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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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篇文章造成的恶果“小余”一个人负不起，他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的定稿人，但他参与的这篇文章毕竟给江青整孙维世提供了炮弹。对此，不敢说余秋雨有罪，但总可以说他有过吧？
余秋雨认为：被告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人命案件”，其所说的“余秋雨参与江青直接布置的大批判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发表给她（孙维世）带来的致命打击”，是将原告看作是周恩来养女、戏剧艺术家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
我反驳说：这是断章取义，危言耸听。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文章而不是指人，说原告是“加害人”，是否暗换了文章的主语？何况该句是一个假设句，而且紧接后面我便以“可惜孙维世被江青一伙活活整死，已不能出来指证了”一句话否定了这种假设。要说这里有“杀人犯”，也是“江青一伙”而非文章执笔者。另方面，原文中还有“这篇文章造成的恶果‘小余’一个人负不起，他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的定稿人”，这哪里是把孙维世之死栽赃给原告，而简直是在为余秋雨开脱呢。
余秋雨告我的第四个理由是发表“公然蔑视法律的言论，竟然公诸报端，令人震惊。”其根据是我在《南方文坛》上发表的这段文字：
笔者要告诫余秋雨：名人为名誉打官司输得很惨的前车之鉴真不少。即使韩少功那场“马桥”官司打赢了，可徒给文坛留下一个笑柄而已。赵忠祥与一个小记者打官司引起群众对他强烈的不满，使他“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身价大掉，也是一例。奉劝“从不谦虚”的余秋雨这回不妨“谦虚”一回，以免引发另一场非正面的、而且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政治历史大搜身”的结果。
余秋雨在致《北京青年报》的信中写道：“看了这样的话，有血性的男人肯定要打官司”。也是这段话，使余秋雨痛下决心把我送上法庭。
余秋雨在诉讼状中写到：这段话的“言外之意，被告还可以借助于法律之外的力量，在法庭之外制造‘极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美丽的文字陷阱（2）
我反驳说：这里牵涉到文意的理解。余秋雨先生的语文常识似乎有问题，他的分析完全与我的原意南辕北辙。我明明说的是“谦虚”后不再打官司，就不会引发“政治历史大搜身”的后果。而一旦打官司，即借助法律之内的力量，鼓励被告或知情者在法庭之内一一出来指证余秋雨“文革”中的“硬伤”，这样就会使余秋雨的“文革”行为更广为人知，从而给他造成“非正面的”即负面影响。借助法律力量打官司却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寻找余秋雨的“文革”真相，这不就是他自己讲的“政治历史大搜身”吗？这分明是尊重而非蔑视法律的言论。何况，判断被告是否藐视法律，是人民法院的权利。原告在本案开庭以前，如何能以法官身份作如此判定？原告这种曲解被告的文章，故意将被告与法律对立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程序蒙蔽公众，达到掩盖历史真相的目的，其实质是在玩弄法律，藐视法律。
“余古官司”在某种意义上说系由错别字所引发。余秋雨本来是1968年参加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因我在《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一文中电脑出错打成1969年，这便给余秋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做文章的机会，他在起诉书中振振有词地说我在捏造事实，因为他1969年已到军垦农场服苦役去了，再也不可能去参加撰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
不少文人都有不拘小节的毛病，余秋雨也不例外。他在庄重的起诉书中，竟有两处将大名鼎鼎的媒体《南方文坛》错打成《南方论坛》，还把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错打成《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我没有以牙还牙，反诉余秋雨捏造了一个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的《南方论坛》加害于我。但当余秋雨的代理律师宣读起诉书说我在《弄巧成拙 欲盖弥彰》一文中，如何制造了加害于余秋雨的“人命案件”时，我实在按捺不住打断他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弄巧成拙 欲盖弥彰》的文章！”
