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干-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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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担心刘备势力膨胀的并不只有曹『操』一人，此时此刻，远在建业的孙权表面上尽管气定神闲，但内心的世界一定是恰好相反的。『乱』世的经历一次次提醒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那次，好不容易盼得长江彼岸的多年宿敌刘表灭亡，但是却又多出了曹『操』与刘备两大劲敌。所以这次，孙权不得不担心历史会重演，曹『操』势力削弱的同时，却也助长了刘备势力的膨胀，为日后的霸业增添许多不可预测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身在荆州的关羽的傲慢言行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诸如抢米、拒婚等行为本就难让人容忍，何况对象是以气量小著称的孙权。
而彝陵之战之后，蜀吴两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两国必须联合才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性』，无论是刘备、诸葛亮还是孙权、陆逊都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孙刘第二次联盟此时得以重新建立，也算是顺理成章。6
就曹魏方面来说，赤壁之战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临时组建的孙刘联盟，在战后初期仍然奏效，这是因为曹『操』的威慑力尚存，一个很有力证明是，“（建安）十六年…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三国志；孙权传》。所以孙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亲妹妹来稳固这个联盟。
由于孙刘联盟的存在，所以赤壁战后的曹『操』将兵力与精力投入更多的地方是大西北，即是对马超韩遂的攻防策略以及后来收汉中之役，同时应付东北乌桓以及内部的叛『乱』（比如：王必平耿纪许昌之战和曹仁破侯音宛城之战），对孙刘方面采取策略的是且只能是战略防御。所以，在孙刘第一次联盟的十年间（209…219），孙曹之间六次战役（江陵之战、皖城之战、两次合肥之战和两次濡须口之战）的发动者均是孙权方，换而言之，曹魏对其孙吴的威胁相对不大，同时赤壁之战的隐痛已经渐渐淡去，所以即便和刘备翻脸，曹魏也未必能够抽身趁火打劫，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孙权当时才可以下定决心。
以上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从内部环境来看，在这十年间，经过了交州灭吴巨、丹阳击费栈、贺齐攻陈仆黟、歙等战役，大后方的相对稳定，为挥师西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台前幕后的分工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孙权的主观想法。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思维和理念是什么，他们有的只是发言权，与刘备集团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还是系于孙权一人。
最初，孙权大概是出于对曹『操』的顾忌，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徙备置吴”之策（同注1），所以才肯同意鲁肃的意见将荆州（其实只有荆州的一部分）暂借给刘备（同注2），笼络盟军刘备的同时，为自己和曹『操』之间架起一道强有力的缓冲，正如上文所述的内外环境变化，孙权不愿意见到刘备集团的过于强大，而自己这十年来从濡须口、合肥为代表的东线的进军又屡屡受挫，觉得还是发挥自己的水军优势比较可行一些，于是又重用吕蒙等抗刘派，终于一举夺得荆州，甚至还一度想进兵益州7，但最后还是出于对曹魏方面的考虑，孙权又不得不和刚刚翻脸的冤家刘备方面重新结盟，而刘备、诸葛亮此时也别无选择，只好顺水推舟…（同注6）
以上假设若是能够成立，那么就很好解释陆逊为何迅速完成了鹰派到鸽派的转型，除了揣测并迎合孙权意图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天下脉搏把握准确的结果。
孙权后来曾对陆逊评价鲁肃：“后来鲁肃虽然劝说我将荆州借与刘备，这是他的短处，不过这一短处并不能掩盖其他两处长处…鲁肃给我的书信中还曾说过：帝王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所舍去，一个小小的关羽是不用在乎的。这是鲁肃无法战胜关羽，所以故意说得大话罢了。”8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借荆州”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孙权本人首肯，鲁肃就算有在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借出的。何况把妹子嫁出去总是做哥哥的孙权本人意愿的结果吧。
从以上看来，关于抗刘或是联刘的决策，无论站出来的发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坐在幕后打算盘的都只有孙权一人。
四、江东四杰的自身动机
这里需要补充分析的是江东四杰对刘态度的自身成因。
周瑜是士族出身，他的从祖父及其子都是太尉，而自己亲生父亲周异也曾是洛阳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教育的熏陶下，志存高远不足为奇。就象他在赤壁战前劝说孙权的那样：“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事实也正如周瑜预料的那样，“枭雄之资”的刘备日后成为了天下这座巨鼎的三足之一，成为了孙权天下霸图仅次于曹魏的最大阻力。
