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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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成为表白我们对知识的忠诚和检验做学问是否认真的一项指标。
所以，对那些已经做出了批评的姿态，但还缺乏深刻和实质性的批
评要提出希望和建议。做出姿态固然表明了我们的觉悟，表明我们不愿
意加入那种互相糊弄的游戏，但批评是否深刻和切中要害仍然取决于我
们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长自然需要多方面的修为，但可以肯定，洞察
到一个理论的核心，直击其未曾明言的要害，或在同情理解之下达到与
作者的深深的心灵契合，那将带给我们更为持久和巨大的知识上的愉
悦。
书评应具有知识增量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
当前我国的书评不可谓不火。近年来读书类杂志包括俱乐部杂志（如
席殊俱乐部的《好书》）大增，各报刊也纷纷增设“书评”、“阅览”
栏，为书评家与书评的“写手”们提供了日益广大的园地。但这些园地
中的文章，大多数可归入两类：一类是广告式或应酬式书评，这类书评
基于商业目的或人际关系目的，写得较虚泛，往往还过分溢美，言过其
实。另一类是摘要式书评，这类文童基本上是把所评著作中评论者认为
重要的观点加以集中浓缩、转述，最多再加上简单的评价。它对帮助读
者在浩如烟海的群书中寻找所需不无裨益，许多著作中的一些精辟思想
也赖此得以流传到比本书读者更广泛的范围。应当说，这两类书评都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仅有这两种书评则是不正常的。而这两种书评
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文化的发展尤其需要的是另两种书评：一为商榷式书评，评论者对
所评书持有不同见解，以评论形式公之于众，构成学术争鸣的一种方式。
另一为联想式书评，评论者由所评书引出新的思考，展开新的论述，构
成学术探讨的一条道路。这两种书评的共同特征是在评论中提供了新的
知识增量。所谓高质量的学术性书评应该是就此而言。我们常说，一本
好书的最大价值常常不在于它解决了某些问题，而在于它提出了某些问
题。相应地，一篇好的书评自然也应该是讨论问题的书评。严格地讲，
也只有这样的书评才能叫书“评”，而那种广告式应酬式或摘要式的书
评只能说是“新书介绍”。
当然，好书评讨论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其所提供的
知识增量应当是“干知识”而不是“知识泡沫”。一本好书通常都会带
出许多尖锐的真问题。如当今影响很大的哈耶克名著《自由秩序原理》，
对于非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严肃的商榷对象，他们不能无视该书
的挑战而自说自话地弘扬其“主义”了。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本书也
提供了丰富的问题空间：自由主义既是个低调的、现实的“主义”，它
既无“致命的自负”，对人的智性与德性的期望值也很低，但何以现实
中能“自生自发”出自由主义秩序来的概率却是如此之低呢？是因为古
今中外的人们都过于“唯理”、过于“自负”了吗？自由主义者如何从
理论上（而不是从对诸如“圣雄”之类的偶然现象的期盼中）解决它既
承认人的理性自利与个人选择，而“自由”本身又是个最富外部性的“公
共产品”所导致的悖论，即“三个和尚无自由”？哈耶克给我们指出了
什么是不能走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他能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自由
之路”吗？对哈耶克的讨论应该涉及这些问题，书评在此会有广大的学
理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书评》杂志无疑是以发表“有知识增量的书评”见
长的。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份刊物，“无国界的”学理也需要这样的刊物，
这也是出版《中国书评》选集的意义所在。
《中国书评》与学术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景跃进
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正在从事的活动，我们并非都是采取理性的思
考态度。就《中国书评》而言，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兴许是，一旦作出了
某种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书评的问世乃中国学人建构高层次学术对
话场所和沟通氛围的自觉努力”——主编语），也并非时常有机会进行
理性反思的，感谢本次座谈会提供了这样一次再思考的机会。
从出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老大。为什么在有了
《季刊》之后，还要创办《中国书评》？在倡导计划生育的今天，这个
老二的生存合法性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书评》的创刊宗旨
和具体功能了。记得一个说法，大致意思是，《书评》以学术为本，提
倡“确立学术自尊心”。从学术研究出发，鼓励讨论、批评、回应、再
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达致“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
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目的。因此，就学术宗旨而言，
书评》与《季刊》并无二致。它们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提升学
术水准。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将二者视为协力的同胞姐妹刊物显然有足
够的道理，尽管严格地说，季刊是亚当，书评是夏娃。夏娃是上帝用亚
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书评》则是由《季刊》的“书评”栏目扩展而
分立的。
那么，《书评》和《季刊》并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简言之，在于功