这种否定使合议庭的三位法官感到震惊。
我连忙解释说：“请余秋雨先生严肃些、认真些，我写的明明是《弄巧反拙，欲盖弥彰》，怎么到你们手中，竟变成了《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反应敏捷的鲍律师连忙反唇相讥说：
“你自己还不是打错了，在《答辩状》中把‘《弄巧反拙，欲盖弥彰》’打成‘弄巧成拙’！”
我的《答辩状》是研究生校对的，想不到自己也受了对方的误导打错了——不过，这也许是美丽的错误，“故意”留下这个错字让对方跳进这个陷阱，把严肃的法庭辩论变成错别字之争？
由于有这样精彩的语文常识辩论，故澳大利亚《华人日报》和《南京晨报》报道法庭辩论时，用的便是《是打官司还是考语文常识——余秋雨与古远清在上海法院打起笔墨官司》的标题，不少朋友看了后均忍俊不禁。其中广西大学出版的语文杂志《阅读与写作》还在2003年9月加以转载，以供中学语文老师讲课或课外阅读时参考。这也许就是余秋雨自己讲的“我的法律行动带有示范性质”吧。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双方开始妥协
在2002年底开庭后，上海法院对我变得十分客气，说以后为了节省我的时间和路费，“不要专门到上海来，只在电话和传真中沟通即可。条件成熟时，等你有机会到上海开会时再调解。”
机缘果然有了，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将于200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台湾文学的有关问题。我趁这个机会去上海，法院便决定14日召集原被告双方进一步调解。
仍然是封闭式开庭，到会的还是那几位当事人和法官。不同于上次所挂的“原告”、“被告”的牌子，而用“上诉人”、“被上诉人”代替。
许伟基先生说：“在去年12月开庭时，双方都表示愿意调解，尽管这调解的前提是如此针锋相对。休庭期间，我们分别征求了你们的意见，双方就调解的原始方式进行了交换。今天召集双方主要是谈具体的调解方案。如双方满意，就当场宣布调解成功。请原告代理人先讲。”
余秋雨的代理人鲍培伦律师说：
“原告余秋雨先生因有别的事不能前来参加，他通过我申述如下几点：
1．要确认侵权的性质，被告向原告表示道歉。
2．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赔偿可以放弃，经济损失费即律师费可以商量。
3．诉讼费全部由被告负担。
4．被告向各家媒体发信或登启事的形式道歉。
很明显，原告的底线是确认侵权然后放弃全部索赔。所谓“可以商量”云云，不过是谈判的筹码罢了。
我的代理人赵家仪律师也说了如下几点：
1．在不确认侵权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因为原告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和写过评“斯坦尼”二稿的基本事实存在。还可用原告写过或参与过署名“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的文章做旁证，故我的当事人说原告在“文革”中参加过大批判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事出有因。
2．我的当事人文章中出现时间上或某个细节上的误差，也就是说材料收集不够全面或表达欠周全的地方，可以做出更正和发表相应的启事。
我的底线是只要对方放弃侵权的指控，其他问题均可做出相应的让步，但诉讼费不能全部由我出，而是按照和解的惯例各出一半。
庭长问我：“听了原告的陈述后，你有什么说明？”
答：“我把原告1968年参加批‘斯坦尼’小组误为1969年，还有把孙维世之死的时间同样误差一年，这均可做出适当修正。至于我用的‘狡猾’一词，是贬词褒用，原告完全理解错了。他认为这是最严重的诽谤，这正从反面说明我没有诽谤他。”
赵律师进一步补充说：“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侵权。原告在‘文革’中紧跟‘四人帮’参与大批判文章写作，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尊重这一事实。我的当事人说孙维世之死是为了说明文章极坏的社会效果，而评‘斯坦尼’一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事实。如果说举孙维世的例子不恰当的话，那周信芳、贺绿汀、瞿白音、郑雪来的遭遇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许伟基说：“你们的调解方案尽管仍有分歧，但就被告承认自己文章有史料差错并愿意改正这一点来说，双方在靠拢，都有进步。至于评‘斯坦尼’一文是否系余秋雨所执笔，调解协议书上要不要出现‘侵权’的字眼，希望双方都加以考虑。”
原告回避，由许伟基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就评“斯坦尼”一文系余秋雨所写一事作出澄清。他说：“治学要严谨，不能意气用事。错了就错了，应向原告表示歉意。形式怎么搞都可以，要不要用‘侵权’一词也可以研究。你们要尽量缩小此案的影响，要尽快消化掉。‘文革’毕竟属于敏感问题。把‘文革’老账翻来翻去不好，尤其是在大好形势下，这样翻对安定团结不利。你们两人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不能把笔墨官司在海内外翻来覆去地打。不是说你所有写的文章都不好，也不能说你研究余秋雨不对，更不能说以后你不能研究他，但你一定要纠正你不准确的说法，只要纠正了就行。你的问题不能光理解为仅仅是更正。要再向原告的调解方案靠一靠。如调解不成，那就只好判决了。以后我们电话联系，再把调解方案作些修改，如果修改得满意可以接受，定下来再到上海签字。”
