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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5章

小说: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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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  
  ——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著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第三章 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第三章 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就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  
  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齐国的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葵丘之盟)。(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  
  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图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  
  “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柯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蕊离婚,而把蒙妮卡。陆文斯基(MonicaS。Lewinsky)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所发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变了。“以妾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况两千五百年前之柬亚大陆乎?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明文规定,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注】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柯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他这位可敬可爱的“彭大将军”,后来竟至不能善终,读史者悲之也。  
  至于不许女人参政,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可是纵在今日,也还难免要有个“但书”呢!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她们特立独行,宁愿牺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像江青和叶群(林彪的老婆)那样,就不足为训了。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蕊,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门  
  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晏子(名婴字平仲,?~公元前五〇〇年)为齐相,也是个周恩来,以宰相兼外长,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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