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普罗旺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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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难题的一个反应是把它们远远抛在身后，置之不理。报纸上铺天盖地堆满了年轻的法国商人告别巴黎赴英国取经的长篇大论。即使普罗旺斯还存有涓埃的雄心壮志，也是日趋式微。大家都认为时代会更好，大家希望时代会更好。同时，他们还求助于“耸肩”哲学（philosophy of the shrug）。
让来访者入乡随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普罗旺斯的生活里从不缺乏引起好奇心的事物，解决难题的民族天才离得也不太远。也许在什么地方有些疯狂的逻辑在运作，但是许多时候令人难以理解。以村子的废料垃圾场为例，它只是毫不显眼地摆在那儿，经常被人清理，用来承受没有垃圾车的任何类型和体积的垃圾，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的设施。垃圾箱上有一张显眼的通知，上面写着：大物件应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过后的两天抛弃。
一天早晨，我对这份通知仔细研究了好一会儿，起初我认为误读了它的意思，或者我的法语再次让我感到失望。但不是那样。上面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过后的两天。为什么它不说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呢？是有些进行中的计划——无疑来自布鲁塞尔（Brussels）的官僚机构中的一纸胡言乱语——把星期五的名称改为更富有活力、政治上更加激动人心的吗？我正在琢磨这是否是为2000年预备的好东西时，一辆小搬运车到了，司机也下车看通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后他再看看通知，摇了摇头，耸了耸肩。
不久，通知不见了。我被告知喜欢什么时候扔旧冰箱、自行车、电视机，就什么时候扔，甭管什么通知不通知。法国人对招牌的热爱抵得上他们忽略招牌的快乐。
如果把这个民族特点和另外一个放在一起考虑，即让你的钱尽可能从紧紧挨住的手中放出来的那种民族特征，你会开始理解停车的问题。现在，普罗旺斯的每个城镇都已经留出停车的位置，这些位置用符号非常清楚地标示出来，因此极易找到，但人们却常常规而不见。另一方面，街道上却塞满极富想象力的非法停泊的车辆。
两只轮子高高翘起放在人行道上，或者挤进胡同里，两边只剩下六英寸的空间，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司机在倒车时展示的驾车绝技，更令人喷喷称奇。还有一些争吵正在进行，两个人龙咆虎哮，斗志昂扬，喇叭也借此放声高鸣——为什么呢？因为官方停车场厚着脸皮，表现出赤裸裸的贪婪，每一小时收费五法郎。
但是——我的朋友玛蒂娜让我放心，她经常把车停在别人不敢停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金钱，还因为原则。停车收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当众侮辱，必须被抵制，即使要找个车位得开车绕城半个小时。时间毕竟不花钱。撇开道德和经济的原因，还有一种找到一个真正特别的地方的极大满足感。我曾经看见一个人把他的小车倒进损毁后翻新的时装店的院子里。他走开时，回过头来沾沾自喜地注视着他的宝马小巧整洁的外观，想象这是一个汽车展示橱窗，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人和车之间在一瞬间形成一种默契，似乎他们一起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对我来说，瞬间——组成日常生活的听觉、视觉和嗅觉——界定了普罗旺斯的特色、历史以及风景。如果要我选择一种我最怀念的美国东西，那么这就是乡村集市。那儿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从阿普特到络曼尼的每个城镇每星期摆出来的货摊。
这些市场给人以视觉上的诱惑。市场上有五颜六色的花儿和蔬菜，手写的招牌，货摊在古老的悬铃木树荫下，有的靠着更古老的石墙。也许这些货摊是专为名信片摄影师安排的，艺术气息颇为浓厚。也许是因为旅游旺季的缘故，它们在夏末时节就会拆掉，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在一月和八月份，你会看到这样的货摊，因为它们销售的面包和黄油是当地居民自己制作的。旅游者只不过是一团果酱，尽管非常受欢迎，但并不一定必要。
摊主和顾客都认识，购物过程十分缓慢，带有社交的倾向。老让。克洛德挑选奶酪时脸上绽出让人十分羡慕的笑意。他刚刚装了一副假牙，对哪种奶酪最合适自己犹豫不决。布里干酪太软，米姆赖特奶酪又太硬，也许来点波弗特奶酪最好不过了，就等着新牙适应了。达尔马佐太太站在番茄摊位旁边，带着十分疑惑的神色。
当地的番茄还不到成熟的季节，这些番茄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把产地写在标签上？她看了一会儿，捏了一下番茄，摸摸鼻子，噘着嘴唇，最后决定把谨慎抛向风中，称半公斤尝尝。一位留小胡子的男人在他的摊位前走来走去，一只手里端着一杯玫瑰酒，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婴儿的奶瓶。奶瓶是来喂他收养的一个野猪崽。
闻到牛奶的香味，猪的小黑鼻子贪婪地抽动着。卖花的妇女给我妻子找了零钱，然后急忙弯下腰去，从她的摊子下面拿出两个刚下的蛋，用报纸卷包得很漂亮。广场另一侧，咖啡馆外面的桌子旁坐满了人。来自蒙特。卡洛（Monte Carlo ）电台的声音掩盖了煮浓咖啡器发出的嘶嘶声，播音员以狂喜般的热情描述本周的赛事。他们是在哪儿找到这些从来不需休息的人呢？四个老年人一溜儿坐在一堵低矮的石墙上面，等着闭市，好打扫广场，他们就能玩滚球游戏了。一条狗在挨着他们的墙上蹲着，它要是戴上一顶平平的无沿帽，看起来就像那些非常耐心、满脸皱纹的人一样。
摊贩开始收货闭市，几乎有种伸手可触的预感。吃饭的时间就要到了，今天阳光和煦，午餐可以摆在户外。
