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杀人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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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罪，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做的。”
“也许，”德拉·斯特里特说，“哈里斯搞错了。”
梅森阴郁地摇摇头。
“不，”他说，“现在我得停下来仔细考虑这件事，这是此案中显得十分不对头的一件事，他不会弄错的。你看，艾德娜手中有那个餐具柜的惟一一把钥匙。她锁那个抽屉时我和她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那把刀想当然是在里面。我们并没有打开抽屉来搞清楚。早晨，那个抽屉仍然锁着。那个管家来找艾德娜帮他找钥匙。她耍了点儿花招，掏出了它，假装它始终是在那个餐具柜的顶上。”
艾德娜·哈默用手帕捂着脸，抽泣着。德拉坐在那把大椅子的扶手上，拍拍她的肩膀，“别哭了，”她安慰着，“眼泪没有用。”
梅森踱起步来。
过了几分钟，德拉·斯特里特终于使这个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姑娘镇定下来，但梅森仍然以那种固定的节奏踱着步。
艾德娜·哈默终于主动讲话了，“我要尽我所能地解决这件事，”她说，“杰里要坐飞机走，还没有给他发传票呢，他要到他们找不到他的地方去。告诉我，那样做没事吧？”
梅森眯缝起了眼睛，问道：“他做出供述了吗？”
“是的。”
“他在上面签字了吗？”
“没有，我想他没有。那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我说，在给他发传票之前，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到哪个外国去吗？”
梅森说：“就公众感情来说，那会看起来糟透了的。地方检察机关会在报纸上大加宣传的。他们会明白表示，他是为了逃避作证而神秘地离开的，他现在在哪儿？”
“在他的车里，在您办公室街对面的停车场等着呢。他已经把行李装好了，订好了去墨西哥城的一架班机。然后他会从那儿去……”
外面走廊上一阵骚乱，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在说：“得为您通报才行。”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恼怒地叫道：“走开。”
门一下子开了，面色冷峻的杰里·哈里斯无礼地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纸。
“天哪！”他说，“他们找到了我——像抓个该死的傻瓜一样抓到了我——就在您办公室前面的停车场上我自己的车里！”
“抓住你什么了？”梅森问。
“抓住我，给了我一张传票，要我在明早10点出庭，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
梅森伸展开双手说：“噢，地方检察官抢在我们前面了。汉米尔顿·伯格可不是傻瓜。”
“但是，”艾德娜问，“他能不能仍然离开呢？那趟航班今晚起身……”
“他们现在无疑会在监视他，”梅森说，“他们看见他在那张传票发出后到这个办公室来了。如果他现在离开这个国家的话，我就会受到律师协会的审查的。这可是个不怎么样的主意。不，我们得勇敢地接受这件事。坐下，哈里斯，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我极为抱歉，”哈里斯很不中听地说，“反复考虑这件事，我很想知道我还能不能改口。当然了，开始那看上去不是很重要，我在对地方副检察官的供述中很肯定……”
“这么做没必要，”梅森反驳说，“没有你的供词，他们也差不多会这么想，因为是艾德娜锁上了那个抽屉，拿着那把钥匙。那把切肉刀不可能在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他们不知道我锁上了那个抽屉，”艾德娜说，“我会发誓我没锁。我……”
“你要讲实话。”梅森说，“任何时候，在我为了使一个委托人无罪开释而必须要依赖伪证时，我就退出，不再办案了。如果他是无辜的，我会得到证据使他得以解脱的。”
电话铃响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听筒，随后递给梅森。
“保罗·德雷克打来的，说‘重要极了’。”
梅森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德雷克的声音终于有了这么一次，显示出了足够的激动，克服了他习惯的拉长声，说道：“你想知道多里丝·萨里·肯特在洛杉矶时去了哪儿吗？我的人一直在打电话报告。就在刚才，我得到了消息，她的绿色帕卡德敞篷汽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她正在过马路向你的办公室走去。我想你或许需要一两分钟来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梅森“咣啷”一声挂上电话，打断了德雷克“咯咯”的笑声。
“听着，你们两人，”他说，“多里丝·肯特正在往上走呢。她可能会向我做出一个提议。如果她在这儿或是在走廊里碰见你们的话，那可能会使她受到拘束。斯特里特小姐会把你们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警报解除后，你们可以溜到走廊去。”
