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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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报告中提到的肖木，原名莫秀常，浙江萧山人。193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上海铁道报》记者、编辑，“文革”前夕写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誉为文坛新秀。1967年由徐景贤拉进上海写作组和市委机关造反联合站。由于肖木善于体察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且非常听话，便不断提拔，先是放在《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培植，后委于上海市委写作组担任文艺组领导的重任，。写有反映“文革”小说、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初春的早晨》。王洪文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指名肖木调到北京做他的政治秘书。据中央工作组成员司马东去说：“肖木不仅活动于王洪文之侧，也周旋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批林批孔期间还为江青整理过材料，所以曾自诩‘我为四位首长服务’。肖木人在北京，心挂京沪两地，常为上海的写作组出谋划策，给几个帮刊具体地出点子、改稿子。如果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市委的‘太上皇’，那么，肖木差不多是上海写作组的‘摄政王’。”（《浩劫上海滩》165…166页）从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关系看来，余秋雨和肖木是否有接触或接触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和钩沉。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2）
余秋雨为什么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中敢说“古远清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点我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像样证据（对此我真为自己骄傲），他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待了”？据河北作家陈冲猜测：“余敢打这个官司，没准儿就有这样一种估计：那些事儿即便有，能证明其有的证据，都属于机密，是不会公开的，是被体制严加保护的。体制需要保护那些打手，……”但俗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蛛丝马迹，草灰蛇线，除了那些已被归档的机密，说不定还有什么渣儿沫儿被偶然遗漏在‘外面’。这就要看余秋雨的运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概率不是零，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算计到的。”
下面，为了回答余秋雨所说我是否“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代”，我只好向读者公布这些遗漏在外面的“渣儿沫儿”——
1978年8月10日，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红楼梦〉搞影射红学的清查报告》中说：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在各条战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同样把黑手伸向《红楼梦》研究领域，大搞影射红学，企图利用评红来配合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判所谓“儒家”和“复旧”势力，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在朱永嘉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组在1974年3月初还从学校、工厂挑了二十余人，举办了一期“评红学习班”，并指定×××、余秋雨两同志去联系。
朱永嘉亲自指定余去办这个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的“学习班”，说明余很受重用，这再次证明余确系朱永嘉的“得力帮手”。
×××于1978年5月31日写的《揭发借评红搞影射红学的情况》中云：
我和余秋雨负责联系评红学习班，议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他（朱永嘉）是用贾母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余秋雨这回不光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还担负着策划攻击老一辈革命家选题的重任。余秋雨这回总不能说他办评红学习班和写评“斯坦尼”文章一样，搞的是纯学术研究吧？如果不想翻清查的案，那这个《清查报告》明明讲的是这个学习班假借毛泽东的指示，“着重鼓吹了江青、姚文元的有关黑话。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为现实斗争服务’”。这里讲的“为现实斗争服务”，说明当时评《红楼梦》绝不是在做什么学术论文，而是“作为一次政治运动来搞”（朱永嘉）。学习班为江青提供评《红楼梦》的资料用以攻击周恩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面，请再看一位工人造反派秀才于1977年11月21日所写的《揭发关于原写作组举办评〈红楼梦〉学习班的情况》：
当时写文章过程中，有这样几件事，戏剧学院吕××写了篇牵涉到贾母的文章，开始×××同志感到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要他改。但突然有一次×××与余秋雨来，说这篇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说有人写稿给《人民日报》评王熙凤，把王熙凤比作林彪，这样类比下去，这篇文章变成攻击毛主席的了。他们规定，评红不许提到贾母，以免出差错。