在大西洋这边，我们经常遇到两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却无从回答。第一个，美国人常常被视作万事通，经常被人询问有关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的偶然事件（现在几乎是同一地方），似乎我们本人非常了解政治家和电影明星。第二个，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我们应当为美国民族风俗习惯的传播负责，因此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被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责钉在耻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他对从快餐到棒球的所有东西都焦虑不安，这些东西已开始在头脑简单的法国人身上显现。但在这个特别的秋日，他的头脑中有更严肃的东西，当他从酒吧凳子上站起身走到我旁边时，他的担心显而易见。
“这真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这是他的开场白，紧跟着是一串环绕大西洋出口对法国人乡村生活结构有害影响的轻蔑评论。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几乎是一个小人国的人。激动时，为了加强说话的语气，他的脚上下跳动，活像一只愤怒的皮球。假如他是一条狗，他会是一条猎犬。我问是什么使他不安，同时发现自己的脑袋也开始随着他的晃动而左右摇摆。
“万圣节，”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吗？这是一片产生了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国土，我们把路易斯安娜拱手让给了美国人的美国。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语调和紧紧绷着的向下撇着的嘴唇，显然这是一场大灾难，堪与葡萄架上出现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欧洲迪斯尼的到来相提并论。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说。
“你怎能看不见？到处都有——面目全非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有。”
面目全非的南瓜只意味着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加以说明之后，我决定亲自到阿普特去看看。法瑞苟勒有些言过其实，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不过，万圣节饰品确实已经妆点了一两个橱窗，普罗旺斯也是这样。
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节日。我在阿普特的大街随意询问了几个行人，他们对此表现的只有困惑。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让万圣节在普罗旺斯谬种流传究竟是谁的主意？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四周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提醒他们应该注意的健康问题了吗？狗肯定会咬住他们。
幸运的是，地方报纸上没有任何流血事件的报道，至少在今年，看起来万圣节是没有人出席的聚会之一。
无论如何，法国已经拥有许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为八月的节目做好准备，那时全国都在休假。官僚机构的永远节日，以雪片般的文件为标志。每个圣徒都有每个圣徒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节日。由于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即星期天午餐。
星期天是与众不同的一天，是即使没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周也感到不同的日子。
周遭的声音改变了，工作日里有鸟鸣和嗡嗡响的拖拉机声，星期日早上却换成猎狗的吠叫声和远方枪火的砰砰声。普罗旺斯的猎人喜欢行使他捍卫乡村的权力，从不容忍作恶的野兔和歌鹤的来犯。
今年，他面临一个比以前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变异的野猪。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野猪的数量却逐年剧增。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认定，野猪的迅速繁衍取决于它们太过正常的生活方式，即每年定量产一窝小野猪。野猪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其后代正威胁着葡萄园和果园。到处都能看到它们作恶的痕迹：寻找食物时在地上挖的凹痕，糟蹋的菜园，撞歪的石头墙。
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在一个星期日被封，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运动。
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猎人们已把他们的搬运车停在灌木丛里。穿着绿色伪装服的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正在那儿耐心等待。猎狗围成圈儿，气势汹汹地走着，项圈上的铃档叮叮档档作响，它们因兴奋而发出的吠叫声听起来十分嘶哑。
我觉得我似乎被卷入一场大搜捕或者一场战争之中。
我走近房子附近时，第一个伤者出现了。一个猎人正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见一个依稀的轮廓。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简，胳膊抱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他走动时，那只掉下来的腿在晃动着。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方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黝黑色的猎犬。
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阴郁，哀伤，而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痛悼的神情，问我早上好。我问他爱犬受伤的原因，是不是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个肥壮、凶猛、护窝的野猪的袭击？
