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霓小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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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后无去脉，再也寻不见它的踪影了，所以“可疑”。这些事，我们版
本学门外汉是没有发言权的。我此刻只觉得，若论此事，也不能孤立简单地
对待。今世所存“宋本”，作作统计，是否每部书都是前有来龙，后有去脉，
著录分明，略未湮埋迷藏过的？有无忽得一宋本，未详何自，而自非赝鼎可
比的？因为钱功甫第一次发现，是“得阮华山宋本”，宋本者，应指刊本，
而非影写和钞写本——藏书著录家对此用语是不会太含胡的吧。抄本当可窜
入明人伪托之文词。若是刊本，是否有明仿宋板之书？或某书真有过全部基
本宋板而个别篇页抽换或楔入伪品之例？此在专家，考论若能加详，说服自
然较力，否则只执着于该书之“宋本”未详来去之迹即认为“可疑”——进
而断其为伪，恐怕从论证方法上说，是稍嫌粗略孟浪的。

又如，有人说：“今所见元本（按指元代刊本），每半页（按当作叶）
十行，行二十字，其款式当出宋本，则所脱一页（叶），当为四百字；今明
人钞补者乃为四百十一字，即此亦足以知其为伪撰矣”云云：这也是属于版
本范围的一种见解，从字数不合就定了谳，并且已经不再是纪氏的仅仅“究
属可疑”了。然而，在我这外行看来，据朱郁仪的跃语说：

“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万历乙卯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
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
尚缺十三字。世必有别本可续补者。”（注意朱跋记述的是“宋刻”，则分


明不是钞本了。）

这就又有了出入余地。断谳者的依据是差了“十一字”，比“四百字”
的板涵量要“超溢”；而朱氏清楚记明了许自钱处得宋刻原本实缺“十三字”。
那么，所谓缺十三字，不知是否都是“占了格子”的？如果缺文就是指文词
缺漏不具，那个所缺的“十三字”与所“溢”的“十一字”，岂不正说明问
题？十一与十三之差只是两个格子的事情，则可否是空格或墨钉的“占位”？
读读专家的议论，竟不得见其委曲。如果有可能是如所拟的情形，则“四百
十一字”在那一板面上又是完全“容纳”得下的了。立即断言“即此亦足以
知其为伪撰矣”，必另有说，但是专家对此要紧之处却喜欢“要言不烦”。
若此之类，又何足为治学之道哉！

纪氏的另一个疑点是，“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
这实在也不成为很坚强的论据。比如《比兴》篇，如何又去论传记？《声律》
篇，怎么又去绳经史？《比兴》虽兼论诗赋，慨叹赋不及诗，实以诗为主眼。
《声律》自然也可包括铭赞之类，但主要精神仍然是说诗篇的事。这不必强
扭硬辩，应该承认。依此而言，“四百字”之内，又要立论，又要举大量经
史子集之种种例，那非得“宋本”原“脱两板”才对了！纪氏的逻辑性都不
严密，一先假定“匹妇”一语是偷自钟嵘的，对不对他不管了，紧跟着就又
判决：刘勰“成书于齐代”，怎么会采及梁代钟某之语？你看，这也成为一
条“证”吗？

最近的疑伪论证新提出的一条理由是，补文中的主张呕心煅岁的刻意而
求，与彦和“自然会妙”相违反，可见其伪。

我觉得，这样议论的同志们可能太执一端了。试看，彦和本篇的结束就
是“两扇”并举的，一是“自然会妙”，有如卉木发英华；一是“润色取美”，
好比缯帛染朱紫。对这两种隐秀，彦和并未轩轾，只说一个“浅而炜烨”，
一个“深而繁鲜”，同是“照文苑”而“侈翰林”的。事实明明白白，天工
人巧，常须凑泊，谁说彦和是主张一味“自然”的呢！？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读读补文，可以看出它是说，隐秀应为立意之士、
工辞之人所刻苦以求之事，而此人工，可侔天巧。这正是彦和的理论主张的
一贯性。试看篇末，他指出已有的作品是胜篇不满十分之一，而秀句更不过
百分之二，这是如何地稀少不足，令人难以惬心满意！正因如此，有心为文
之士，当识此理，在自然会妙之同时，尤应懂得润色取美，必如此，方可望
隐秀之佳篇美句，超越前人。这就是彦和的意思。他说：“万虑一交！”万
虑是先决条件，是创作过程，文学哪里有什么“纯任自然”之理？万虑才只
得一交啊！此交固极可贵，若执定只需此“交”，即应斥彼“虑”，岂不谬
乎？那又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那么，怎能硬说补文是违逆了彦和而一定为伪的呢？

