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霓小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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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词现在还在使用，张三写了一篇，是“文”章，李四又写了
一篇，也叫“文”章——其实二位的大作“实质”却只是一种“话章”，满
纸都是平庸乏味、啰里啰苏的“话”堆集而成的，哪儿是“文”的气息滋味、
光采境界？

中国的文，是能背诵的，琅琅上口动听切怀的，如今的“话章”，有谁
能背得出一篇呢？我一直蓄疑。

中国人重笔爱笔，笔可管可佩。湘管鼠须，美好的“四宝”之冠。如今
我每日要收到信函，一色是“开发票”的劣色“圆珠”笔在纸上歪歪扭扭乱
划的“字”，我看起来极吃力——看清之后心里也不大是滋味，“这反映着
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状态吧？”我一看信件就这么自疑自问的——也就
是天下本无事的自“忧”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高攀的贵友名流，海外的也很有限，如日本东邦，只有
一二位通讯友，我见他们来信必定要用中国毛笔墨书，绝无一次例外。

这事使我也动思。难道与我交往的日本人也都是“守旧派”？我们中国
的文化人怎么了，如此地“满不在乎”？

笔墨是一种文化形态，机器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们之间正在冲突——


恰和中国的“文”与翻译小说中的“话”的冲突相似。


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谈片

寿恒小友：

年底的来鸿，早已收悉。你嘱我谈谈对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
学的想法。虽然你要的“杂志”，可以信笔而成“文”，但毕竟得是内行，
方能谈出一些值得“拜读”的道理；而我却是一名十足的门外之汉，我若真
谈起来，定会惹你启颜粲齿，甚或“腹立”——日本语管生气叫“腹立”，
我觉得非常之妙，可与“肠断”、“心碎”、“魂销”比美。

对这个题目，我从未好好想过，或者说把一些思绪加以“整理”，表述
得能以让人看得懂。姑且拉杂而言之，希望你从拉杂中淘澄出一点滴“高见”。

近来大家对“告、传、实”三文学特别关注，其来由根源何自？是否也
与欧美或海外“文潮”有关？深愧不知。假使有关，那就另当别论，更非我
所能妄加雌黄月旦。有一个时期，好像文艺理论评议界认为：凡一涉那个“实”
字，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实”成了文学的大忌。依此主张，“实”之
与“文”，其关系乃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了，这很有点像西方语
文中的“小说”叫做fiction，义即“虚构”。那样，“虚”才是“文”（至
少是小说）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自己就深受此种说法的影响。好
了——那么为何近今忽又流行重视起“告、传、实”三文学了呢？难道是看
那些“虚构”的“作品”看得太腻了，转而要换换口味的问题吗？假使不过
如此，则拙见以为“胃口”既然时常要调五味，那又何必我们动脑筋去探索
什么人文的大道理呢？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看，中国的小说原本就是史的一个支流，也就是“正
史”、“官史”以外的秘密载记，可以称之为“野史”、“稗史”、“杂史”、
“外史”。史，要求的是实，与虚敌对。在这个意识观念下，看小说的人，
总当它是史，是实——以为那是“真”的。如若全虚，又何必对着一本书为
其中的人、事、物、境而笑、而哭、而惊、而叹？

尤其“甚”者，中华文化史上，偏生又出了一个特大的天才、奇人：太
史公司马迁。他老先生创立了史书的“纪传体”。从此，“史传”二字成为
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太史公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列传”文章，是什么“体
质”？是史——可又是文！所谓“唐诗晋字汉文章”，首先得让太史公为首
位，这一点，大家从无异议。

然则，西方的事我不懂，在咱们中华，从来文与史就是“两位一体”，
不可分割的，这是事实，是中华文化的极大特色。在这里，并不发生“是非
正误”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人本来的“家当”，你首先得承认它，然后再
试加“评论”。

既然如此，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目下流行重视“告、传、实”三文学，乃是一种中华文化上文史合一的
“返祖”和“归根”的重要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也是轻视不得的。

文学的真善美，“真”是领头的，真即是实。没有实，凭你多么超妙的
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是苍白无力的文字或“作品”。这样说，并不是要用“历
史真实”去包办一切，要排斥或废弃“艺术真实”。但“艺术真实”也不是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追源溯本，这种艺的“真实”仍然产生于史的真实。

中国的传记文学（包括“报告”与“纪实”而言），还有一个特点，也
不能忘掉。就是史不但是文，有时更是诗。诗，不是指五、七言等等形式，


是指它的本质与境界。如果缺少了这一层质素，那也会削弱中国传记的特色。

太史公的有些列传，篇幅不大，也没有多少“具体事件”、“细节内容”，
却包涵着一种富于感染力的抒情成分——这就是诗。其所以能令人可歌可
泣，可骇可愕，是笔的魅力，而不光是“事实”。笔，就是艺术了呀。但这
艺术，是真实的，而不乞灵于“虚构”。