“唉，”猎人叹着气说，“它在养狗场度过了整个夏天，爪子不太凶猛了。今天它跑得太远，脚受了伤。”
十一点半，道路上已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退了，回去重新组织一下，换换衣服和武器。战斗服和枪支被干净的衬衣和刀叉所取代，猎人们准备在餐桌上继续作战。
无论什么时候，星期日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餐。早晨没有工作干扰，午睡也没有内疚感。我觉得餐馆周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幽默气氛，几乎是一种潜伏的节日情绪在流动。我确信大师傅们非常卖力，知道他们的客人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星期日的饭菜味道更好。
在我们房子周围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十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琳琅满目。
众多的选择把我们的胃口宠惯坏了，我们精挑细捡，准备找一个适合天气的地方。
麦斯。托特伦院落阔大，绿树成荫，酒店还提供样式繁多的草帽供顾客挑选以便纳凉，这感觉就像浴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这是一个户外火炉，宽敞明亮，悬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大多数当地其他餐馆——的确还有许多别的法国餐馆——大相径庭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劳动力分工模式总是男人在灶前，女人管针线活。现在，时代变了，尽管没有女厨师像阿兰。迪卡斯那样得到国际认可。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获得的星状勋章足以在圣诞节装饰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的地位在医药、政治、法律方面要比餐馆厨房里高得多。这在美国却大不相同，我觉得匪夷所思，是否与男性至上主义有关呢？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微妙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一个人才能办得到，他就是我的朋友罗杰斯。事实上，我相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任和男权至上主义方面他都十分出众，并且非常乐意与整个世界一同分享他的观点。他对女性厨师的激烈态度一点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为什么法国没有更多女厨师，我的话音刚落，他的答案已经像子弹一样射出来。“你必须明白，”
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被认为太重要了因而不给妇女们去做。”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都很少见，但是她们还勉强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感到怀疑和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任是男人的工作。
在埃格布伦客栈的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午餐，我们想他应该幡然悔悟了。刚开始时，他还相当谨慎地对付瑞土牛肉奶汁，后来便很轻松地处理炖羊肉，最后大刀阔斧地吃掉一堆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妇女烹制出来的。
我们走出餐馆，我等着他承认他也许错了。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调整了一下他的男权至上主义，来调整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默默无闻的地方见识到这样绝妙的烹调手艺。”他朝连绵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不是？”
是的，回来真好。
第二章
悬而未决的谋杀害
我与马里厄斯初退时，一见面就差点酿成血案。我远远看见马里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闲逛。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驱车过来。在那段路上曾经有过一两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仔们那令人无法预料的动作。我慢慢地减低了车速。他一下子跳到车前，双臂展开，似乎想拥抱汽车，幸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片上，才没有让他的拥抱得逞。在离他仅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车停了下来。
他先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去，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说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我的脚踏车正在那儿修理。”
他说在咖啡店前面下车。但是，我们到达咖啡店时，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换档杆旁边盘子里用来投入停车计时器的零钱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指指盘子。他仔细地挑选里面的硬币，最后取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冲我眉开眼笑，然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可是，在路过咖啡店旁边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幕喜剧一再重演。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要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