大家已经像常识一样的讲，《文心》一书，上半部是“文体”，下半部
是“文术”。其中一篇，就叫《总术》，试听其言：

“凡精虑造文，各兢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

“才之能通，必资晓术。”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

彦和认为，任心为文，是博徒的“盼利市”、“碰手气”、“靠点儿顺”
的侥幸心理、“运气”思想。其结果是偶一获赢，终必尽败，弄到连“多少”
都“并惑”了，尚安望其“妍媸”之“能制”乎？所以他的主张是：必须像


弈者，“术有恒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

《总术》实在是“文术”的总结（其下《时序》、《才略》、《程器》、

《知音》等都属于“术”外的书末“后记”，附说旁论了），可见他从来不

曾倡导“纯任自然”。就算是“自然会妙”吧，那也必须是精于文术的作家，

作够了“按部整伍”的工夫之后，才能有“以待情会”的结果——这正是“万

虑一交”！所以，在彦和看来，文学创作都是“精虑”而“造”，哪有真正

不“虑”而成“文”的人和事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再看补文，就不应认为它与彦和的“创作思想”、

“文艺理论”有什么抵触难通。补文中所显示的层次是：（1）先比作烟霭、

容华；（2）随即指出烟霭容华是天然的，而文学并不只靠天然；（3）所以

才要刻意于隐秀之方，研练之术；（4）这种“人巧”的文，也与“自然”同

为至美，所以说“不让乎天工”，“有同乎神匠”了。

在此，我们还应回顾彦和在刚一开卷就说的——
“云霞雕色，有愈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而《隐秀》正谓：
“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葩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
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矛盾”“冲突”，正是相反相成，一事两说。彦和

意谓：天然的美，像是人间的良工巧匠画出织成的那样绮丽，而人间的文，
也正像天工神匠的创作品一般美妙了。我觉得，这正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
虽是互喻，却当然是以“人巧”的“文”为主来讲话的：连那——“无识之
物”，都“郁然生彩”，我们这“有心之器”反能“无文”吗？这种语意，
不烦多讲而自明，但是却仍然有人误会，以为彦和是反对“画工”、“锦匠”
者，只取一味“自然”。而因此之故《隐秀》补文乃为大相径庭云云。这就
去事实太远了吧。

《总术》之前一篇，名曰《附会》，其中有两句：
“扶阳而出條，顺阴而藏迹。”
此所说即一篇之中的文术上的隐秀——秀与隐兼之理（这与《宗经》中

所说的六经文体有晦显之异，《体性》中所说的才调性情有奥畅之分，俱非

一义，须辨①。而《总术》中又特为提醒说：
“辩者昭晰，而浅者亦露。”
“奥者复隐，而诡者亦曲。”
这就是毫厘千里，求秀而流为浅露，务隐而失之诡曲，则似而非是，流

弊滋生了。这都各与《隐秀》篇是相为响应，互为补充的。
粗说如上，大意只是一点：凡已有判定明人钞补的隐秀缺文是伪无疑的，

察其论证，都不真正坚强有力。事情毕竟如何，还要深入细密研求才好断案。

我这样想法并写出来的意思，无非是恐怕论事掉以轻心，有是非难分的
可能，须当尽量避免为宜。但是我并不是即此认为钞补之文毫无问题了。这
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字太多。这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一篇的存亡是经历了事故
的——倒不一定是明人之所为，因为如系明人伪托，四百字基本造出了，何
难于凑齐“十三字”？！凑齐了，管它好不好，总令人不致一目而见其缺、

①　《隐秀》篇所论的并不是“文各有体”、“人各有性”的那种隐与秀的风格之分，是专指一篇作品中既
能隐，又能秀，隐中有秀，秀中有隐，即隐即秀，相辅相成之义。因此，秀也是“挥之有余，揽之不足”
的，此最要紧处，而论者或未尽晓，将二者机械地割裂看待之。这也影响了他们判断真伪时所树立的标准。

启其疑，这点道理难道作伪者还不懂得吗？另一方面，它给不学无识之流留
下了钻空乱填的机会。填字太糟，却又给“怀疑派”提供了“词殊不类”的
印象和藉口。如果我们把一些关键的原空字照空起来，勿从新填的坏文字，
则观感就会不同，而有使学人多作思索的意味了。试看：