能方面的“差异”和“互补”。如果说《季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开拓一
个新颖的学术空间，提供发表严肃（谨）的学术成果的场所，那么《书
评》的重点则在于建立规范的学术生产机制。就此而论，《书评》为《季
刊》分担了一种确立游戏规则，营造学术氛围的任务。由此，回过头来
重新考察邓正来君当初主倡发起的关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讨论，其涵义
便有了新的显露。尽管这场讨论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
对于学术研究游戏规则之重要性，众人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点非常了
不起的“星火”，我们今天不是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的燎原之势了么？
在《书评》的众多栏目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主题书评”，尤其喜
爱它的运作机制。在确定书目以后，便邀请学界相关人士撰写评论文字，
再组织作者和评论者一起座谈。或一杯啤酒，或一杯茶水，在“烟熏火
燎”中，面对面地进行讨论和交流。最后，由作者对他人的评论作出回
应或反批评。
在学界阿谀之风盛行，溢美之词贬值的环境下，能够听到发自内心
的、没有商业和功利杂质的声音，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气氛呀。此时，
就像摆脱了一切喧杂和污染，回到了清新的大自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
尽管这种对话和交谈有时不乏火药的冲味，甚至有点“苛刻”（应该承
认，良好的批评机制同样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但重要的是，作者、
评论者、编者和读者都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致力于培养一种豁达宽容、
又严肃认真的交流品质与胸怀。
一期一期的“主题书评”就这样不断地推了出来，它们慢慢地聚合
成一种累积效应。借用前面提及的话，从学术关怀出发，讨论、批评、
回应、再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观点得以交锋，良莠得
以分辨，规范得以确立，思境得以升华。由此可以形成一种严肃的、有
益于促进学术发展的批评机制。经由此一机制，学者之间能够通过坦率
而理性的对话，发现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
如果说正常和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批评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一
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书评》的分而独立，乃是
《季刊》的一大幸事。我相信，《书评》的这种“辅助”功能对于季刊
质量的提升将发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强调
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书评》自有它本身相对独立的其他功能，以及其他
栏目的优异性。
当初，编委会的目标是将《中国书评》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书评，但
愿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在逐步逼近此一目标。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名，我
为《书评》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和自豪。
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宋新宁
《中国书评》在休养生息一年之后再次复刊，令学界同人无不欢欣
鼓舞。《中国书评》自1994 年9 月创刊，其对中国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是
有目共睹的。“确立学术自尊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
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作为《中国书评》所奉行的宗旨，在其最
初的十期中可谓始终如一，并主要体现在其“主题书评”和“社会科学
本土化和规范化”栏目中。
主题书评的方式在中国实属创新，《中国书评》（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自1995 年11 月第八期始，先后对《走向权利的时代》、
《社会中间层》、《企业的企业家》、《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
合》、《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国的国家利益》、《充分信
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书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评论。与传统的书评模式不
同，主题书评由一组对某个领域颇具研究水平的学者对某一著述进行评
论，著述作者对评论作出回应，并在此基础上由范围更大的学者群对双
方观点进行评议。正式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已经是学者们交锋后的产物，
使读者不仅对所评著述本身，而且对学界对其的主要看法均有更为全面
的理解。
主题书评的创新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形式的变化，更重要
的是学者们对书评所持的更为严谨和负责的态度。对一部著述的评论，
其学术功能并非仅仅是对其进行品头论足，而是要通过对某部特定著述
的评论，引发人们对该学科领域及相关领域之理论和学术问题的广泛、
深入的思考。以《中国书评》围绕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
所展开的评论为例，评论者所讨论的不仅在于人们对公民权利意识的认
知及其发展，而且着重探讨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