“艾德娜，他们可能会在街上的大门口拿着一张传票等着你。不要试图躲开传票。做个好姑娘，微笑，什么也不要说。”
“好吧，德拉，领他们到法律图书室去吧。”
德拉·斯特里特刚从法律图书室回来，梅森的电话就响了，外问办公室的一个姑娘说：“多里丝·萨里·肯特太太坚持要见您，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梅森说：“带那位女士进来吧。”他挂上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到你办公室去，德拉，为这番谈话做记录。”
他拨动了一个开关，它将室内电话扬声器与他秘书私人办公室中的电话联接在了一起。尔后他抬起头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通外间办公室的门。
德拉·斯特里特正在关上她办公室的门，交换台接线员打开了另一扇门，引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迷人女子，她睁大了蓝色的眼睛，冲梅森微笑着。
梅森评判地打量着她，将那展示得恰到好处。足以引起兴趣、但并没满足好奇心的踝部，由口红加以强调的丰满的红唇，以及挽得很好看的金发尽收眼底。她用容忍的微笑面对着他详细的审视。她毫无忸怩之态，向梅森的办公桌走过来，伸出手说：“您和我见面真好。”
梅森指指一把椅子。
“我听说了好多您的事，”她说着，把椅子拉过未，这样，她不仅面对着他，他还可以有利地看到她交叠的双膝，“他们告诉我，您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
“我的名声，”梅森说，“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呢，那要取决于一个人站在原告还是被告的立场讲话。”
她的笑细声细气的。
“别那样，”她说，“您知道您很好。为什么不承认呢？那是我和律师们相处的麻烦事——他们害怕承认任何事情——总是害怕什么人在为他们设陷阱。”
梅森没有微笑。
“那么，好吧，”他说，“我很好。那又怎么样？”
她估量着他，目光中迅速地掠过一丝不安，但她保持着那个笑容，丰满的红唇友好地张开了，显露出整齐的两排皓齿。
“这么说您在为亲爱的老彼得辩护了。”她说。
梅森什么也没说。
“您能使他获得解脱吗？”
梅森点点头。
她打开手包，掏出一个烟盒，打开了它，向梅森伸过去。
“不要，谢谢，”他说，“我自己有。”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挑了一支。她把头微微斜向一边，露出期待的目光。梅森向她走过去，为她点着了烟，她充满笑意的眼睛向上径直看着他的眼睛。
她吸了一大口烟，很满足地品尝了一下，从鼻孔中呼出两股一模一样的烟，说道：“我来看看我能帮什么忙。”
他扬起了眉毛。
“帮忙来开脱可怜的彼得。”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以作证。他得了一种越来越重的精神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使他经常丧失理智，特别是在夜晚。有不少次，他醒过来，显示出为一些妄想所折磨的迹象。开始我以为他是试图杀死我，但是，回想起来，想起某些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我现在可以意识到，可怜的彼得得了很重的精神病。他在芝加哥有过一次神经病发作，根本就没有痊愈。”
“还有别的吗？”
她微微皱着眉，看了他一眼，那微笑不再那么明显了。
“您还想要什么？”她问。
“你想告诉我的任何事。”
“在我知道我的确切地位以前，我认为我不想再告诉你什么了。”
“在哪一方面？”
“您是否打算和我合作。”
梅森慢慢地说：“我看不出哪儿有妨碍合作的任何问题，肯特太太。如果你有什么证词要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去听。”
“我可以为许多事作证。也许，如果您告诉我，为了使您的辩护站得住脚，您究竟需要什么的话，我可以想出一些与之有关的事情。您看，在婚姻生活每日的接触中，有许多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事情，然而这些事又不能随时回忆起来，除非有什么事来唤起记忆。因此，如果您把您需要的东西告诉我，我或许能帮助您。您不需要在法庭提问时为我操心，我可以照顾自己。”
“意味着你可以支配陪审团吗？”梅森问。
“如果您想那样说的话，是的。”
“很好，”梅森告诉她，“留下你的地址，如果我能想起任何事，我会和你联系的。”
“您现在想不起来吗？”
“想不起来。”
“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嗯，我说接受能力很强。”
“我非常感谢你来，但是，你不认为，如果你打算讨论这种性质的问题，你让你的律师和你一起，不是更好吗？”
她向他倾过身去说：“我要对您坦率地说，梅森先生。我很高兴您提起我的律师。”
“为什么？”
“因为，”她说：“我还没有和我的律师签任何协定呢。我一直在拖延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签个合同，如果我的官司打赢的话，他得到我所得的任何东西的一半。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付给他钱。现在看来不必那样，您看不到吗？我丈夫的地位使他不能再和我斗了。”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需要我的作证。如果我能以他神智狂乱为基础，使他从这个谋杀案中得到解脱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使那个离婚案无效了。那时，因为我是他妻子，我就会是他的财产的监管人了。”