虚构为文学之万灵无上好诀妙用——这种观念不是我们中华原有的。

陶渊明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写“自叙传”的人。他的名作《五柳先生传》，
并不罗列“事件”，不是履历表格。他只说此人家贫好读书，又不能追求“甚
解”，有了“会意”，就高兴得忘了吃饭。好喝口酒，也是不能常得。。

你看，这也叫“传”吗？

是的，这也是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这也是传记文学，而且可能是一
种高层次的作品。

纪实，不一定是传记，但传记必须纪实。报告不一定成为传记（片断），
但所报者也必然须是纪实。大家现在非常喜爱读——多知道点“实”，实才
最有魅力。太史公的英灵不远，他还在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提高。你以
为我说得是否太荒谬了吧？愿聆教言。并祝日进不息！

周汝昌

1992　年1　月7　日


文思

老话，有一句道是“文思泉涌”。这是说大文家的才情之富有与敏捷，
与那“搜索枯肠”，半日写不出几行字者成为对映与反差。但我此刻却不是
讲那个——那个实际是没法讲的；我这儿是想对“文”的事情表述一些思绪，
或者叫做“随想”、“杂感”之类。如此而已。

行家会问了：这番意思用“文思”为题，妥恰吗？怎么不题作“文之思”
或“文的思索”？

谨答曰：似可商略，但也对对付付，过得去，不苛责，也还“罢了”—
—比如我若题出一个“文想”、“文感”，那才叫真正不通了呢！

我这似乎强词夺理，却正好显示一个“问题”：原来，咱们中华汉字，
谁和谁就能“组联”而谁和谁就绝不能乱来胡造，这其间十分奥妙而有味，
其规律到底如何？哪本书上都讲了？深愧未知。

那么，时下的一种风气，似乎有人喜欢“独创组联法则”了，特别有些
词语是“进口”的，很新颖的，好玩的，大抵以前的中国文词是没人那么办
的。

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一定都坏，那语文不是也要“发展”、“跟上时
代”、“看齐世界”嘛！说一定这种新名目就都好？只怕也要多加思辨。

咱们有个“趋势”，不知其弊何在，现时报刊上已很少见，大约是说“走
向”了吧？究竟“趋势”怎么不及“走向”优势？我很想到新语文课堂上去
听听专家讲授，进修一番，以防“文字落后”。

愚下不才，总觉文章的好坏、有无价值并不在于这种新风气上。鲁迅先
生于三十年代去世的，他的全集里一共“创”了几个“走向”式的词语？他
的文章的价值凭的是什么？在那时期他那文词算新算旧？

大文家没有不尊敬（即热爱）自己民族语文的。他们自然也有“创新”，
但他们绝不乞灵于“进口货”，也绝不胡来妄作。比如咱们诗圣杜少陵，他
怀念家里的亲人，就写出白昼看云、清宵步月的名句。试问：“步”是何义？
语言学家定然会答：这叫名词转为动词用，就是“散步”的意思呀，等等。
这答的不能说不对；可是如果再问一下：那为什么不迳用“动词”，如行，
如走之类？“行食”“走马”“走笔”。。还有“飞砂走石”的“走”，不
都是动词吗？为何不说“清宵走月”？再者，踏青，踏雪，都是“正规汉语
文”，为何也不用“踏白”（草可用青，雪岂不可用白？）“踏雨”？

这下子，不知专家又如何回答了？

因此，“踏青”算文言？算白话？——又一层问题来了。

如谓那乃“文”也，那么为何“白话”打倒了“文言”之后却没有“废
掉”踏青一词而改成“用脚去踩郊外的青草”？今天的“散文”家，如果在
他的大作中写了一句“步月而归”，算不算“从白话文学倒退”？要不要被
命令改成“踩着月亮（映在地面上的光照）而走着步子地回来了”？

为什么不这么办？——不是要“白”不要“文”吗？

上面的“白话化”的“译文”，岂不是又精确又细密、又“科学”得多
的“进化语言”吗？但是，假如我们中国人都说这样的、写这种的“现代语
文”，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太可怕了！

因此想说：千万别忘了汉语文自身独具的极大特点，千万别用西方拼音
文字的一切观念语法、理论来硬套咱们汉文，把汉文弄得“西方化”，而还


以为那叫“进化”、“发展”。

苏东坡的诗：“十日春寒不出门，未知江柳已摇村！”怎么是“摇村”？
难道东坡“语文不及格，须留级一年”？老师给“修改”，结果是：一、“摇
动了村庄”；二、“在村子里那么摇晃”；三、“把村子的风景弄得像随着
垂柳树的长条而摆拂”；四、。。。

你觉得这“行”吗？为什么？

同样，古语了，至今常说的：“程门立雪”，——又来了一个“立雪”，
你说这又是“文言”了，对。但问题是你怎么“打倒”这种“文言”而把它
“进化”到“白话高度”的“良好语文层次”上去？

有人说了：这有何难，不就是“在雪里站着”或“站在雪地上”吗？有
甚奥妙可言？

假如中国人都如此“看待”汉语文，以为“站在雪地上”就能表达出原
来的同样的内涵、语气、意味、境界，即我们的“散文”可就真成了“散话”
——即不成文义的散乱胡云的“话”了。请君一思。


