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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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话”的地步。请大家看一看这一段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 俞敏洪站在垃圾桶上。 寒冷的风从近千人的头上吹过，俞敏洪感到的却是一股热浪。他大声讲着，也可以说是大声喊叫着，重复着一个哲人的话语：“Hewing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我们大家都一样，比如我和你，我们选定了目标，可是没有人能给我们铺好捷径，因为成功者告诉我们，只有“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摘自《中国青年》《新东方魅力——关于一种年轻组合的报告》 站在垃圾桶上的英语培训教父，来自农村，苦读三年考进北大，放弃留学的梦想，只是为了帮助更广大的中国学生们更有自信地走向未来。这个故事从1999年新东方学校创立，而且获得巨大的成功以来，就不断地在报纸上、网络上还有各种媒体上被流传着，而俞敏洪这个人，也几乎变成了“北京奇迹”的代言人。 新东方的魅力，让许多违背教育理念的教学也让学生们甘之如饴。你可以想象所谓“口语强化”的课程一个班有三百多人吗？现今北京所有的英语培训班级只要强调“口语训练”的，没有一个班敢超过十五个人。小班教学是已经变成大家的mon sense，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如此的包容新东方，维护着新东方的品牌。这样“一心一德”的训练，让每个从新东方出来的学子总是不由自主的以“新东方”为荣，新东方变成一个图腾，一个象征，它变成了所有中国学生迈向未来的希望。 昨天，一个行销专员又来跟我辞职。我看见他手上，依然是“新东方”的报名单……
新 Newness、爽 Rush奥运并发症
小时候每个小学生都被老师问过同样的话：算一算2000年你们有多大？我和我的同辈们不无骄傲地扯着那时稚嫩的嗓门喊：26，27，28……然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是呀，等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侯，你们就是国家的栋梁啦，所以现在要好好学习，做好当栋梁的准备…… 这样的对白听上去有点酸，但当年这老师的话未必不是真心的——二十年前，我们确实对二十年后抱有幻想，以为一切会变魔术，现代化突然就实现，幸福降临，我们正值年轻有为…… 这般算计人生的方法，实际上是官方“文革”式集体主义造梦法的延续，加上中国父母的传统教育思维：孩子们被教导要学会等待，“过年就会有压岁钱和新衣裳……”，前提是：“如果你乖……”之后的人生被分为几件大事，求学、功名、婚姻、育子……每件事都按照预想的顺序，被希望着发生；其实发生了也不过如此，中间的过程才是最根本的——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听话、努力、团结……如此国泰民安。 我们的国家机构从来就有担当全民家长的积习，对这一套“人生大事计”的治民方案一贯搞得清清楚楚。记得是从1997香港回归开始，不知哪位领导秘书提议了“倒计时”方案，到处可见荧光大屏幕，标明此刻的年月日和距离香港回归的时间。而人的记忆经常被无端霸占，再不关心国家时事的人，那些日子也不得不终日惦记着香港早日回归。 在北京这一切更加鲜明突出，或者说，被无限放大。一项具体的体育事件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成为抽象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又在精心策划下被具体化，深入到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成人被当作孩子，而有时竟不自知。 我大三那年，赶上中国第一次申请举办奥运会。众学生们聚在大教室里看电视，当中国送展片（拍的是北京天安门天坛市民晨练等景象）播放时，我说了句：拍得真不怎么样。同寝室某女生狠狠瞪了我一眼；及至一小时后，奥会宣布悉尼胜出之时，全场先是静默，然后是叹息，还响起一种奇怪的声响——那女生和不少女生一样，哭了。这景象我记得十分清晰，我自然是不敢出声不敢发表意见，怕被人怒骂。 我确实没有宏大的头脑，想不到奥运会有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形象之功用，但我本是小民一个，就应该享受小民的任性的权利。可惜在北京，这权利享受起来有点麻烦。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城不停地被装扮被改造被调整，市民的情绪随之一次又一次地被鼓动被统一被团结。 1997香港回归之后是1999澳门回归，之后是国庆五十年大庆，很是热闹花费了一番，之后是千禧年之后是申奥成功之后是国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北京都被国旗染红了…… 因了奥运之故，如今的北京，许多的街被拆，许多的楼在建，许多的纪念品被生产，许多的城市丑陋被藏起来，许多的学生恶补英文，许多的职位等着人争取，许多的油水等着被捞，许多的商人在跟政府搞关系，许多的运动员开始做黄金梦，许多的人家因为修建奥运村而被迫毁房举家搬迁…… 不管怎样，如果奥运会能让北京城变得更美而又不劳民伤财，当然是一件幸事。而为了实现这两点，政府需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 不管怎样，对于跟奥运会没有实际利益关系的人们，我以为还是不要用倒计时的方法来对待2008。要知道，倒计时会让时间过得更快，而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事要忙。