“□手（乎）□音”（竟被填成“纤手丽音”！）

“远山之□烟霭”

“不足□穷”

“若百□而色沮”

“而俱适乎□□”

这些“空字”处，今存的补文，都不高明，肯定是后来妄人为“求全”
而以意填入的。这些坏字，当然增加了纪昀等人的“词殊不类”的感觉。这
些缺字，说是“作伪”者“江郎才尽”，是“富于万言，贫于一字”，硬是
凑不出，那只是笑谈罢了。那么，此篇何以缺脱文字如此之多？这是需要研
索的。缺脱过多，就有了不都是彦和原文（即早经别人缀补过）的可能了。
对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判断的工作中来。因为，历史的事物常
常是异常复杂，大大超过一般理路想象的。将所感觉到的疑点，统统归到一
个“明人伪托”上去，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容易造成是非颠倒的思想
方法。

有无一个可能，就是此篇此板，在宋时就已因遭事损而久有残缺了。其
中大部分应看作是彦和原文，但也有相当多的字是叠经后人揣摹补拟的。补
字问题已略如上述。至于大部应是原文，如：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镕。”

“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凡此之类，词气格调，
都是彦和的本色擅场，若说明人造伪者而能补出这样的骈俪之体来，我是不
相信的。试看黄侃的补篇，工力何尝不深，用意何尝不至，然而它终究仿得
不像，不能充六朝齐梁人的手笔，这个道理是耐人寻味的。

《隐秀》一篇，在《文心》全书中虽只是五十分之一，占量不大，在我
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关系却不是微小。对它，已有了很多学者作出了研究成绩，
但是还不能算足够了，应该继续努力，求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

1982　年7　月6　日写讫跋

我刚刚看完《岁华晴影》的校样，现在又忙着选编这本《砚霓小集》。
紧张之中，却增添了几分欢愉。

这本书是父亲今年继《岁华晴影》之后的第二本随笔杂著。前者是在中
国社科院王春瑜先生的举荐下而编集出版；这一本则是在北京大学吴小如教
授的力促下而完成。如果没有二位先生的盛情相邀，这些零篇敝纸，恐怕不
知要堆积到何时方得整理，甚至有的可能还会损失散落。

父亲平生除了专著的出版、论文的发表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寄兴抒怀、
随缘信笔一类的文章，分发在京津沪等地的刊物上，内容大致是一些前尘往
事、文化风俗、谈艺论诗、讲《红》说《梦》之类，其间也有一些局外人难
知之轶闻遗迹，有的相当“珍秘”，有其文史价值。日积月累起来的这些文
章，便成为选编这两本书的丰富内容。


这一本与前一本在笔致与内容上又有所不同，除了父亲风格独具的“信
笔”杂文外，读者还可以通过选编的序跋一类文中，窥见其平生治学的兴趣
以及所涉及的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几篇感情深挚，富有感染力的学术论文。

父亲的生活是十分有规律的，他一天之中要分三段进行写作，强度和效
率远远胜过了我们年轻人，且思维敏捷，行文流畅。伴随着付出的艰辛，这
些年来，父亲的专著一本本地问世，论文不断地发表，杂文随笔也经常刊出。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欣慰。我自己的感觉：父亲的精神
越来越爽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而他已年近八旬。这是很不寻常的老当益
壮的实况。

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了往事。

七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父亲的《红楼梦新证》。该书
由40　万字修订至80　万言。书还未刊印出来，他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目视网
膜脱落。为了事业，治疗中他竟逃离了医院。他第二次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手
术与激光治疗，结果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维持在0。01。

父亲身体的这种状况，使他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而1979　年的秋天，母
亲又不幸患上了癌症。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皆在外埠锻炼或插队，这无疑
更是雪上加霜。

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贯受到党的关心与爱护。在敬爱的周总理的
直接关怀下，他由湖北干校调回北京工作。这一次，又是中央组织部在得知
父亲的困难后，将我从外地调回到父亲身边，安排作为他的研究助理。父亲
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焕发出新的力量，专心致志献身于事业。衷心感谢
党的关怀，同时也要感谢人民日报社记者姜德明先生，是他及时向中央反映
了情况。

这些往事，一直鼓舞着我。我把它记下来，不但为自己永怀不忘，我想
读者也会为之感叹。

这本书交卷后，父亲立即投入了一顶新的重要撰著之中。“天行健，君
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

周伦苓
1996　年11　月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