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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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面就少一面了。单位有位领导，每年的几个七天长假，都要赶回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只为探望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当有人问起何以如此频繁时，他这样回答。其实谁又不是如此，当父母已经踏上暮年之路，渐行渐远？寿龄的长短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变的是相伴的暂时性。初次意识到这点时，我记得心中掠过一缕寒意。他们搬来已满七年，按说不算很短了。但在记忆中那些日子却仿佛可以数点出来。今后。还会有几个这样的七年？
度量生命可以用不同的标尺。在人们习惯的童年、少年、中年、老年之外，还可以有更开放的、多样化的尺度，譬如，哪几年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哪几年在什么地方居住等等，都可以拿来绘制具体的人生坐标图。有一次翻《诗经》，读到这样的句子：“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愿我复我，出入复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其实，人生也可以这样划分：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同样是分离，有短暂分离的时候，也有阴阳阻隔、生死暌违的时候。
父母好多次对我们表示，他们眼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照料好，生活能够自理，免得得上个半身不遂之类腻歪人的病，自己遭罪受不说，还累赘别人，给你们增添负担。这时候，我们总要笑着打断他们的话头：说什么呢，你们还要制订至少二十年的目标，多想想怎么活得健康、活得乐呵吧！
看他们今天的身体状态，这样的话也并非只是为了讨个吉利。何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新的定义，这个年龄还只是属于老年的早期，未来尚有堪称长久的日子。报纸上电视里，不是也经常刊播一些百岁老人的消息？我时常将这一类的信息带给他们，既是为他们鼓劲，也是安慰自己。还不断地捎过去一些健康保健类的杂志，他们也仔细地读，按照上面所说去安排自己的饮食起居。差不多每隔两年，为他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各项指标大都比较正常，有一些小毛病，也都是这个年龄的人常见的，并无大碍。
父亲总是说，知足了，就是现在就蹬腿的话，也算活够本了。父亲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县委的同事们开玩笑，说老彭熬过的中药够装几车了。药渣能够把自己埋几次了。他多次谈到，当年在沧州干休所疗养院的几十名病友，如今还在人世的，只有他和另外两三个人了。最后，又总是千篇一律地转到儿女孝敬，让他们生活好，心情舒坦，才有今天的样子。
但自然规律无法对抗。即便如此，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在慢慢地走向一个归宿，一处一切生命都将在此聚会的所在。
那时，窗外这条被脚步丈量了无数次的小路，将不再留下他们的足迹。小区花园的那片健身区中，依然热闹喧哗，但不再有他们的身影。眼前的一切，都将成为记忆中的内容，而也会有连记忆都消失了的时候。生命的延长，无非是持续不断地增加、积累记忆，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变得空白。那些伟大的人物，还会被记入史册，而一个普通人，便只会在家人、亲戚、友人的回忆中，继续存留一些时日，然后就慢慢地淡出了。等到若干年后，这些人们也渐次故去，就没有证实他们曾经存在过的消息了。就像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亿兆生命，如今再没有一点的痕迹。
向更远一些的地方张望，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我们的明天。
生命重复着相似的道路，尽管年代、地域各异。但实质是相同的。就像那句西方谚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一样的人间戏剧，时时刻刻在搬演着，同一个脚本，不同的演员。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一样的牵挂，一样的思虑，一样的这个年龄所固有的心情。从心里盼望儿女来，但又体谅他们的忙碌，言不由衷。我们也会畏惧出门，畏惧热闹，顶多在房前的花园里晒晒太阳。朋友们见面越来越少，想念的时候。通个电话问候一下。然后在某一天，听到某个老友辞世了，内心不由得震颤了一下。
不过，依然还是时间，能够让一切归于平淡。此后，随着这样的讣告越来越多，渐渐地，我们心底波澜不惊，感慨也变得寡淡。再后来，我们会坦然地等待着，在不可知晓的某一天，这个结局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想象这些，也就是演练生命。将那个时段的生命感受预先体验一番，咀嚼一番，但愿等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更成熟，更从容，更有尊严地面对必须面对的一切。
注视着，端详着，在时光无声的脚步中，父母越来越老了。
