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霓小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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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
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
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
—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
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
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
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散漫性”
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
——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
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
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
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
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
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
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集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
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
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语，文中则不作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
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
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
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哂我“不通”。
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
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这就是人生的佳境。
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自学作七绝就有一句
“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咏；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
纸写专栏随笔又叫做“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晴明
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
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
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
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
谈何容易——第一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
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得意的“白
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
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只好写些“白话文”，
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文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撰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
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苓出力。
出版社责编范文渊女士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敬表谢忱。
于丙子清和月
中华文化寻源
一提中华文化，一般人便要讲孔、孟、老、庄、荀、墨。。以为这些先
哲就是此一文化的缔造者。这并不能算全错，但失之于“历史近视”，因而
将因果源流颠倒了。
这话怎讲？上述这些圣贤，都是周朝后期的人，从中华民族的宏观历史
长河而言，那简直太“晚近”了，不过是“近现代”范围的思想家们罢了，
他们之前呢？难道我们民族就无文化？这绝对说不通。上述诸贤只是承传、
总结或某种代表意义的人物。把他们当做文化之源，不是颠倒又是什么？
那么，千千万万年的更早的文化之源究竟何在呢？这个真源才是孕育
孔、孟、老、庄。。的母体。既不容颠倒源流，就必须沿流讨源了。
举一个例子以为说明——最近《北大学报》发表了阎步克教授《乐师与
“儒”之文化起源》一文，他融汇了大学者的论述、古籍的记载、古文学遗
迹中的线索，运用汉字“密码”破译（文字学、训诂学。。），论证了“儒”
字的本义是乐师、舞人——与上古祈雨之礼乐直接关联。我很赞同阎先生的
卓见（本文不及列引论据，我个人论证意见也从略）。
孔门注重“六艺”（通六艺者方为贤人，三千门人中只得七十二名，大
不容易呢！），而六艺最首要的是礼、乐二者。
在中华文化，此二者的身份意义，品位功能，那是太重要了，具有极大
的文化代表性。那么，礼、乐是什么？又从何而发生的？——换言之，寻到
此源，方是中华文化之真源。不然者，皆流而非源也。
这源，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哲思慧性早就认识到“天人合一”的大道理，
人是天的一个“部分”。这个认识表述形式，可于《易经·说卦》里寻见，
其命题是“三才”，三才者即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者各有其才（与
德性），三者的大和谐，组成了宇宙万物的大结构、大运行、大进化——生
生不已。三才，即“天人合一”观的最简切的措词表述。
那么，这个重要无比的“和”，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君
子和而不同”，正因不同，方始重和；重和，却又不是“消灭不同”；若无
不同，焉用重和之德义功能？
礼、乐者，即“和”之教化方式。
说“方式”，恐有语病，还需对“和”也有本源的理解认识。
须知，今世通行的“和”字，古字本来作“龢”，左龠右禾，左器右音。
龠，正是乐音的代表！
这也证明：后世儒家思想的本质，与上古的音乐理论实际是完全一致的，
“儒”的真“祖宗”乃是礼乐之师——“师”在古代是乐师的专称，古又有
“师儒”一个词语。
那么礼、乐又由何而起呢？
这就还是“三才”“合一”的文化意识：人，最重祭天祭地，此即天人
合一的三才之大“和”的表现形态；祭，就是众多人的“排场”仪式，包括
活动、音乐、表演、歌舞，组成全部典礼程序。
这个意义上讲，儒者原来乃是今日之所谓“艺术家”——包括演、奏、
司仪、指挥。。这一点，意味特别深长！
