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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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云南烟草业崛起的历史并不太长，玉溪卷烟厂40年的历史也并非一路阳光。眼前的光荣与财富，是烟草行业职工和褚时健这样一批人，用十几个年头的奋斗创造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位在厂办公室工作的老玉溪人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那时候，烟厂的人上班连水壶都拎不起，提的是瓦罐。厂长去外地推销我们的产品时，为了省钱住过洗澡堂，坐过垃圾车。这种事情，现在如何想象得来？人是要讲良心的。”他的话让我明白，人，不能忘记、不该忘记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历史。
一次文化人的聚会中，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动情地说：“你应该写写褚时健，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想想看，近代以来，中国有什么产品成功地抵抗了外国的进攻，只有‘红塔山’。”很巧的是，几天以后，一位从国外考察回来的金融家，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在美国与企业界人士交谈时，一位美国企业家问他认不认识褚时健，并真诚地说：“我认为褚时健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企业家。”
小事点点
离开工作岗位后，褚时健似乎真的想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总结。所以我跟着他到过当年打游击的地方，他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们当年打游击，就在这些沟沟坎坎里转战。”还有磨盘山、塔甸，这是他当“右派”时走过的地方。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他的童年时期，这样，我们来到了他生活过的小村矣则，也爬上了褚家祖坟所在的山头。就是在这里，他谈起了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与深情。
当年的一位“右派”，和他交情不错，可惜此时已经告别了人世。他的儿子陈绍牧，成了当地一位有名的老板。他在山里的一座小水库旁有座别致的庭院，临水靠山，松涛阵阵，1996年的春夏两季，褚时健多次来这里小住。陈绍牧叫他叔叔，用对待尊贵长者的态度接待他。陈绍牧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是想用对待长辈的心来善待这位和我父亲有着同样经历的老人。我并没有别的企图，甚至和玉溪卷烟厂也没有生意往来，只是尽份心。”
我理解他，因为我也是同样的心意。我何尝不知道，当时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但这是我的长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也没有生意上的往来，我内心坦荡。
夏天，抚仙湖的抗浪鱼进入了产卵的时节，这也是人们捕捉它们的好时机。抗浪鱼对水质要求很高，是抚仙湖这个高原深水湖泊特有的鱼种。想满足口腹之鲜的人多了，鱼价也水涨船高，当时一斤已卖到了百十元。褚时健是抓鱼好手，现在虽不抓鱼了，但爱吃鱼的习惯还在。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华宁绕到了抚仙湖的东面。这里和游人们常去吃鱼的鱼洞不在一个方向，几乎没有人。鱼洞在断崖之下，水边只有两米宽的通道。张启学把车停在了公路边，我们提着米、火腿、油和土豆下到了湖边。我问褚时健：“为什么我们还要带这么多东西？”
他说：“我们又没有打招呼，人家咋个知道我们四个人要来吃饭。做铜锅土豆焖饭我最拿手，我们样样都带着，只吃人家的鱼，还可以请渔夫和我们一起吃。”
在水边，丁学峰和渔民谈妥，褚时健开始生火做饭。那一瞬间，他真的很像一位带着家人野炊的长者。
就在饭香味随着铜锅的水蒸气丝丝外溢的时候，小路上出现了一队人马。一见来人，等着吃饭的渔民立马缩回到崖边石洞里抽烟，气氛瞬间变了。我问小丁：“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小丁说：“肯定是当地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大概是看到我们的车了。”等他们下来一问，果然被小丁猜中，厂长的越野车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当地的干部也是好意，想来见见厂长，一起吃个饭。这一下增加了八九个人，渔民们的饭肯定是没有了，关键是鱼，这顿饭十多个人吃了有八九斤鱼。当地的领导们说：“钱你们不用管，我们会和他们结账的。”离开时，我看见褚时健低声地叮嘱小丁：“去把账结了。”小丁嘟嘟囔嚷地说：“他们说他们会结的。”褚时健不说话，走了。
小丁去埋单，最后回来。他上车后，我问：“付了多少钱？”小丁说：“九百多。”我说：“千吗要咱们付？他们又不是咱们请来的！”褚时健转过头来说：“你们当真以为他们会付钱给渔民？我们跟人家说好的要付钱，吃了抹嘴就走，吃亏的是那几个渔民。”
又一个星期天，从建水回来，司机先把我送回昆明。我们在云南大学旁边一个小店里吃饭。见我们点的都是蔬菜，褚时健说了句：“你们要点些肉菜，要不然人家不给我们上菜啊。”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就问张启学：“厂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启学笑着说：“这事有说法。有一次，我送厂长到烟草公司开会，中午就在烟草公司对面的云园吃饭。因为下午还有会，我们就要了两碗米线。结果等了估计有半个多小时，米线也没有送上来，比我们晚来的客人都吃上饭了，我们还坐在那儿等。后来一个认识厂长的人发现了，赶快叫服务员给我们上米线。那家店就在烟草公司对面，吃饭的有钱人多，店大欺客，人家嫌我们点得少，所以不给我们上。打那以后厂长知道了，到哪里点菜都要点一两个贵点儿的。”