题，如法的社会理论、权利的互动解释模式、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
等。再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对阎学通所著《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书
所进行的评论为例，该主题书评从作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中，所
引申出来的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范式和方法，如民族国家
的地位、国家利益的系统结构和分析层次、国际关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
系等等的思考。
“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的讨论在《中国书评》中进行了近两
年的讨论，先后发表了25 篇文章，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大是中国社会科
学发展进程中所少有的。
《中国书评》选集的出版，不仅对我们这些《中国书评》的忠实读
者和作者，而且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同人，特别是那些正在读书的后继者，
无疑是一件盛事。
小世界里的“书评”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程农
《中国书评》的工作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生的事情，这个特定
时空里的学术界有它特定的结构，注意这个情况也许有助于调整《中国
书评》的工作。
我们当然很容易列举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几乎都
很突出，从最起码的尊重知识产权，到最高级的能否在国际学术圈里有
不容忽视的声音，各不相让。问题实在太多，所以不能让问题来决定书
评该承担的功能，而是我们要去选择问题，选择书评的功能。至少，我
们可以将问题区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即涉及尊重知识产权，
注释体例一类的问题，有学者使用的“学术纪律”形象地概括了解决这
类问题所需要做的事情的性质，也许粗制滥造、水准低劣的问题原则上
也可划到这一类别里。另一类则是如何提升学术到高水准的问题。重要
的是，这两类问题，虽然笼统地说都是所谓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但细究
起来，它们倒更像是两个区域里的问题。夸张和简化地讲，中国人文与
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道深深的断裂，九十年代学人自办的学刊群的出
现，可以说就是这种断裂的证明，《中国书评》本身的作者群也是这种
分野的显示。当聆听这些群体讨论上述“低级”问题时，人们总能听见
这种对立的弦外之音，总能感觉出这是“我们”在谈“他们”的问题，
而且，说这些“我们”总体上代表了大陆目前学术的一流水准，大概是
能列举出无数依据的。
既然这些“低级”的问题，主要不是“我们”的问题；既然《中国
书评》也已经在前面的工作里对揭示这些“低级”问题，尽了起码的义
务；既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的只能指望体制改革和人员更替，那么，
《中国书评》是否还是少做点学术警察，而将精力集中到在大陆现有局
限下的最高水准学术层次上，发掘这个级别上的问题，做这个层次学术
沟通与评价的空间。
这个在大陆现有局限下相对高层次的学术世界，本身当然有自己的
许多问题。例如，它是一个小世界，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围绕专业分野的
小圈子，但这些圈子彼此高度交叉。这种多样化程度不高的小世界，是
否有其特定的封闭性，在中国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很容易生
产出一个接一个的学术小气候，并以这些小气候支配着国内学术的轨
迹。当然，回顾大陆近二十年的学术，倒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小气候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小气候的累积，使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资源，并逐
步趋于学术路数的多样化。但是，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应该能更反思地
面对这种小气候逻辑，更自觉地寻求不同的资源，更自觉地制造多样化。
《中国书评》的作者群与这个小世界是相当重合的，因而也许特别有必
要反省这类小气候，而避免完全淹没在它的逻辑里。
此地的小气候，往往都是从外面的世界选择性的舶来品，即使是对
知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强调，也逃不过当了西方若干理论软着陆，塑造
新的小气候的运载工具。这本身当然也不是过错，如前所说，中国学术
就是通过一个个气候的累积成长起来的。但这个情况可以揭示我们，《中
国书评》在致力于成为小世界内部对话的空间时，是否也能在努力寻找
不同的声音上多花力气。现在新设“当代西方论著简介”栏目，我就倾
向于从这一点来理解它的功能，重要的不是它是冲着“西方”，而是它
是在小世界之外寻找有分量的声音。它之所以不要求有评论，就是为“虚
心”听听与我们现有知识网络反差较大的声音。这种聆听总会受到我们
现有知识状况的影响，我们也难以避免倾向于只听顺耳的声音，但有比
没有强。我们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制约，但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地制造反差，
使小世界快一点变大。当然，我这里只是借着这个栏目来说事，它毕竟
只是一个很有限制的方式，除了保持这些方式外，我们还应寻找别的更
有力的方式。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
知识积累、学术发展和文化演进，是一个社会自发地演进的一个重
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
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