看来，许庭长要我就评“斯坦尼”一文不是余秋雨执笔做出澄清。他这种要求，我是无法答应，也不会让步的。在时间误差问题上，则是另一个问题。许庭长居然要我在这一问题上尽可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可见他不是受了原告的影响，就是对案情没有吃透。这也难怪，因这个案件牵涉到“文革学”及文学常识一类的问题，这些都不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不过，只要把胡锡涛的文章仔细地全面地多看几遍，就不会认为余与评“斯坦尼”一文毫无关系。不要说是专业人员，就是一般读者也不难判断出来。
接着是轮到我回避，许伟基做原告的工作，估计重点是要他放弃侵权的指控，不然就可能败诉。只要放弃侵权的指控，余的底线就彻底崩溃，这个案子也就不成立了。这对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既有今日这个结果，何必当初雄赳赳地指控我“造谣”、“污辱”、“蔑视”、“诽谤”、“诬陷”、“侵权”、“骂杀”，还有什么“捏造事实”、“恶意中伤”、“人命案件”、“主观恶性”，又过早地宣布此案绝对不能和解，百分之三百打败我呢！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咬文嚼字的“调解方案”（1）
长达半年没有音信，许多朋友或同事一见面就问我：“官司进展如何？”许多人猜，这种官司多半以不了了之收场。
我校一位老师对我说：“法院不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要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就这么拖着，把想速战速决的余拖到筋疲力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也就赢了！”
我想：此案在海内外闹得声响这么大，总要有个说法，法院才好向社会交代，不结案是不可能的。目前是受了非典的影响，另方面法院做原告的工作可能很难做，这得有个过程，就耐心等吧。
等啊等啊，终于在2003年8月15日下午6点，等来了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许庭长告知：“经我们做了三次工作，余秋雨已作出重大让步，不提‘侵权’和不再索赔，好容易达到了这一步，这是在过去办案中从未出现过的，总算把‘侵权’这一重大障碍搬掉了。如果对方仍坚持‘侵权’的指控，此案根本调解不成。希望你尽可能按他的调解内容作出让步。如果这次调解不成，那就太可惜了。你写的调解内容不是《更正启事》，标题你不要考虑，希望这场官司不要再搞得沸沸扬扬，调解过去就算了。”
我听了后感到余已节节败退。不提侵权又放弃索赔，那不等于撤诉了？这就是余的失败，且是大败。在上海打这场官司，能达到这种地步真不容易。不过，这“沸沸扬扬”的局面并不是我造成的。如果余不挑动这场官司，而上海法院又不受理此案，能有海内外舆论全部动员（到底是谁“动员”的？当然是挑起这一事端的余）、一齐上阵的情况吗？
“调解过去就算了”，可见法院也想尽快了结此案，以免拖下去舆论对余更为不利，甚至会影响到法院的声誉。这是棘手案件，判谁胜诉都不好。如判余败诉，不利于保护地方文化名人，恐怕法院不好向顶头上司交代。判我败诉，会引起更多人的同情，引来更多的文章批评余乃至批评法院，那更不妙。
至于“调解不成，那就太可惜了”，这是在“警告”我：调解不成就判我败诉，还是他工作做不到家，不好向上级交代？这叫人猜不准。从口气上来说，应是前一种，是“暗示”我必须与法院配合调解成功。对方已做了这大的让步，被告方也必须有所表示，这才能显出学者的风度。
8月17日飞抵上海华东师大，住该校国际交流中心。晚上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博士生导师通电话，他赞扬金文明给余挑错的书写得好极了：
“如果余秋雨不对金著反批评，金文明的书也不会一版再版，并被台湾买去版权。这转让版权一事还是我校一位教授牵的线。现在金文明已到香港签名售书了，这都是余帮的倒忙——或者说是他‘赞助’的。金文明真应该好好感谢余。我建议你不妨编一本余当年写的大批判文集。如果他来告，那就证明这些大批判文章的著作权都属于他了。”
我去武汉机场时，看到里里外外的机场书店都有金文明的书，真为余批判金著而引起的广告效应高兴。
8月18日用过早餐，本想坐出租车到法院，但碰到上班高峰时间，无法打的，只好坐大巴，热得喘不过气来，衣服均湿透了，与出发时武汉要穿秋衣形成强烈的反差。
9点正式开庭——但不是上几次那样在正式法庭举行，而是临时找的会议室，连椅子都不够，只好到对面办公室借来几张。原、被告双方并排座谈，刚荣升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许伟基先生则坐在我们对面。不挂被告、原告的牌子。原告及其代理律师鲍培伦，以及我和代理律师赵家仪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