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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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让自己的腰杆儿挺直。”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53页。为此，他提出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
为了树立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一书中，首先对此前影响很大的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的历史观作了评析，并强调他与这三个人的史观的不同。
他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三个问题。一是林房雄称“大东亚战争”为“迫不得已的战争”是一种“谛观的宿命论”；二是林房雄由于受宿命论的限制，“没有产生向未定的可能性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意欲”；三是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国民有三百五十万的牺牲者”，而林房雄却将战争中“支配国民命运的政治指导者的责任全面免除了”；第四是他借用另一位学者林健太郎的说法，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缺乏想象和煽情，而陷于了一种“过度的历史主义”。因此，藤冈的看法是：“林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作为向东京审判史观的抗议而具有一定意义，但它却不能成为我们观察近现代史的依据。”
关于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藤冈认为该书的执笔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对“东京审判史观”的反拨，在这一点上与林房雄的书完全相同。“全书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连书中的标题都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一模一样。藤冈继续评论道：“坏的全是海外诸国，日本一点都不坏。”“而东京裁判史观呢，坏的全是日本，其他国家一点都不坏，是日本侵略的被害者。这种看法是一面之词，有欠公正，应该拒绝接受。但因此而认为日本完全是正确的，那也是空想。应该承认，英、美、中、苏都有各自国家的意志，他们的国家行为中也有恶的要素。而在含有恶的要素的国家意志中，只有日本的国家意志一点没有恶的成分，只有日本是‘和平的天使’般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结果，中村粲的历史观，作为‘东京审判史观’的反动，正好将正反两面颠倒过来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74页。
关于渡部升一的《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篇》，藤冈认为他与林房雄、中村粲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所不同。说渡部升一没有肯定“大东亚战争”。藤冈认为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有三种类型。一是“意图的肯定”；二是“状况的肯定”，三是“结果的肯定”。其中“意图的肯定”最积极、最根本。而渡部升一的肯定只是“状况”与“结果”的肯定，他因此甚至得出了“渡部展开的议论，毋宁说是‘大东亚战争否定史观’”。读过渡部升一的文章或著书的人都不难看出，藤冈的这种看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渡部升一在肯定日本侵略行径的问题上，与林房雄、中村粲之流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而在措辞的强硬和力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藤冈关于渡部史观的看法在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后，即受到一些日本读者的质疑，认为渡部升一并没有否定“大东亚战争”。
在此基础上，藤冈信胜提出了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一文中，他概括了五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2）
第一，“明治维新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避免成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建立自己的国民国家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革命”。这一判断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划清了界限，突出了其“民族主义”立场。
第二，“明治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发挥民间活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所谓‘自上而下’这样通说是值得怀疑的”。由此，藤冈便否定了明治政府的天皇专制性质。
第三，“假如没有俄国的威胁这一远东的安全保障问题，日本就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日清、日俄两场战争，是在远东的战略环境的强制下不得不打的自卫战争”。在这里，藤冈的这一“自卫战争”的结论与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等一切右翼文人如出一辙。
第四，“日俄战争后，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政策，使日本出现了战略选择上的错误”。在这里，藤冈将日本的侵略行径归咎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政策”，虽然表面上承认“战略选择上的错误”，但言下之意，“错误”的根源在美国而不在日本自身。
第五，“关于战争的原因，只有日本才是‘恶’的这一‘东京审判史观’，与‘日本一点也不坏’这一‘大东亚肯定史观’都是片面的”。藤冈声称，他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这些看法，可以叫做“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觀とは何か》，原载《诸君！》1996年4月号。后收入《侮辱の近現代史》。
以上五点，除了第五点之外，其余四点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基本相同。换言之，林房雄、中村粲也好，渡部升一也好，藤冈信胜也好，在肯定日本侵略这一点上，实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表现在他们都在千方百计为日本侵略战争辩解、都在想方设法为日本的侵略免罪。“小异”之处，无非是在一些表述方式上、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所区别而已。藤冈信胜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表明自己的史观与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等人的不同，除了其标新立异的心理因素作怪之外，其目的是要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史观”打扮得更漂亮些。他似乎明白，像林房雄、中村粲那样明确站在极右立场上无条件地、赤裸裸地断然肯定日本侵略行径，毕竟太偏颇，难以服人，于是就想强调与他们的不同点。而与此同时，藤冈当然也明白，通过反对所谓“黑暗史观”、“自虐史观”来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本意，实际上与林房雄、中村粲等人完全相同，为了以示“区别”，他就想起打出“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试图用“自由主义史观”来粉饰“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同时用“自由主义史观”来否定“共产国际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另外还可以表明自己的历史观不蹈前人覆辙，独辟蹊径，走的是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真可谓“一石三鸟”。
就这样，为了使“自由主义史观”这一幌子更惹人注意，更有蛊惑性，藤冈将他的“自由主义史观”涂上了多种油彩。
首先，藤冈信胜自称，他的“自由主义史观”的提出受到了日本社会学学者富永健一的启发。富永认为，战后世界的冷战构造，是由“东”与“西”两极对立构成的，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应流行“保守”和“进步”两分法，而位于中间位置的自由主义，却被包含在两者之中。自由主义作为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曾遭到了否定的评价。战前自由主义被占有优势地位的保守主义所否定，战后又被占有优势地位的“进步主义”所否定。“其结果，〔在战后〕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富永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实际上战后日本学术界思想界既不属于保守主义、也不属于“进步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有相当势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学界的主流。藤冈接过富永的“〔在战后〕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这句话，大言不惭地宣称：“随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了最终的结论，在日本历史上自由主义〔史观〕的时代才开始到来。”转引自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58～159页。