衰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年，都在一点点地累积，这儿或者那儿。我和大妹因都在北京，去得多，对这种变化还不是特别敏感，但我有一次翻出这几年里给他们拍的照片，前后比较，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弟弟在南方，一年多见他们一次，小妹在国外，两三年回国一次，感受就更鲜明一些。
仔细凝视时，会意识到，那些言谈举止中，其实都是熟悉和陌生的东西的混合。那些熟悉的动作、声音、神态，让我们的记忆连接起了所有的过往的日子，那里面有苦涩，也有温暖。而那些被时光添加的东西，那些蹒跚、迟缓、软弱，让我们意识到天命、大限，生命的无限的脆弱，认识到人生的悲剧性本质。
一旦父母离去，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撤去了一种生命的支撑，割断了一条连接这个世界的牢固的纽带。我们内心深处会有一处被抽空的感觉，存在的根据也会变得恍惚可疑。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即便生活成功美满，一切都很如意，这种亏缺感也是无法被填补的。说到底，那是一种孤儿般的、被抛弃的感觉。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抚养我们长大，看着我们成家立业，同时，他们一步步走远，终有一天会彻底地离去，阴阳暌违。仔细想来，这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是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有时候。忽然会有一种童稚的、虚妄的想法：如果能够和他们长期相随，还有什么是不能交换的呢？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只好等待着，那必将到来的日子，别无选择。只愿当这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懊悔，不会内疚。我们能够说，作为儿女，我们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在他们老迈衰弱时，我们曾经尽力照料呵护过。面对着一个铁一样的定局，我们做出过最好的抵抗。
责任编辑 晓 枫
老妈烟史
素 素
一
由于发生了SAILS，这个五一我没有回乡下看老妈。按以前的惯例，过了春节，我还应该回去过五一，许多年都这样。可是这几个月，城里人一直生活在SARS的阴影下。车站、码头和机场看不到往日人头攒动的景象，百货公司、自由市场乃至大街上也没有过去那种熙熙攘攘，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像空盒子一样在城市里徒劳地穿行。这个世界最扎眼的风景就是口罩，因为人少影稀，那雪白的小方块便像探照灯一样，远远地就射过来。这个五一，我和女儿在城里过了有史以来最郁闷的一个节。
五月最后一天是个星期六，在瓦房店工作的小弟一大早就开车到大连接我，他说现在可以回乡下了，没有人在村口堵着不让进了，我和女儿便上了车。
我发现，几个月不见，老妈像交了一个人，不但瘦了，神情里还有一种病态的倦怠。我说，妈，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吗？老妈说，没什么，就是肚子疼，一疼，五脏六腑都跟着疼。我问她疼多长时间了，她说疼了两个月。我明白了，这正是SARS最猖獗的两个月，老妈肚子疼，虽然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她身体怎么样，可她没有吱声。记得，有一股辛酸在我的心底浪一样翻卷了过去。
我和小弟立刻决定拉老妈去大连看病。老妈执拗地说，大连太远，要去就去瓦房店。好在小弟在瓦房店医院里有熟人，也不管什么大周日了，到了瓦房店就把当大夫的朋友从家里拽到医院，然后一路绿灯地领着老妈做检查。一做B超，我就看见了一个黑色的团状的影子。医生手上的仪器在那个地方照了足有五分钟，最后用笔在单子上写出了影子的直径和大小。此时此刻，我不是从医生的脸色上看出了危险，而是凭自己的感觉看见了危险。我突然觉得，我和老妈不是三个月没见面，而是有一个世纪没见面了，那团黑色的影子就是在这三个月乘虚而入，强盗一样偷袭了老妈的身体。尽管我对老妈在感情深处有一种说不清的距离，可当我知道有危险降临到老妈头上，我立刻就想象黄继光那样，挺身为老妈去堵那个枪眼。
老妈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看样子是想听清楚医生说了些什么。有经验的医生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屏幕上看，在纸上写。这个气氛肯定让老妈有一点警觉，当医生叫她起来，她就起来了，还像以前一样，绝不让人搀扶，说，没我的事了吧？那我出去抽烟啦。于是就叫小弟陪她去走廊上抽烟。医生的话只有我来听了。医生说，子宫里肯定有个东西，像她这个年纪的老人，还是小心一点好，建议再做个CT查查。我就把B超单子揣在口袋里，从B超室出来了。只见老妈和小弟并肩站在走廊上，两个人都在自顾自地抽烟。老妈面无表情，两只眼睛苍茫地望着窗外。我女儿非常熟悉姥姥的这副姿态，她曾经在一篇作文里这样写道：
虽然所有的儿女都孝顺姥姥，可我看得出来，姥姥她很孤单，也很寂寞。孤单和寂寞是两个意思，孤单是在外表，姥姥身边没有做伴的人，因为姥爷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寂寞是在心里，姥姥一定有许多委屈，许多烦恼，可她不想说，也没有人说。所以姥姥的表情很淡漠，总像在想事。
