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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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 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交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敦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
——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王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磺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零），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敦授大着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 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
——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 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
——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
……
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二虽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
——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 地方自治”。
立宪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的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北伐之前的联俄容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
——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一九零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 ，宪法何从考察起呢？
——事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呢！吾侪华侨，亦阅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
——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粱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粱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零八），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之后，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极右派专权（和今日北京朝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群起响应。咨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 第五章 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第五章 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导论：从“联俄容共”到“联美容国”
根据长期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心得和长期居住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体验，笔者于一九六零年曾发表一篇论文，曰①，在拙文中，我认为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康乐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
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各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②；它是或缓或急，永远不断地向前流动的。
二十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作者个人如今亦已两鬓披霜。但是把一九六零年以后，国史上所发生的事实，再为昔年拙文作补充注脚，则益信当年管窥所见而提出的“假设”，有其史学上的真实性。因此不揣浅薄，再次以一管之见，对孙文先生之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着眼，加以检讨，来阐明孙氏思想之发展亦有其配合时代前进的“阶段性”。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两个极重要的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
孙中山对“联俄容共”这一阶段、这一主题之掌握，简直与邓小平今日的“联美容国”政策，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历史的人，如把这两件史实摊开来比较着看， 真不禁拍案叫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今日能把孙文思想发展的经过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题的“阶段性”来分析一下，其意义也就不止于单纯的历史研究。它对目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应有其鉴往知来的作用吧！
为孙文正名
读者之中可能有人对拙文文题，首先便要提出异议——为什么不用“孙中山”之名，而要用个并不太通俗的“孙文”呢？这点，我得首先解释一下。。我们写历史的人，对所讨论的足以永垂史册的历史人物，应该用他在历史上活动的本名，不该用那些后来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但是他在历史上所发生作用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列宁”。史书上、档案中但见“列宁”而不见“乌里扬诺夫”，所以历史家就该用“列宁”。爱新觉罗·溥仪，民国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统”，或“宣统皇帝”，但是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溥仪”。曾国藩在清朝的谧法是“曾文正公”，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本名。国民政府给予孙文的谧法为“国父”，写历史的人也不应该用谧法称谓。秉笔直书的史家如用谧法称呼，就只能写歌功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③。
“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④。
“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⑤。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⑥。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⑦。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