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8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信仰与感情变化。其次，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除了更经常地引证世
界历史中的革命进行比较之外，学者们还受到研究材料上的局限。从
Johnson 到Chen Yung…fa 等许多研究抗战时期根据地历史的学者，都大
量使用了战时日军收集的材料，造成这种现象当然有中国国内在档案制
度和资料整理上存在缺陷的原因，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日军收集的资
料虽然保存了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件，其分析报告又主要是为了决
策者参考而非宣传品，可是其对材料的编排取舍上，从来都是把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外在的竞争对手加以处理的，＇7＇这不能不影响研究者观察
的客观程度。 Philip Huang 和Duara 的研究的主要材料为日本满铁调查
部战时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这批材料目前被广泛用于中国农村经济史、
社会史的研究，也有人曾对这批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过疑问，而且也
开展了一些为印证真伪进行的跟踪调查，本文不准备就材料本身进行讨
论，只不过是想要说明，调查对华北事变后中国农村的政治动向基本上
未能给予反映。
《乡村》一书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产生的。著者明确宣称该
书是建立在强调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改革两者的优点之上，以便保持更
宽阔的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则继承了强调区域研究的传统，又试图打破
材料上的限制，以亲身调查近代以来一个村庄历史变迁的微型研究作为
整体研究的基础。通常西方学者更推重微观的社会研究，而中国学者则
多喜作宏观的泛论，尽管两者的完美结合是学人刻意追求的目标，但在
实际研究中却很难兼顾，而《乡村》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与宏观
相结合的最新研究实例。另外，著者还试图扭转一些以往的根据地区域
研究的偏向，由多侧重于对重大方针政策及精英行为的分析，转向对丰
富的农民家庭传统和文化，以及由农民自己表述的价值观和情感的研
究。遗憾的是，最后的研究成果与著者的本来愿望多少是有些相悖的。
《乡村》研究的村庄是位于冀中平原上的饶阳县五公村。著者选点
的条件是：（1）当地农民语言接近于标准的普通话，以便著者可以在不
要翻译的情况下独立工作；（2）村庄地理位置既要接近城市，又要接近
有革命军队生活的山区，以便能够同时考察近代经济与革命的影响；（3）。。
早在1949 年前就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地区，以便尽量减少当代政治对历
史解释的影响，并为研究提供直接的材料和佐证。选中华北并不是偶然
的，因为那里是最好的观察中国革命及其影响的地区，＇8＇又有定县调查、
满铁调查等研究基础。选择五公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接待部门推荐的
结果，但五公村各方面的条件是基本符合著者要求的，该村有耿长锁这
样一位著名的英雄模范，是一个农民由抗战时期的自发合作走向苏式集
体化道路的典型，依照英雄典型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以五公村来
反映革命对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造，其代表性是可以成立的。
调查工作始于1978 年5 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批美国社会科学家得
以到实地对中国农村进行系统调查，此事本身就是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和国际局势日益缓和的产物，在以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就中国而言，
在著者完成整个调查研究工作的1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1980 年起，地方当
局就不再对采访对象加以有选择的限制，也不再试图为采访确定一个统
一的调子。著者的采访名单上在各级党政干部、英雄模范、积极分子、
旧的剥削者和新的富裕户之外，还增加了修女、道士、犯罪分子、下台
干部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历磨难的小人物，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深
入，有可能接触到的材料也越来越多。可以想象，能够亲身经历这个变
革过程，体察同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复杂感情变化，倾听他们用不同
的语言来评述同一历史进程，无疑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难得的个人
经验。
此外，《乡村》著者们严谨、慎密、合作的学风，也是值得称道的。
在着手此项研究之前，主要著者都已颇有成就，但是，他们的调查并没
有采用外国学者常用的依靠助手收集资料的方法，或只是一个短期的蜻
蜓点水式的实地考察，更不是由几人草草拼凑一部论著。《乡村》一书
仅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就耗费了10 年之多，其间著者对中国进行了12
次访问，与数百名官员和村民进行了数千小时的谈话与讨论，收集了各
类地方报刊、广播稿、书籍、论文以及部分档案，除五公村之外还对附
近的几个村及市镇进行了调查，并利用了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料收藏。
在写作上，整本著作浑然一体，说明了著者从构思到最后完成的密切合
作。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乡村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机构不断地向乡村
渗透，乡村中旧有组织和自治方式被打破，从而使得乡村的发展越来越
依赖于国家的控制与推动。实际上，这是最流行的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解释理论。《乡村》一书的基点也放诸于此：即新的国家领导