陌地红情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话

“红情绿意”，宋代词人创造了这种美好的语言。我自己对它，又别有
一层“感受”，宋代词人怎么也无法料想，到后世会有我这个人，竟把它和
《红楼梦》联在一起。真的，我曾几次设想曹雪芹写怡红院，多少受过它的
暗示或影响。

这种想法和一些有关的联翩思绪，过去难得机会一谈，岁月既久，也就
淡忘了。不想这一次在海外却使我重新想起了它，并且觉得又增添了新的内
容和意趣。

台湾省籍的洪铭水教授，在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此番也应
邀出席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盛会的第四天，忽蒙他出示诗句一篇，览之，
其文如下：

六月十九日晨起阴雨濛濛值逢雪芹生日有感

诗鬼未夭两百岁，吟风寄雨过西东。

红楼寻梦梦不断，陌地生情情也红。

他还为诗句和题目设了三条小注，在“生日”下，注云：“据张加伦先
生考证。”因为大会论文有一篇就是《曹雪芹生辰考》，主张雪芹实生于雍
正二年五月初七日，而今年的首届国际红学大会，适然巧值此时。他为“诗
鬼”作注云：“敦诚以诗鬼李贺比曹雪芹。”为“夭”字作注云：“周汝昌
先生认为曹雪芹未过中寿，故谓夭。”当然，我还可以代他作一条补注：陌
地生，是地名Madison　的音译，亦即大会的东道主人威斯康辛大学的所在地。
不待多言，洪铭水教授正是妙语双关，巧为运用。

我诵读此诗，觉其笔致不凡，深有意趣。结句尤见其深情别具。大会闭
幕后，他以一日的时间来陪我们同游大湖之滨，种种情意，我才体味到他对
来自祖国的出席者是怀着何等的感情，也才更理解他的诗句的深度。

照我看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同时又是一篇伟大的抒情
诗。国际红学会上出现了许多诗篇，——或者说离不开诗篇，也就不是费解
的事情了。因此我不妨将这些“诗的形式的红学论文”在此摘要介绍。读者
自有知音，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教授，诗才极为敏捷，片刻而成，移时数首，使
我叹服——我也曾以“倚马”急就而自负过的。他早曾读过叶嘉莹教授的《哭
女诗》，感动得至于垂泪；这次在会上与她相识，立时赋诗为赠，其句云：

哭女诗中感性真，研红相识亦前因。

芹溪若再来尘世，卿是金陵榜上人！

叶教授早先与我虽系顾随先生的同门弟子，但仅曾通讯论学，未尝会面，
也是这次才得拜识。她现为加拿大籍，原是北京市人。她专研中国文学批评
史，学识高超，闻名国际。她虽非红学专家，而研红专文素为学者所重。她
的诗词，也是流传众口。

唐德刚教授为人豪迈，素性诙谐——我从他诗文中所得印象如此，但不
知恰确与否。大会第三天，我们座位相邻，他在右旁，忽然递过一张纸来，
我接在手中看时，却是一首七绝：

十八日晨，听周汝昌先生评余珍珠女士论文，许其不讥刺贾政袭人为难
能，深得我心，即席草呈汝昌先生，誓为后盾也。


自是尘凡奇女子，阿奴身世亦悲辛。

翻残脂后三千注，最恨酸儒骂袭人。

要理解这首诗，就得先把余珍珠女士的论文略作说明。她是哈佛大学的
研究生，这次论文的题目是《红楼梦的多元观点与情感》，大旨是说，雪芹
并不像一般小说家那样，对他笔下的人物各自先定下一个“成见”，然后从
这个单一的角度来向读者“灌输”那个作家自己固定了的死调门儿，从开篇
一唱到底，给你的是一个早就定型了的令人“一望到底”的死印象，——而
雪芹写人绝不是这样的手法，他从多元的观点，多个的角度，多样的态度去
“对待”这个人物，读者得到的是一种极丰富、极复杂（因而也就极深刻的）
活生生的印象。雪芹让你从这些当中构成你自己对这一人物的认识、理解和
评价，而雪芹是不自“表态”的。例如写宝玉，他是让一系列的别人，爱他
的、恨他的、笑他的、赞他的、慕他的、讥他的。。种种人的口中心中目中，
去写这个宝玉，而不是作者自己向读者竭力表白这是好人坏人、红脸白脸。
又如写贾政怒打宝玉，在这个大风波大场面中，雪芹把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入
木三分，不管是贾政，是贾母，还是王夫人，李纨，以至钗、黛、凤。。无
不各尽其情——在那复杂而紧张的关系里面，各有各的心情处境，因此也各
有各的悲欢喜怒，书中人物的声泪俱下，使读者也不禁随之而感绪如潮，以
至流泪，——当此之际，首先是深深打动了你的心腑，为书中每个人而感叹，
却绝不是先去想什么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