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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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　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　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　　
　　（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上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第四章　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第四章　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有九干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团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带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却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对大清王朝是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　历史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　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　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　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相反的，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末迭月，入侵日军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三十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末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其后五十年来，国共两党政府为着讨好日本财阀，对我当年死难烈士也未尝作一日之祭——　是何心肝？以后当辟专篇详论之。　　
　　防守东交民巷的八国洋兵　　
　　庚子（一九〇〇）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竞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颛顼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　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　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俊，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二八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傅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　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干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于孙，虚虚实实，　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　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睹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末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史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耍“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睹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席卷而去。——　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睹场。却不知如何睹法。——既无赌术、又无睹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睹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