这个评贾母的题材，原是×××和余秋雨共同议论出来的，可后来感到这样做太露骨，怕泄露了“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因而余严格遵守“四人帮”的帮规忍痛割爱。从“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可以看出余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效力是何等忠心耿耿。
这里要交代的是：评红学习班的成员除两位工人外，其余均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在这个学习班里，负责联系的两位头头大讲“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其中把郭××写的体现了所谓“姚文元精神”，即影射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的《大有大的难处》作为大伙学习的样板。据上述那位工人学员写的揭发材料中说：
后来我们都回原单位了，有一次我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同志，他说，评王熙凤那篇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人民日报》准备登。
“改得很漂亮”，余帮工人修改文章竟然达到了比攻击周总理的《大有大的难处》还要“漂亮”——这“漂亮”，该不只是文辞出众，还含有火药味更足的程度吧？可见，余秋雨哪里是在从事《红楼梦》的学术研究，而是借题发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他又一次充当了“姚文元精神”的实践者。
正是在这种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背景下，一位姓陆的女士于1978年5月19日揭发余参与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活动：
这篇文章是王知常在1974年初布置我写的。最初题目是《封建礼教与贾政》，王知常在与我讨论时说，文章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写贾政用孔学统治大观园，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文章通过贾政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与虚弱性，通过贾政这只纸老虎反映没落封建阶级也是纸老虎、一切反动阶级都是纸老虎。最后，王知常说，这篇文章要讲阶级关系，阶级压迫，讲孔子也是贾政，谁要知道孔子是什么人，就可去读读《红楼梦》。
根据王知常规定的文章层次，我写了一个初稿。初稿中主要排列了《红楼梦》中有关贾政尊孔、重封建礼教的一些材料。初稿交给王知常，他看后不满意说，我叫你们文艺组同志再修改。以后，文章由余秋雨同志搞。小余在写之前以及在写的过程中，均未与我有过讨论。发表前，我也未看过文章，发表后题目已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3）
大家知道，贾政是大观园的总管，再加上王知常讲“孔子也是贾政”这句话，联系当时“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用意，批贾政影射谁一目了然。“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这说明余秋雨今天享有《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此文的著作权。他应有勇气把此文收到他未来的《余秋雨全集》中去。
余秋雨作为上海大批判组的得力写手，不仅积极参加评《红楼梦》活动，还插手参加评《水浒》影射邓小平的写作。当年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了一篇《论阮氏三兄弟》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发表后，又受命写一篇《〈水浒〉为何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他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
……毛主席年纪大了，可能在作身后的安排。现在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按趋势是邓小平同志接班，主席可能对他不放心，怕他搞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不愿意让他在自己身后掌握主要权力，现在就通过搞评《水浒》活动，提醒大家。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文章的最后写了灵牌问题，并引了列宁的语录，说革命领袖逝世后，修正主义者就把他当做无害的偶像，阉割革命学说的革命内容，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借此影射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关于灵牌问题，即“继承权”问题，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明白，这里用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于1978年4月12日揭发另一篇大批判文章《灵牌小议》的有关段落做注脚：
宋江违背晁盖遗言，搞灵牌，这是因为在梁山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兄终弟及，梁山泊主，舍宋江其谁？这段话，是影射当时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可以凭已有的资格、地位和威望成为合法继承人的领导同志的，也就是说，是把周总理、邓小平同志都攻击进去的。
对这样一个攻击力相当大的所谓灵牌问题，余居然说要加强火力，把“问题做足”，可见其帮派思想是何等严重！他这回充当的是军师，帮工人学员加足火力批邓。可见，余秋雨说自己批邓后因生肝炎便逃过了这一关，完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次到上海取证另一重大收获，是发现余秋雨除参加文艺组“任犊”、“石一歌”的写作外，还参加历史组“罗思鼎”的写作。这个以“问鼎天下”自居的“罗思鼎”，在“文革”中可谓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南霸天之称。江青在1974年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会议上接见上海写作组成员时，有人将写作组历史组头头介绍给江青，她便连呼三声：“喔！罗思鼎！罗思鼎！罗思鼎！”想不到余秋雨竟会从文艺组“跳槽”成为“罗思鼎”的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要拿证据来，这里便有原写作组哲学组组长郭××（即“翟青”）于1978年3月20日写的交待：