小事点点，不足挂齿，可就从褚时健断断续续的讲述和我对一桩桩小事的观察中，我对他这个人，对他的人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期间，我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之托，将他为褚时健画的一幅《紫藤图》送给了褚时健。汪曾祺先生是在1991年的中国作家红塔山笔会上认识褚时健的，从此将厂长视为知己，并为玉溪卷烟厂写下了散文《烟赋》。
汪老家书房不大，因此，他画画的尺幅都不大。他说过，一介书生，平生所求就是一间可放张大书桌的书房。这时搬到虎坊桥，如愿有了间书房，中国作家协会的高洪波等人，代表作协送去了一张大书桌，汪老终于可以画大画了。
这张《紫藤图》是我见过的汪老最大的一幅画，汪老题诗云：
倘若你我闲闲坐，不做滇南烟草王。
一片情谊，一丝担忧，均在画幅当中。
多年之后，汪老已作古，我询问当年的赠画，褚时健说，早就不见了，后来抄过家，这画不知道去了哪里。
………………………………
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
当褚时健从法庭右手边的侧门进入法庭时，我看到的他，和两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很平静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不管接下来的审判会出现什么状况，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对于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经历人生低谷的老人，一个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人。
元旦出游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诉讼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见褚时健
三天后的庭审结果
走下“烟王”的神坛
在狱中
假释这一年，他76岁
元旦出游
转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届红塔山笔会已经酝酿成熟。当时冯牧先生已经仙逝，不过汪曾祺仍在队伍里。还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笔会的参与者，期待着与退下来的“烟王”畅谈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笔会人员名单和身份证号码事宜再次与何小平主任联系，她告诉我，厂里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笔会的作家们到达厂里的时间就定在了4号。由我到机场接北京来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志云等人。
落实了笔会的事宜，何小平问我们元旦放几天假，我告诉她只有一天。她说：“厂里放假，大家不好出面陪厂长去什么地方。省外几家烟厂曾邀请过他，但厂长说不要麻烦人家，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会给人家添麻烦。”
那几年，褚时健每到一地，当地的烟草公司和经销商都会兴师动众，搞很大的排场，这也是遭人诟病的事情。其实这不是褚时健本人的意愿，他不是官员，应付场面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长项，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别人的“隆重”接待，虽不乐意，也只好客随主便。只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出门去哪儿，别人不“隆重”显得势利，隆重了又不合时宜，干脆不要去，不给人家添麻烦。这是褚时健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就问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让我过节陪老头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说：“厂长也愿意，出去还可以聊聊。”我答应了，用这一年的最后三天陪厂长出门走走。
随后，张启学和我联系，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一长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游，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写一点儿什么东西了。我们约定，12月27日他们到昆明接我，30号返回。这边的日程定了下来，我答应母亲，元旦请她吃北京烤鸭。
27日，我在办公室和我的搭档们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时开编务会。直到这时，我对将遇到的一切毫无预感。我甚至问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张卫，新平的气候比昆明热，要不要带厚衣服？他说那里是山区，早晚会比较冷。一直到中午12点，我才等到了厂里的车。上车后我问：“今天直接到新平还是先到玉溪？”
褚时健回过头来说：“今天住在玉溪，我们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过没有？”我说去过多次，当年作为文工团团员去演出过，还踏上了连接两国的中越铁路大桥。后来作为战地记者，我几乎跑遍了前线的所有山头，河口四连山也去过，还从阵地上看过被炸毁的中越铁桥。
不过，对出行地点的改变，我多少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我很想看看他们一家当年生活的地方。车上不好问，我想抽空再问不迟。
到了玉溪，我和张启学去了趟厂里，他要去领点儿小礼品，说要送给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长，他是褚时健的老朋友。签字领东西的时候，我见到办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口，路上还要看朋友。何小平说她值班，希望我们好好玩。