“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梅森说，“但是，除非你的律师在场，我不想和你讨论它。”
“为什么？”
“职业道德。”
“我看不出您为什么不能讨论我的证词。”
“我可以讨论你的证词，但我不能讨论这个离婚案。”
“在我看来，梅森先生，您非常非常谨慎……非常有职业道德。”
“没错。”
她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使性子的表情，但是，她恶毒地把那支烟在烟灰缸里碾成几乎是乱七八糟的一团。
“太有职业道德了，而那不像您的作风。”她说着，站起来，马上向通走廊的门走去，竟没有回头再看一眼梅森。
14
这是傍晚时分。伴随着办公室的关闭是一片闹哄哄的活动，各种声响在这座大办公楼里回响着。在办公室里熬了一天后渴望回家的速记员们在铺了石板的走廊里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她们的高跟鞋打出了迅速的脚步带来的紧张的“得得”声。
钟打5点时，各种声响的音量变大了。到5点30分，这座大楼几乎是寂静的，噪声的中心正转移到大街上，从大街上传来的吼叫的喇叭声和刺耳的交通口哨声，不停地击打着梅森的耳鼓。
佩里·梅森踱着步，两个拇指插在背心的袖孔中，在沉思中垂着头。显然，他对于所有使人分神的噪音听而不闻。
他私人办公室的门无声地开了。德拉·斯特里特踮着脚尖向她的秘书办公桌走去，坐下来，等待着。
梅森几乎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回家吧，德拉，”他说，“没有你能做的事。”
她摇摇头，“我不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的。”
有人在敲打着通走廊的门，她询问地看了梅森一眼，他向她点点头，于是她迅速地走过去打开了门。
保罗·德雷克说：“谢谢，德拉，”并很快地看了梅森一眼，“又走马拉松呢，佩里？”
“我正在想从这该死的案子里走出一个解决办法来。”
“噢，”德雷克说，“也许我可以把事情简化一点儿。我追查了那个打给多里丝·肯特的电话。它是从北卡胡恩加大街1629号的太平洋长途汽车站仓库的一个付费电话打的。电话是早晨3点过1分接通的，那谈话是在3分半钟以后终止的。麦多克斯用他自己的名字要的电话。那是个指定受话人的电话。”
“搞到那些记录的复印件，”梅森命令道，“你在派人继续盯肯特太太的梢吧？”
“我要说是那样，她想在这儿得到什么？”
“想让我们把那块地面给它，周围还围上围栏。”
“意思是？”德雷克用他那慢腾腾的拖长音问道。
“意思是，她想让我同意，不和她的诉讼争议，让她使那个离婚案失效，并且作为肯特的妻子，对那些财产承担控制权。为了使他被宣布为没有正常能力的人，她会为需要的任何事情宣誓作证。当然，那会简化我们对那个谋杀案的抗辩。”
德雷克拖长了声：“她挺善良，对吧？”
“非常善良。”
“这个对肯特不利的案子不是主要以旁证证据为基础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德雷克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邓肯，”他说，“已经接受了报社的一次采访。他很肯定地发誓说，他在天井里看见那个梦游者是在3点钟。他说他看见的那个人是肯特，肯特手里拿着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那可能是一把刀，他不能肯定。”
德拉愤怒地喊叫起来，插了话：“他这样改口，怎么逃脱处罚呢？”
“很容易的事，”梅森说，“他会声称，他最初把他的故事讲给那些警官时，他有点儿慌乱，他说那个时间或者是12点一刻，或者是3点。他当时没有肯定地认明那个梦游者是肯特，因为他怕他的动机可能会被误解。他越想这件事，就变得越肯定，那个人就是肯特，而且我们可能对他的动机有什么看法并没有关系，讲实话是他的义务。他会在法庭提问时说好多俏皮话呢。”
“你的意思是，他会犯故意做伪证罪吗？”
“不，那个老家伙会认为自己在讲实话，那是最糟糕的。但是这个电话给了我一个粉碎他的机会。他在早晨3点钟时并没在睡觉。”
“没有那个可能吗？麦多克斯或许在邓肯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打那个电话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连百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他们今天上午都参加了会议，这一事实证明了，麦多克斯并没有想把任何事瞒着邓肯。我原以为，一开始麦多克斯或许算计着，他做那个交易时可以把邓肯排除在外，但那和其他事实对不上。”
德雷克又查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哈里斯声称他是什么时候注意到那把刀不在餐具柜的抽屉里的吗？”
“是晚上的某一时间，”梅森说，“我就是不知道是几点。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德雷克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证明，当那个抽屉被锁上时，那把刀是在抽屉里。”
“谁说的？”
“那个管家。我的一个人装成报社记者，和他谈了话。他认为自己很重要，得意之极，十分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