新 Newness、爽 Rush样板房不求样板只要房
在中国还闹腾革命的年代，《白毛女》是人尽皆知的样板戏，“雷锋”则是如雷贯耳的样板人物，他因为助人为乐的事迹而被称为楷模。近几年发动全国学习的样板是“李素”，这位女士原是北京公交车的随车服务员，由于表现认真，热心助人，被称誉为楷模。这正说明了中国已进入提倡服务意识的年代，做好服务工作不但能挣钱，还能受表扬，更有机会成为样板。 不过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著名的摇滚歌手何勇首次踏上了首都体育场演出，这对当年政府尚未开放摇滚乐的封闭情势来说，真是件大事。表现激动的何勇，在台上大唱成名曲《姑娘漂亮》，间奏时这位仁兄问台下观众：“李素漂亮吗？”并大声说：“我爱李素。”接着把吉他给砸了。从此何勇就被封杀了，他的表现被认为是对样板不敬，邀请他上台的领导写了检查，他自己则成了倒大霉的样板。 中国人对样板，实在再熟悉不过了。今天的样板依然存在，只是老百姓不再关心雷锋、李素、白毛女、何勇这些样板了，现在他们关注的是“样板房”。 在北京逛“样板房”绝对是一件大事。想想，买房可是毕生的积蓄，往后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活得像个人样的机会，北京人对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想象。为了满足这一群人，北京开始长高长胖了，原来三环边还能瞧见农地，现在早被各种塔楼、板楼给填满了，而且延伸到五环去了。再说，不逛“样板房”，你连别人的话都搭不上，这事太大了。 干大事当然要讲究步骤。先从朋友处打听哪儿的房好，接着就直奔售楼处亲身体验这房好在哪里。迎面而来的售楼小姐，早已见惯各式刁钻的生张熟魏，不温不火地向你介绍自家楼盘的优势。区位、地段、环境均为上乘，交通便捷、名校医院就在附近，仅剩二套大、小户型，问你要大要小，自住还是投资？你想深入再问究竟，伊人早已揣着老兄来到灯火阑珊处，先穿上鞋套，瞧瞧户型装修再说。 这一瞧可不得了。极简风格、欧陆风情、中西双拼应有尽有。卫浴科勒、汉斯格雅名师打造，厨具西班牙、意大利原装进口，地板、空调、落地玻璃无可挑剔，只要准备家具及首付款即可入住，小订两千，大订三万，七日换签，这房你买不？To Buy or Not to Buy，当你还在琢磨的当头，好的楼层没了，要的户型没了，挤上来看房的人又多了，价格又要再往上调了，你还有辙没辙？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进另一套“样板房”，同样的情景回放一遍，不过多了新概念，我们拒绝商住，我们告别冷暖空调，我们CBD首席豪宅，新激情新想象又重新燃起，真不愧新北京，申办下来了新奥运。 “样板房”就这样成为京城百姓周末的生活重心。鞋套可以一换再换，样板房可以一看再看，但决定买下房可不能一改再改。有经验的购房朋友一定会警告你，千万不能相信样板房，因为最后交付到你手上的成品与样板房差距太大，原先的激情与想象，换来的是自责与失望，样板房转眼间成为坑人房。 北京坑人的样板房的确不少，但样板称之为样板，还是吸引了前仆后继的购房者，咒骂者有之、欣赏者有之，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角，终究还是样板房。 记得下回看样板房，绝对叫上我。
新 Newness、爽 Rush到宜家学品位
从前有部电影有这样的台词，“穷人的手和富人的手是握不到一起的”，说完这句话，贫困的革命的农民的儿子就毅然决然跟地主的女儿分了手。他们本是一对恋人。他们这么做，以前从阶级的立场看是有道理的；如今从品位的立场看也是有道理的。好比同学聚会上，刚下岗的倒霉蛋儿需强装笑颜听温饱有余的白领宣扬宜家家居，另一位跑遍欧美的领导级人物则忍不住打断白领的话：国贸新开的意大利真皮手工家具店，比宜家有品位多啦，你们真该去瞧瞧…… 大部分时候，我们对朋友的选择是建立在“物以类聚”的基础上的。这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避免嫉恨，并迅速建立一针见血的交流。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周围都是些小资模样的朋友，虽然薪水达不到国际小资的标准，但具备足够的小资品位，在时尚杂志的精心煽动下，终日谈论村上春树、王家卫、莒哈丝、爵士乐、GUCCI皮包、红酒和宜家…… 瑞典宜家（IKEA）在国外多设在郊外以降低成本，在北京的分店却敢开在繁华的三环路上，大概是摸准了中国人的心思，直捣小资的命门：贵是贵一点，但只要做足了品位，贵一点又算什么呢？贵一点甚至是必须的，更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睡一张欧洲制造的床和睡一张同质量河北制造的床有何分别？只有价钱的差异才能体现品位的不同，更何况所谓的欧洲制造仅仅是贴上欧洲制造的标签。 