回到褚时健家，正赶上他江川的朋友送来了一条巨大的青鱼。褚时健说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了，剖开后可以让小丁、张师傅送点儿回家，剩下的叫老三腌一下，回来再吃。杀鱼的时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鱼的身体，褚时健自己动手剖开鱼腹。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湖里还能长这么大的鱼，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动起来，小丁这样的壮小伙都按不住。见此情况，我也帮忙摁住鱼头，不知是天冷还是场面刺激，我心里有些发凉。鱼被砍成了几大块，光鱼头就分成了两大块，有四公斤重。褚时健对我说：“我让老三冻起两块鱼肉，等回来给你妈妈带回去，让她也尝尝江川星云湖的大鱼。”
见我有些发冷，他把我叫上楼，打开一个衣柜，说：“你穿少了，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讳，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找件来带上。我看你们个头儿差不太多。”映群离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还都好好地挂在衣橱里，就像主人随时要穿一样。我没有挑这里的衣服，不是忌讳，而是怕褚时健睹物思人，想起有关女儿的点点滴滴。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叹了口气道：“还不是因为我家的人不懂事。”见他不想再说，我下了楼，直接问在看电视的张启学。他告诉我，本来定的是去新平，并把这个安排告诉了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没想到昨天晚上新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打来电话，说知道厂长要回新平过元旦，县里几套班子的人准备给厂长接风。褚时健一听心里就烦闷起来，本来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给人家和自己都留点儿方便，没想到褚时佐特意告诉了县里的人。褚时健觉得，人家过节不能休息，要给自己接风，岂不是既麻烦又担风险吗？而自己故地重游、随意看看的初衷也会被破坏，新平之旅，于人于己都不太合适了。想到这里，褚时健明确地说：“新平不去了，你们重新找个地方。”
张启学和丁学峰想到了元谋土林，但又听说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没有看头。最后，张启学想起旅行社在节前到厂里来拉客，组织职工到河口玩，听说有几十个人报了名。不如去那里，还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边贸市场。他们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褚时健，他没有异议，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光他们脑子里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样稀里糊涂，审查期间往国境线上靠近，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过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有关部门早有通知。
晚上丁学峰送我回宾馆。刚爬了一半台阶，我一头栽倒在台阶上。小丁吓了一跳，赶快扶我起来，看看没有摔坏，便又去捡掉了一地的东西。他担心地问我：“你生病了，明天还能不能走？”我说：“没事儿，就是在外面站的时间长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厂长，说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扫大家的兴。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车子到厂宾馆接我，这时我才发现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们正筹备着结婚，小丁平时住在厂长家，放假俩人也没时间在一起，正好这次是旅行，难得一起出门，李霞显得很开心。在玉溪师专门口吃米线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陈绍牧的车，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他和公司的小陈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这样，我们一行七人分坐两辆车出发了。
说起来这次出行真不是那么顺。张启学他们联系了老州长，听说省里领导在红河，他们下到县里了。我们径直从建水插下，经蒙自、屏边到河口。车还未到屏边，我胃痉挛发作，在车上晕倒了。车上的人商量怎么办，褚时健说：“先到蒙自，蒙自医院好些。”张启学告诉他蒙自已经过了，前面是屏边，陈绍牧他们的车已经到屏边加油去了。于是去了屏边，我在屏边医院打过针后，褚时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记得是小陈说，河口不远了，那里的条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医院。就这样，我们傍晚到达了河口，入住河口铁道宾馆。
这家宾馆新建不久，当时可能是河口最好的宾馆。住迸房间后我发现，宾馆临河而建，离中越铁路大桥很近。从窗口鸟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旁边就是河口边防检查站的岗楼。
当天晚上，我就在宾馆输液。第二天一早，褚时健见到了厂里许多到河口旅游的人，都住在这家宾馆。吃饭的时候，褚时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着输液，张启学陪着你，我们几个过老街看看边贸街，你就不要去了。一两个小时可能就看完了，等我们回来，再一起逛逛这边的集市，然后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后再打吊针。”
在房间打吊针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好笑，大老远地跑来，就在酒店里住一天，连铁桥都上不了。想当年，我们文工团六七十号人一起走上铁桥，那是什么气势！
十点，针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经修复通车的铁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坐在榕树下的褚时健一行。我回头问张启学：“厂长他们怎么在边检站坐着喝茶，是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