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涞煤冒。�
第十章惊鹏伏雁
“蛇”一向被视为恶类，没想到在1957年凡响应党的号召，热情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却被当成了蛇，还是被引诱出洞的毒蛇，否则怎么会一棍子打死呢？谁能想到还会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是阳谋不是阴谋。沦为“右派分子”的人也只好忍受暴虐。我这个小女子，竟然也在劫难逃。
一、早春
1957年春天在桃红柳绿中来临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面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讲话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和高等学校里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他说：“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毛主席的演讲给知识分子送来一阵春风。
1957年3月2日，上海市作协书记，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接上海市委电话要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3月17日，他给留学波兰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写的家书中，报告了他听毛主席上述两个报告录音的兴奋心情。他写道：“毛主席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区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的人，”傅雷如此盛赞毛主席，完全出于他的内心。（参见《反右派始末》32页）
许多知识分子像傅雷一样，受到毛主席讲话的鼓舞。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怀里揣了多日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决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一时间，对“天气”的议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人们希望乍暖还寒的“早春”寒气早尽。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暖风劲吹了，人们大胆起来，批判个人崇拜，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提出了疑议，虽然还只是议论，但感到空气松动了。“春到人间，老树竟然茁出了新枝。”社会学的老前辈，陈达教授开始写新著了；李景达老教授也写新著《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们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兴奋，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怀着一颗诚信的心，忘记了刚刚流逝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浪。尤其是文艺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时代来临了，人们感激领袖的伟大，人们在报刊上敞开思想发言；毛主席一再鼓励鸣放，说什么这次整风不过是毛毛细雨。紧跟着四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这又给了知识分子无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追求的新中国到头来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压制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毛主席如此诚恳地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不就是明证吗？《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号召鸣放，不断加温。
在这种气候下，我也满怀热情相信真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也就在这时我在《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发表了一组小诗：《冬小麦之歌》《冬天的小河流》《岩上松》《柏树与玫瑰》等，反映了我希望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一展身手，能为党做出贡献。
二、“阳谋”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报》论调公开转弯，接连发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鸣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等。
6月22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五月的一天，我随查汝强和他的老友乘单位小汽车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学。只见满墙大字报，还有海德公园似的自由论坛。每篇大字报，每个讲演都举起民主、法制的旗帜，尤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对封建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专制、等级、腐化等各种残余毒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一趟走马观花，使我很兴奋，真希望新中国能通过此次整风，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垃圾涤荡干净。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文联鸣放会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艺处。曾平处长召开了我处人员鸣放的处务会，处内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如实地汇报文联鸣放情况，同时认真地提出党应改进某些作法的意见。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有意见呢？看来主要是没有调查清楚就开了斗争会，既然是当成反革命分子斗，群众当然就会不客气，吐唾沫等行动也就会发生了，可斗到最后，查无实据，这样可就伤害了被斗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