1975年10月下旬，我还参与了《〈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黑文的炮制。这篇黑文的前身，是王知常布置历史组搞的一篇《〈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王知常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我等人特别讨论了一次……我改了一稿以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最后由王知常修改定稿。
这里讲的“王知常的规定”，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余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不是跑龙套的人物，难怪王知常封这位担负着许多重要文章改稿重任的余秋雨为“第一号种子选手”。
如果说郭××的交代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王守稼于1978年5月10日写的《揭发关于“〈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王知常布置的……我写了一稿，王知常不满意，对我发脾气，还说：“我叫郭××去改……”在郭××改稿中已发现有“……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等语，因此这段话是郭××写进去的。那天讨论时，王知常又指定余秋雨修改。
毛泽东逝世前，已发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从事宗派活动，先是称他们为“上海帮”，后发现江青是“上海帮”的灵魂人物，便把他们改称为“四人帮”，严肃地批评王、张、江、姚不该搞阴谋诡计，从事结党营私的活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水浒〉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清查报告》中称，《〈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用在于“对毛主席严正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谈话批示进行反扑”。这样的重头文章余居然也参与修改，这修改总不是在写研究《水浒》的学术论文吧？
“又指定余秋雨修改”，“又”字也很耐人寻味。王知常到底给余“又”了多少回？这虽然还是个谜，但从只参加过一次讨论的王守稼揭发看，余秋雨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者，其起的作用比另一位号称“真正的一号种子选手”的郭××还重要。夏其言曾在清查报告中说余秋雨是王知常的“得力帮手”，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这里要说明的是，郭××是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担任《珞珈山文艺》主编时，我任副主编。当时我们无话不谈。在9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开会时找过他，他跟我讲过余炫耀自己写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4）
郭××在这篇交待中还说：
当时，王知常对我说：“×××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经济组要办评《水浒》的学习班，‘你赶快为《学习与批判》搞一篇，从总体上评一下《水浒》的投降主义”，我要他议论一下路子，他说：“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从最后一句话可看出，无论是郭××还是余秋雨，都是姚文元“精神”的崇拜者、阐释者。他们读书作文，都以姚文元为“光辉榜样”。余杰说，“文革”不结束，余秋雨很可能走上“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余当年的“恩师”胡锡涛说完全不可能。到底可不可能，人们可以自由争论，保留自己的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余和“石一歌”并列起来，说明余的身份不再是文艺组外围的“石一歌”成员，而是和那位“要为《红旗》搞一篇”的某君是内围写作组的骨干力量。“还债”这两字也很耐人寻味。这至少说明余是王知常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余到底为王知常还了哪些“债”，写了和修改了那些大批判文章，这是一座“富矿”，有待下次再打官司时努力去挖掘。
在开庭以后，又有上海的朋友提供线索，说某单位某人还保留有更完整的《清查报告》，里面有更多揭发余的材料和他本人的检查。我想，这些材料就留在那里，仍然是等余秋雨再告时去取好了。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的文革“悔过书”（1）
在要不要全文披露下面所载余秋雨的交代检查问题上，笔者是有过踌躇的：将这类“文革”史料公开发表出来，似有损于余“永远站在正面”的形象，但他既然在新出的自传《借我一生》中浓墨重彩自暴“文革身世”，我作为一个“文革”文学研究者和“余秋雨现象”关注者，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自己跟余完全不同的看法呢？另方面，余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永远站在“正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揭别人的疮疤，有什么必要再让人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或曰痛史中去呢？应该说明的是，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自揭疮疤，在《借我一生》中大谈自己与“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石一歌”还有“《朝霞》事件”的关系；何况，正因为是“疮疤”，公布出来可以使余秋雨不至好了疮疤忘了痛；也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份被保留如此完整的交代检查材料，里面并没有什么“国家机密”。更何况余秋雨直到和我的官司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