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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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
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
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第二部分 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第14节 “狂士也，名士也”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德皇威廉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其意盖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时中国之情与李之真实地位也。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部下“小有过失，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曾与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率部属中有直隶藩司杨士骧，因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座间张惟与杨士骧娓娓而谈，于袁世凯若无睹，所谈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士骧敏于应付，甚为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闻此事，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士骧笑曰：“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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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并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宦，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宦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
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胡汉民谈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议论男人的相貌，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的具体化，他称陶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列宁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魏金斯基曾与陈独秀一起去见陈炯明。陈炯明给他的印象是：“意志坚强，遇事非常镇定，从他的谈话内容和态度看，他是个清教徒类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谈论着孙逸仙，但认为孙是个理想家，而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邓铿曾为弥合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人评说两人：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张奚若说：“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