人如何在革命时期将革命理想导入农村社会，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
社会，以及此种变革如何促进了农村社区、家庭的进一步分化。很明显，
这里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家极力控制农村，以求
获得维持统治，或抵御外来侵略，或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人力与财富资源；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于国家工业化的推动。
所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是著者真正关心的目标所
在，这个网络上自国家、省、地区的党政军组织以至整个国际秩序，下
达县、乡镇、村庄、宗族和家庭，内容涉及职业、投资、技术、交通、
通讯、医疗、教育、宗教等范畴，以及隐匿在各种关联之中的看不见的
因素。他们试图在通俗文化、家庭、农村发展与国家意识形态、指令型
经济、政治历史这两个世界之间架通一座桥梁。因此，著者将研究焦点
确定为：（1）党政领导层的推动作用；（2）传统文化的延续；（3）近
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4）20 世纪以来的战争动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其用意十分清楚，第一项是变革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推动
力量，第二、三项是农村社会对变革的回应，最后则是变革的背景及其
后果。研究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20 多年的历史。
《乡村》著者赞同许多学术著作中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存
在一种长期制度性危机的判断，倾向于更接近PhilipHuang 和Kang Chao
的观点。两人都把危机的首因归之于中国农村中特有的人地矛盾，“过
密化”（Involution）则是危机的特色。＇9＇
引发中国革命的另外两大原因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的腐败无能和帝国
主义的侵略。对于前者的分析，著者接受了“全能主义”
（Totalitarianism）的观点，＇10＇指出自20 世纪初起国家强化对普通村
庄控制的迹象愈加明显，而清政府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的两次政治
改革的失败，则加剧了县组织衰退、村庄组织瓦解的过程。原先在国家
与乡村之间发挥中介联系作用的绅士阶层丧失了功能，或是转化为豪绅
恶霸，农村分化加剧，少数权力阶层与多数无权者之间的隔阂加深，其
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隔阂加深。国家所能给予农民的只是战乱、兵匪、
饥荒和愈来愈多的赋税负担。
著者明确指出，虽然日本入侵给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活动创造了
有利时机，可问题决非如此简单，早在日军到达之前华北农村就广泛地
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并正在经历着由义和团时的传统排外的民族主义
向新民族主义的转变。日军暴行确实能够激起中国农民的抵抗，特别在
战区，是宣传动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著者把饶阳归
为那些外部影响微弱的中国内地农村一类，战前饶阳仅有15％的近郊农
民或外出者有较为满意的外部经验，因此在感受外来压迫时，除非是血
淋淋的切齿之痛，理性的爱国主义并不普遍。那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
动员起农民投身革命，必有其更为复杂的因素。
著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税制改革作为引发动员
农民参加革命的核心。很明显，税收制度所涉及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以往国内的大多论著都是强调减租减息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尽管减租
减息政策是战时矛盾转换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的缓和的改良措施，但其
中所反映的仍然主要是阶级关系。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出现了较大的差
距。
著者的理由是，就华北地区而言，农村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
租佃条件恶化的现象也不甚严重，所谓的危机差不多是整体的衰退，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政治压迫造成的。近年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表明，战前华北农村与南方相比，缺乏较大规模的以反抗地主剥削为主
要内容的抗租斗争，一些重要的农民斗争，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农民
运动，主要内容一是抵御兵匪蹂躏的乡村自卫，一是反对滥摊强征捐税
差役的乡村自治。＇11＇动乱的社会秩序和苛重的赋税负担是农民最感迫切
的问题。
以税制改革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即战时根据地
政府的财政和调节农村土地财产占有状况。抗战初期在根据地推行“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把战争的主要负担放在农村中的
富有阶层身上，缓解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压力，有力地动员了各个阶层的
抗日力量。由于合理负担政策在执行上问题甚多，特别是不利于农业生
产和长期抗战的需要，华北各根据地又先后制定了统一累进税的税收制
度，特别是依据财产和收入的多寡确定税率，又要求把负担面扩大到占
村户数的80％以上，规定地主等富有者的负担不超过当年收入的30％。
著者以为通过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根据地的财产占有状
况，特别是在核心地区，一些富有者为逃避负担而出卖土地，一些贫苦
农民则有机会购买土地及耕畜，耿长锁一家就主要得益于此，购买了耕