中华文化的源头与现实都是艺术的本体质素。所以这个伟大文化的特点
特色极其丰富而美丽。
单以孔子来说，他被尊为圣人，至高无上，实际他并非俗常误认的“道
统尊神”式的“老古板儿”，他本人正是个大艺术家，审美水平极高，这在
《论语》中证据是斑斑可按的。
祭天的礼乐，似乎后来被帝王垄断了，老百姓只能供个牌位，象征一下。
祭地之礼却依然是万民的大事，大排场，大演习，大欢乐——这就是社火、
社戏，迎神赛会的民间艺术汇演的盛举。社，即大地之神，来源最古，凡有
聚落人烟之处，先有社址（选一株大树），是祭敬、会聚、祈求（卜愿）、
庆祝（丰收）。。种种活动皆在社前举行，于是种种艺术表现在此发生。此
即“社会”的本义。
这些，才都是中华文化的真根源。
我说得太粗略了，细讲该有一部书才是。
总结几句：中华文化重才，重艺，重礼，重“天人之际”，能将一切“诗
化”（转化为艺术形态与境界），而最高总精神是“和”——即天人合一，
其“合”实际也是一种“太和”。（不过“太和”一词后来只为医学上常用
了，表示生理机能的最大平衡统一。）
中华文化精义的脉络
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天、地、人——三才文化”，处处显示出
它的特异的光彩与魅力，而与西方文化难以混同，也不容牵强比附。这一文
化的精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提纲挈领？怎样一言以蔽之？大家都在研索寻
求，试图探此骊珠。这个理想中的“一言”，诚然很不容易提炼以得。大约
“三言”亦未必能尽其旨吧，如从个人的浅见而妄列，那么可以说成是：“三
才”之道，识其变而综以“和”。三才中人为核心，人之道统以“善”。人
的秉赋在天地间最为灵秀，致有“万物之灵”一个词语与观念，是以人之道，
除德之善而外，又甚重性之悟，才之美，故标以“灵”。
先说一个“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和之与同，大不一样，
惟其须和，正因不同，倘是尽同，又何待一和？从《易经》看，先民格物致
知，体察宇宙万品，已达很高层次；在此森罗万象中，理了三大方面，名之
为“三才”，再进而综合思维，乃晓悉万事万物之万有不同，而能共生同存，
其道在和。是以小至一个人的身体生理健康，最高境界称为“太和”，即生
机最大的和谐之运转。宇宙虽大，理亦相同；人类社会，事务纷繁，倘无“和”
以统之，势必至紊极乱。是以俗语从《易》理脱化而得的“天时、地利、人
和”，正说明，识天须顺其时（季节、运会、时机、气数。。），用地须尽
其利（物产、资源、交通、险要、形势。。），而人则尤其重要的在一“和”
字。这个“人的和”，就是今之所谓“人际关系”的协调处理之道与所收的
效应。没有这，人的才力是无从发挥也不知为谁而发挥的。
关于人之道，欲求社会安定、人际谐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
即每个“个体人”的培育教养的课题。人的“本质”到底性善性恶？孟、荀
争论，本无“科学结论”或什么“学术认同”，只是儒门人多势众“战胜”
了。然而，力主性善的儒门却极重“教”字。此义可思。儒师启蒙的《三字
经》开宗明义大书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
迁。。。”以为人之归于恶是不教之过。于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正
面宣传”的策略；提善不提恶。但善也要以“教”为本，教义百端，归于一
善。没有了这，中华文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以此“善”义为中心，教育人自身，乃人之道，处群待人之道。儒门一
切，不出此义。“仁”即“人学”之本，人尽知之。“恕”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正说的是己与人的关系问题。其余的礼让、容忍、谦抑、诚敬、
正义、施舍、恻隐、信用、廉耻。。种种道德标准，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善”，
——其实也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和”！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由“治
己”到“治人（群）”的修养和抱负，不是玄想空话，从古以来的仁人志士，
忧国爱民的传统思想，若究其实质义蕴，就是要做到布善而致和。
以上所述，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所讲究的“四部”（四库）的前三“部”
的内涵——经、史、子。中华文化的“史”的观念，最为独特，也是这一文
化中的一大特色。中华的史，不是为了单纯的记下“流水账”，其记人记事，
有一根本目的：寓褒贬，严善恶！古史官地位权力极尊，这种“舆论力量”，
无比巨大，过去批儒也批了这种“封建道德”的“宣教工具”，但是批者忘
了：如果没有了这一大因素，中华文化就不会是一种尊严的文化了。经与子
都是民族杰出人物的言行录，而史则是检验的总结。
但是“四部”的末列，还有一个“集部”。今日谈论中华文化的，似乎
总是着眼“孔孟老庄”与儒道释等等，殊不知中华文化的光彩，有一半也发
自古今无量数的“个体”积累的诗文集著作之林。
《易》是了不起的，它的“三才主义”，“才”是要害，而“天地之心
也”的人，是此“要害”的中心。是以中华文化，首先是“人本主义”（与
西方的“人道主义”也不容混同），精神是重人、爱人、为人、唯人。而对
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与全面，到六朝时期对“人”物的“月旦”更达到了新
高峰。中华文化对“人”要求什么？大家熟知，治学之常言曰：才、学、识。
才字领头。若是做人，还要加上德、品、器、度、风、韵。要知道，这种种
标准观念，是极为重要的，讲中华文化而忽略或低估甚至不理会这一方面的
事情，那真可说是“失其泰半”矣。中华文化是高超的，至今也还不是全部
为世界其他文化所能十分了解和理解的，仍然是以这一方面为其主要课题、
难度的“关口”。
做人、待人、教育、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等一切，比较易讲易
懂；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表现为极其高级的语文、文学、艺术诸形态，其
作者作品的造诣、境界、风采、韵致，这种不是语文（翻译）所能传达的似
虚而甚实的文化精微，超妙的脉络神髓，那就很难让异文化的群众所接触所
感受所参悟了。中华民族的绝世本领，在于能把一切世俗的东西艺术化——
即诗化起来。这种诗化，使得宇宙世界人生极充分地显示出它们的美，即三
才之道最崇伟的和谐之美。
在中华文化中，一向是看不上“自了汉”的；所谓“独善其身”，实际
只是十分不得已（不得其用，无以展其抱负）的最低的“自慰性”的话头，
而绝非理想。好的宰相称为“医国手”，自古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二者何以互喻？正因都是以治病救人、安民治国为志趣。以天下为己任，先
忧后乐的精神，并不同于“封建统治意识”或“作官”的爵禄欲。这后一种
低级思想今日也未必全无，但讲文化真谛，不能错认精华糟粕。即如近世许
多的救亡图存、投身革命的仁勇之志士，何自而生？难道是从别处移来，或
一心只想做官发财的人？不从中华文化的精义上去领会其源流脉络，自然陷
于数典忘祖。
至于特重“才”义，也会有人误解只是文士们的事。狭隘化，难讲文化
的真谛。以艺而论，今之“文人画”兴起最晚，自古绘、塑、雕、冶、筑、
乐、舞。。无不出自“工”的创造，其技精艺超，世所罕匹！这些无名的工
匠大师，并非文士——然而都是异才。所以讲中华文化，是个全民族崇伟的
宏观课题，切忌短视。
“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
——纪念《老残游记》问世90 周年
刘铁云（鹗）先生著有《老残游记》正集二十回，二集十四回（今只发
现九回），尚有《外编》残稿少许。①正集、二集，分行本、合订本，都曾有
之，也有西文译本。而且还流行过伪托的假续集数十回（据云出于陈莲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