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疯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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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揭谜汉字起源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发生在八十多年前。有必要指出，“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某些转晕了头的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之上“定论”了。怎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或者因为这样定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吧。
应该说“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等等，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这一事实，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真相。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开罗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看不出来中国与“西方”交流还存在着什么障碍。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假如还有人对于“时空”依然有所疑虑，那么上个世纪在澳洲的发现或许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能够释怀，另外这个案例直接与文字有关：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方大约100公里处发现250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最后的破译是：这些文字描述了一支探险队的船难以及他们首领的死亡。而这个首领被认为是法老的王子，据说他可能是胡夫法老之后执政的Djedef的儿子Djes…eb大人。其时间被认为处于古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686…2613）。这个发现意义巨大。首先，“全球文明同源”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的证明；另外，这个证据说明了当时外出探险远征可能是个重大的常规活动。王子被派往海外说明了许多原本猜测的东西，甚至为中国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也给予一定的启发。最重要的是，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澳大利亚四周为茫茫大海，与任何大陆都相距遥远，但4600年前的古埃及人依然落脚这里，从古埃及的开罗到中国版图的任何一点都没有超过埃及人到达澳洲悉尼那样遥远。假如古埃及人曾经到达悉尼，从逻辑上讲他们也可以同期到达中国，甚至到中国会更容易一些。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三十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第四部分 从〃西来说〃说起第28节 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主要大的分层为六、七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四千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它们的特征明显，其他零星的分支暂且不提。这两大板块之间的衔接在四千年前左右。由于它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直接的承续关系，这也是有道理的。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和三角符号等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学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红、白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是其某种继承，甲骨文上面的圆灼点也可以考察是不是以前认为的只有物理作用而无意义，传说甚广的“具茨天书”全是圆点，也可以结合考虑。“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中东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就有。“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我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
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形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鱼就是三角，三角就是鱼。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都说明了它们来自同一个大的文明区域。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红海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攻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中国与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的所谓龙山文化陶器也比较发达，但明显可以看出与仰韶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在制陶方面也不如仰韶文化兴盛。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①（也就是彩陶），纹饰也截然不同。这些主要区别决定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具体源流。
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红海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指夏、商），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事实，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性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皆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剥除中东色彩的12属相，显示出当时农业社会的特征，它也标志着神秘曼妙的原始社会的结束，中国与全人类基本同时进入无趣的“现代社会”。它也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取代了“两河”文明。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南方的古埃及。
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神秘。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被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通过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就在这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诞生。
第四部分 从〃西来说〃说起第29节 文字的产生过程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少见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形文字的美国网站，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文字、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她是太阳神“拉”的眼睛，同时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典故。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以及附近地区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也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现象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与牛头像，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红海附近。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渡，夏的文字符号①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迦南文字或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或者说他们的通道更多选择了北方陆地也会有这个影响。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当然，还有之前出现的原始迦南文字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地中海东岸的几种文字非常接近，都可以考虑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甚至我们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迦南字母或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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