牛等生产资料。然而，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的调节作用孰轻孰重，还缺
乏详实的数量分析，要准确地估计其作用比率的大小也是十分困难的问
题。著者也察觉到了仅用税制改革并不能完满地解释复杂的政治动员和
经济改革问题，因而也提及了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的作用，但所强
调的是这一政策对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的动员作用，一支由贫苦农民子弟
组成的军队是国家的支柱。
根据地政府的财政需要与有阶级斗争内容的减租减息两者的作用在
革命战争时期是很难加以区分的。事实上，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财力、
人力动员，而调整或强化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措施的实例相当之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频繁波动，固然有指导思想错误和实际经
验不足的原因，但革命战争的需要实是不断发起激烈斗争的主因。＇12＇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例如1941 年1 月冀中宣布停征田赋，开始推行
统一累进税后，负担面扩大到70—80％，地主负担最多者占其收益的40％左右；＇13＇1942 年5 月2 日公布的经修订后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
则》，又规定地主负担不超过收入的70％＇14＇，这说明前一年公布的标准
并未认真执行，主要原因是进入困难时期的财政需要。如果我们认真分
析，就可以发现，直到1942 年，华北各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减租减
息政策执行得不彻底不普遍，刘少奇把这作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
的发动组织起来与改善其生活”的主要原因＇15＇，其中也包含克服困难的
因素。真正通过减租减息而改变乡村阶级构成的主要在1944 年、1945
年的新恢复区，在那里，原来的富有者在财政上已没有了特别重要的意
义，贫苦农民却因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生计十分艰难，直接给他们以看
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为战后格局进行战时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成为十分
必要的了。
战时的税制改革，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再加上简单的互助合作，
著者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是革命的蜜月时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革
命领袖的主张能够深入农村，激起广大贫苦农民对平等和未来的向往与
信心，乡村组织也渗入了传统的政治自治、经济互助的民主原则，从而
使得群众起来支持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是，著者的本意并不是要颂
扬完美的结合，而是极力强调精英与农民之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巨大差
距，按照革命领袖的意志，战时蜜月很快便结束了，随着急进的合作化
运动和冒险的“大跃进”，革命转入低落的曲折过程。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著者的分析焦点转为市场问题。与税
制问题相比，市场问题的内容更为宽泛，所反映的各种关联也要复杂得
多，著者以为，革命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一个市场问
题，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实质。
近年来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对市场的依
赖关系可能要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更多，《乡村》著者也是同样。战前，
在饶阳就有许多农民被强行排斥出土地而抛向市场，或去城市或闯关
东，或被迫扩大农业商品化生产比例，耿长锁的父亲就是一个去饶阳城
做工的制绳者，耿本人在18 岁时也走上了这条路。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
冲击也波及饶阳，更严重的是政治动荡和外国入侵摧毁了许多农家，引
起市场衰退和社会动乱。然而，一场旨在争夺市场的战争最后并不是朝
向恢复市场，而是向着由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贸易的方向发展，受伤
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村中的最贫困阶层。＇16＇
由此推论，著者以为五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迅速恢复，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治安定后的商品长途贩运贸易的活跃，其中虽有小量的超额
利润，但刺激了经济活力，增加了税收和竞争。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很快，先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强行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而后自
1953 年始，国家政策完全阻塞了国内市场，国家以低价垄断粮、棉等主
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去支持宠大的城市工业化和
国防建设的需要。在1953 年，贫穷的饶阳农村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村商业
的社会主义战争，小型的农业合作社也开始尝试向更高程度的核算单位
过渡。会下金蛋的鹅被宰杀，农民也就更紧密地依附于国家，在文化上
最终导致了反智化和反城市化倾向的保守运动。
《乡村》所描绘的革命是一个衰退——革命——扭曲的三部曲，著
者声称这是一个无力解决历史基本问题的痛苦的发展过程。透过税制改
革和市场问题，著者告诉我们的是：在革命的两端，农民面对国家，都
是处于改变自身地位的极端乏力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