藤冈在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理论根据的时候，还将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视为同调，在《司马史观的说服力》藤冈信胜《司馬史觀の說得力》，原载《サンサ—ラ》（德间书店）1996年6月号，后收入《污辱の近現代史》。及《从司马史观看到的日本近现代史》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92～113页，明治图书1996年版。等文章中，他对司马辽太郎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看法推崇备至，称为“司马史观”。众所周知，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代中，司马辽太郎高度肯定明治时代，称明治时代是“现实主义的时代”，而批判昭和时代，称昭和时代是“极端的官僚主义”。藤冈信胜认为“司马史观”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康的民族主义”；第二个特征是以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繁荣为最高目的的“现实主义”；第三个特征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不相信”，藤冈认为这是因为司马看到了“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第四个特征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藤冈认为，由于有了这四个特征，司马史观具备了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内容。
藤冈信胜还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佐证。他认为，日本近现代史大约四十年为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一个四十年，是一个内外政策基本正确的时期。第二个周期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54页。。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他认为，从日本近现代史上看，“第一和第三个时代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第二个时代则相反，因而招致失败”。因此，他认为他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是以日本近现代史为依据的。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3）
乍看上去，藤冈信胜的这些理论主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似乎无可厚非。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他理论上的破绽，并看出其险恶用心。
第一个破绽，藤冈一方面认定“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11页。相信福永提出的战后日本“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这句话的正确性，一方面却又把明治头四十年和战后四十年，总共八十年的时间称为“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在一个“靠自由主义政策而成功”的时代，而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可能的吗？假若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自由主义的政策岂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这个矛盾悖论在藤冈那里是不可克服的。他既要攻击和否定战后的历史教育和战后的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成果和主流结论，就只好不承认战后的历史学界是“自由主义”，而坚持说是“东京裁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即“自虐史观”，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史观”。
第二个破绽与第一个相联系，即：藤冈一方面承认日本战后是成功的时代，说“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是“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拼命攻击战后的思想教育界，认为战后日本的承认反省侵略战争的主流历史观是错误的，战后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但藤冈没法说明：为什么这些“错误”恰恰没有妨害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而相反地，在“第二个四十年”，即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奉行了藤冈所崇奉的国家主义的、赞美自国的“皇国史观”，却导致了日本的失败？为什么藤冈所指责的战后“自虐史观”及自虐史观的教育，却带来了战后日本的“成功”？日本在战后的成功能够证明日本战后教育的失败吗？
第三个破绽表现为，藤冈一方面承认第二个周期，即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藤冈的著作和文章中极为罕见，但毕竟从表面上看，这句话还算是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对如实承认、如实记述“第二个四十年”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行径的战后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正直的人士，表现了极大的厌恶和愤慨，将他们统统斥之为“自虐史观”，而完全予以否定，并在最近十几年间，不遗余力地对他们加以攻击。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
藤冈对战后日本教育界和历史界正义力量的攻击，更能暴露他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性。
近十几年来，藤冈一直都是站在极右立场上，攻击日本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作为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以教育学为专业的他，对日本近现代史本无认真研究，因而他一面虚伪地声称要超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面却只能把右翼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结论，奉为真经，全盘接受，并极力在教育界、在教育学领域，通过种种方式加以兜售。藤冈采取的策略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有时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在具体问题上，则一个一个地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及事件，加以抹杀和否定。当个别的、具体的侵略否定光了之后，“侵略”就被抽象化，侵略也就不称其为“侵略”了。和其他右翼学者一样，在否定具体的侵略历史事件时，藤冈从“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两个事件的否定入手。
关于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门外汉的藤冈和专门琢磨此事的其他右翼学者相比，并没有什么新见地。但他站在教育学的角度，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克服所谓“自虐史观”的关键一步，所以格外喜欢在这两个问题上胡搅蛮缠，其多篇文章和几部书都涉及这个问题。他除了全盘接受其他右翼学者的观点外，还在概念上、在数字上做文章。例如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问题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他说：“相信更大的数字，或者期望相信更大的数字，能够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数字成了衡量道德性的一个尺度。相信〔屠杀〕三十万人的，比相信二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四十万人的又比相信三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最大数字的人，可以最严厉地纠弹日军的犯罪，于是便得到了最大的道德满足。”他接着说：“很多的教师不是被这种观念所束缚吗？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很明白这种心理。（中略）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自虐心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94～195页。就这样，藤冈就把严肃的历史数字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又如，藤冈对“屠杀”（日语为“虐杀”）的概念做了一通辨析，说“军人杀害民间人士可以称‘虐杀’，而杀死敌方的士兵则属普通的战斗行为，不能叫‘虐杀’”。日本军队在南京杀的是“残兵败将”，这叫“歼灭”，是战场上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称为“虐杀”。在他的脑子里，侵略与被侵略没有区别。此外，藤冈还写了一篇题为《南京事件·从军日记的自白可信吗？》的文章，全面否定原侵华日军东史郎先生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的《东史郎日记》，称那是“谎言”。原载《現代教育科學》1996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