标签就是品位。品位就是钱。所以宜家暂时宜小资的家。所以小资津津乐道小资的品位，内心向往中产；中产津津乐道中产的品位，内心渴望贵族。可中产离贵族的距离要比小资离中产的距离远得多。多少知识分子不怀好意地说：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贵族成了一项精神化的称谓，和小资异曲同工，皆暗示出一种小里小气的优越感。 事实上，我们从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优越感”这种动乱时期可有可无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在捡别人的旧衣穿捡别人的旧话说。可是大多数人心甘情愿，从前唯政令是从，现在亦时尚亦趋。所谓的文化侵略，说白了就是文化商品的侵略。家居在商家心目中是商品，在购买者心目中就是文化。小资文化的本质就是花钱购买品位，然后快乐或者感伤。宜家家居代表了被精神化的物质生活，当我们坐在沙发而不是太师椅上听爵士而不是高山流水，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人生观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可这是活该，谁让我们上世纪没发明创造出什么好东西。
新 Newness、爽 Rush到钱柜去访亲会友
“麦乐迪”刚进北京时，北京人快要乐疯了。要知道，从前的北京人民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唱卡拉OK的：只要有个调就行，根本不管不顾画面是否荒诞。而且很有一部分歌曲的卡拉OK版，总有一支电子琴弹奏着单音的主旋律从头跟到尾，就像一直有个“烟酒嗓儿”却又不会吐字儿的混蛋，随着你的歌唱而大声哼哼甚至盖过你的声线。 我有几个朋友，就是靠早些年间拍卡拉OK致富的。说到如何拍摄，其实就是找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甚至随便找个歌舞团一辈子跳不到第一排的伴舞，胡乱在泳池边上走来走去摆几个pose，再由脚尖儿拍到脑门儿，在穿着三点式的中段儿多停留一阵子——齐活。我们就曾经在那些黑漆漆的、逃生可能接近于零的卡拉OK包间里，指着画面上土到极点的、未成名时的大腕儿们惊异地叫：“啊，胡兵呀！”“啊，陈小艺呀！” “麦乐迪”让北京的联欢之夜迅速上了一个台阶。相对精良的音响，相对齐全的歌库，相对新式的服务——当然，比起后来的“钱柜”，一切只是相对而言。但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北京的“爱乐人”还没见过KTV里自设酒水超市的，没听说过KTV出版自己的杂志的，就为了这种最前沿的时尚生活，玩着扑克牌在大堂里坐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是常事，只要最后能唱上歌，就牛逼，毫无怨气。 “麦乐迪”领了一阵风骚后，迅速崛起了一大片类似的KTV，包括唐人街、华普中心等等，其实他们的硬件软件设施与“麦乐迪”相去不远，但北京人好“扎堆儿”，这能从他们吃饭看出来，只要流行什么菜，就全民总动员，非此菜不吃，直到莫名其妙再出一个新菜系，才又一窝蜂转战沙场。 “钱柜”的出现打破了“麦乐迪”一统江湖的局面。那些着黑西服前呼后拥的waiter让北京人仿置身香港的黑帮片，以为自己变作黑社会大哥。宽敞舒适的大堂，殷勤周到的服务，尤其，一应俱全、更新极快的歌库，令耳朵与港台fans同步的男生女生乐翻了天，频频在包间里唱着第一时间出炉的真还是热腾腾的榜首歌曲，或者，冷门到很冷的卜学亮的rap，无所不能。 北京的夜生活本来就十分枯燥，前面说过，因为爱“扎堆儿”，连有新酒吧开业，来来去去满场都没有new face，“小资”们前一阵看着《Sex and the City》，就曾疑惑地相互询问：“这曼哈顿，这高档生活，跟咱北京CBD里混来混去的，没什么两样儿啊？”于是自豪之心大涨，越来越不把美国人民放在眼里。 所以，北京人民改到“钱柜”“扎堆儿”了。人人都有不同的朋友群，可居然不同的朋友群能在相同的地点遇上——“钱柜”的自助餐厅，自动扶梯，楼梯上，洗手间里——真的是没有一个晚上能不遇见熟人的。我敢说，“人面儿”广点的，随便推开“钱柜”里十个包间的门，肯定能在其中一间里找到认识的人。否则我免费在“钱柜”当一个礼拜服务员。 有时候我会想：人民为什么这么爱歌唱？后来觉得，还是因为胸口有口闷气压着。唱歌这回事，是由丹田往外撒气儿的，所以，这是最好的排泄精神垃圾的渠道。很多无聊男女，在KTV里唱怨曲，喝到半梦半醒，任由摸摸捏捏，再想到这身世飘零，泪如雨下。白天，KTV之外，都跟人似的。 因为“钱柜”的出现，迅速有了“金柜”“银柜”，完全记不清楚。有次脑子糊涂的我，打电话叫人时竟大声地说：“对，就在东直门桥边儿上，‘铁柜’，对，叫‘铁柜’。”
新 Newness、爽 Rush洗脚店的爽快人生
北京的洗脚店是我的封建中国。 洗脚，学名是足部按摩。哪里都有足部按摩店，你会说。从台北、金边、曼谷、香港、上海、长沙、东京、首尔，你想得到的亚洲城市都会有。北京，北京只不过是另一个亚洲城市罢了，有什么区别。 但，北京的洗脚店不同。就是不同。如同这座当了八百多年首都的城市本身气味一样，它有种古老隆重的气势，有股装模作样的讲究，北京的洗脚店不仅仅要让你松弛筋骨，他们特意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