姥姥告诉我说，她不肯跟我妈或我小舅住到城里去，是因为她不喜欢城里的床，坐在床上不能抽烟。她喜欢乡下的火炕，坐在火炕上可以抽烟。姥姥抽烟的姿势十分酷，那支烟卷在她嘴里吸的时候，她好像很迷醉，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连嘴角四周的皱纹都朝着一个方向高耸去了，直到吸不动了，那肌肉才肯一点点放松，回到原来的位置。姥姥紧接着就再吸下一口，还是这个样子，肌肉耸起来，再松下去，反反复复，直到把一支烟抽完。
抽烟的时候，姥姥的眼睛总是透过窗子向院外看去。院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值得她看，她却一直能从早上看到傍晚。后来我知道了，姥姥不是在看，而是在思考，她是一个寂寞的思想家。
这里写的是老妈的日常状态。老妈在日常里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孤独而深刻，嘴里总是叼着烟，脑子里积攒了不知多少条重要的深思熟虑的见解，家里来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就是老妈发表这些见解的时候。尽管老妈很想把她的见解快一点说出去，可她总是先耐心地让来说话的那个人唠叨完，等周围的气氛安静下来之后，她再说。老妈的嘴不像一般的乡下女人那么碎，她只简单地说几句，那几句就是格言一级的。别人说话，说的是过程，老妈却是把过程给浓缩了，或省略了，说的只是她每天坐在炕上思考的结果。所以，村里的人都爱听老妈说话。在他们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在老妈嘴里却一句话就说破了，而且，老妈说的，往往就是真理。现在不同了。老妈一定是感觉遇到了她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她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弟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话也不会说了。我咳了一声说，妈，B超看不清楚，医生让咱们再拍个CT。老妈回过头，掐了烟说，既然来医院了，就听医生的吧。老妈的语调明显地降了下来，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顺从和迷茫。
CT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说不是在子宫，而是在卵巢，需要马上做手术。这话让老妈听见了，声调立刻高了八度。手术？我身上一辈子也没挨过刀，死就死吧，我可不做什么手术！可她夹着烟的手指，却在微微地颤抖。这一次，我没有跟小弟商量，也不管老妈愿不愿意，自己做了一回主，坚决让老妈跟我到大连住院手术。老妈眼神诧异地看了看我，无奈地平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想通了，说，好吧，就听你一回，去大连手术，可我得先回家一趟，拿衣裳，拿烟。
老妈除了爱抽烟，就是爱穿戴。老妈身上的衣裳再旧，也一定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老妈做了新衣裳，总是先留着过年穿，过节穿，出门穿，直到穿旧了，最后再在素常日子里穿。老妈的手头要是有了点钱，不舍得买吃的，却舍得买穿的。老妈常说，东西吃了，香香嘴，臭臭腚，谁看见了？衣裳穿得不像样，可是丢三辈子人，上丢爹妈的脸，下丢儿女的脸，外加上自己的脸。人哪，什么最值钱？就这张脸最值钱！老妈已经是快八十的人了，腰也弓，背也驼，可每次回乡下之前，问她想让我买点什么，她就会说，不要吃的。买件妈能穿的吧。所以，在乡下，老妈一直是个穿得最讲究、最体面的老太太。老妈知道，乡下地方太小，穿衣裳也没有多少人看，因此就特别在意出门的打扮，每次不管出远门近门，只要是出门，不但身上要穿戴得像样，包里还要带上几套漂亮的衣裳。住院当然也是出门，除了拿抽的，也得拿够了穿的。
为老妈手术主刀的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女博士，这是我托了很多层关系找到的妇科手术专家。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的床位向来紧张，即使是SARS了，该上医院还得上。我原想给老妈要个单间，可整个病房就一个单间，正有人住着，老妈只好住进了六人间大病房。我以为老妈会不高兴，没想到她住下来不久就与病友们混熟了。老妈就像坐在自家的炕上，仿佛家里来了说话的人，忍不住就进入了角色，不管病友们说什么事，她听完了，一定要把她这个乡下老太太的真知灼见说给人听。我想，病友们一定以为自己遇见了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知是真的爱听老妈说话，还是善意地逗老妈高兴，每个人都作出十分想听的样子。这可鼓励了老妈，她把乡下土得掉渣的故事，主要是她对那些故事的分析和评判，用她惯用的语言方式说给病友们听，而且一边说话，一边抽烟，好像她不是从那个乡下来的，她是乡下的旁观者。我知道，老妈之所以在病房里表现出超常的活跃，一是不想让城里人瞧不起，二是为了给自己减压。
得这个病，让老妈感到无比地羞涩和自卑。记得那天在瓦房店医院的走廊里，老妈就曾小声地跟我嘀咕，唉，得什么病都能说出口，就得这个病说不出口，你妈要了一辈子强，到底也没要过去！自住进大连的医院，由于女博士翻来覆去地给她做检查，一次次地让老妈脱裤子，更是大伤了她的自尊。就听她在里面一边脱裤子一边小声地骂自己不嫌害臊，老不要脸。我站在检查室门外，难过得直流泪。
在老妈入院的前三天，医院先后有好几个部门来做例行的登记，做登记的人来一拨儿，就要问一次老妈从哪里来，电话和家庭住址怎么写。村里有没有人发烧，知不知道现在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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