母也不是什么优秀的人。这样两个很不完美的人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还没有离婚,我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中常看到一对夫妻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但两个人就是过不到一块,大家都说:他们的个性太强了。
  一个词在我的头脑中升上来:宽容。
  是的,宽容。
  父母的婚姻是否美满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能宽容对方这才是主要的吧?
  一、父母的婚姻我辈望尘莫及
  爸爸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70年代的下放政策是:父母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那时,爸爸的两个哥哥到了部队,爸爸为了让妹妹能留城不下放,从农村抽调回城时,有意不回省城家里,而是在一个县里的化肥厂当大炉工,这就注定了他和妈妈的姻缘。
  1973年,爸爸作为工人的代表,妈妈作为知青的代表,参加了“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其实,他们俩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好像冥冥中有一根红线在牵着他们,他们谁也不理,谁也不睬,直到两人相遇。爸爸那时写诗,歌颂他的大炉工生活,“一锹一颗红太阳”什么的,还拉具有专业水平的二胡,还下很好的围棋,妈妈就被他迷住了。
  1974年,妈妈入了党、上了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跟爸爸的社会地位迅速拉开了距离。物以稀为贵嘛,那时入党多难,妈妈她们一个系才几个党员,大学停止招生好多年,人群中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而这两样妈妈都有!熟悉妈妈的人就说:你和一个大炉工有什么共同语言,散了吧!还有人在背后说妈妈:是看上对方的家世吧?妈妈的亲属也不同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他们交往,他们不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话,他们嫌爷爷是一个当官的(副厅长),还嫌他们是桐城人。
  有一句非常侮辱人格的话说的就是桐城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十个湖北佬也斗不过一个桐城佬”,这是说桐城人奸诈。其实桐城文风甚重,历史上有“桐城派”,姚鼐、方苞是代表性人物;清朝开国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赫赫有名;近代的桐城也是十分令人瞩目,像陈独秀、两弹英雄邓稼先,还有几位副总理级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桐城,我不知道桐城人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来深圳。
  1982年元旦那天,爸爸背着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满了课本,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拿,住进了妈妈分的小房子。从1973年到1982年,父母的苦恋经历了10个年头,就这样,在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结婚照、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的情况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真的好像嫁不掉一样!”回想起当年的选择,妈妈至今感叹不已。
  卢梭说:“人间无与伦比的幸福是既有爱情又爱得纯洁无瑕。”我想,我的父母当得起这句话。
  好在我的外公外婆死得早,否则妈妈再怎么说她是幸福的,老两口也会为自己最小的孩子的遭遇伤心落泪的!
  二、什么藤儿结什么瓜
  都说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你就具有什么样的人生。
  人们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独生子女的现状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倾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没有心思、没有心计的女孩,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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