而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的鲁肃却“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很显然是庶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佐证是士族张昭对鲁肃的歧视。（“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鲁肃传》。）相对士族而言，稳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争取和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众所周知，可以将《榻上策》理解为鲁肃一生的理念－－至少是早期的理念：“汉室不可复兴…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竞长江所极，居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以上恰好是整个庶族阶层所期望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鲁肃希望通过孙刘联盟来巩固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从而可以致力于庶族阶层地位的争取。
至于吕蒙的行为就容易理解的多，军头出身的他，一直打拼在征刘表、战曹『操』的第一线，也正是靠着这些军功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入了东吴最高层，将他比作成“战争暴发户”并不能算是夸张。而且东吴军制较为特殊，军头们都有其各自的部曲，这些兵士对他们的将领直接负责，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9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已经摆成那样的架势了，基本上是不可能调和的了。何况他调和时说话的语气，更象是为了激起矛盾。而且后来吕蒙需要重新结好关羽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鲁肃与关羽的关系并不和谐，孙刘联盟在此刻已是一纸空文。10或许以上两点还仅仅是猜测，不是那么有力，那么鲁肃曾公开赞同吕蒙的抗刘方案总该或多或少的说明些问题了吧。（11）
即便是一直敌视刘备集团吕蒙也好歹有过“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的行为（《三国志；吕蒙传》）。我们暂且不论那次主动结好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吴集团对刘备集团的态度的变化是根据自身利益为前提而改变的。
不难看出，鹰派与鸽派的实质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面具罢了，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为了更多的获得自身或者本集团的利益，自然可以拿下以前的面具，换成另一个。况且，如果鹰派与鸽派的界线真是泾渭分明的话，如此之大的分歧必定难免争执，甚至很可能分化为两个真正的派系。很难想象有着如此大分歧的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究竟是联刘还是抗刘，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孙权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最重要的大事。
然而事实上，史书上丝毫没有关于他们争执的记载，仿佛他们是各自唱戏，丝毫不管对方。更甚者，周瑜临终前推荐的竟然是“鸽派”的鲁肃，而鲁肃逝世时，推荐接替他的又竟然是“鹰派”的吕蒙！（12）如此矛盾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如果我们现在对比当今社会美国的一些言行，我们则会惊奇的发现这些不仅丝毫不矛盾，甚至非常合理。事实上，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也一直是“面离心和”，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唱对台戏，甚至偶尔也会拆对方的台，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互相配合，互唱白脸红脸的双簧。当鹰派的某些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和本国民众的非议时，鸽派就马上跳出来发言，名为谴责五角大楼，实则为他们准备台阶。相反，若是外界的声音渐渐平息的时候，五角大楼立马又会出来给大家敲敲警钟。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故事中演绎的维妙维肖。
莫非，吴国的“鹰派”与“鸽派”的本质亦是如此？鸽派努力促使孙刘继续同盟，即便仅仅是名义上的。而鹰派则给刘备集团一定的威慑力，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出手获益。又是白脸与红脸的一唱一和，演绎着不是很新鲜的“闹剧”。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然是如此的话，我不禁要为古人们的政治手腕所叹服了。
最后做点补充：即便是第二次孙刘同盟也丝毫不稳固，否则蜀国也大可不必在“蜀中无大将”的危难时期，将文武全才的邓芝放在对吴的前线。（13）而吴国后来一直还有人疑心蜀国说明联盟的不稳固『性』。（14）这也可以从侧面映证孙刘联盟的本质。
综上所述，对孙吴来说。是否联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鹰鸽二派的联刘抗刘方针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而事实上，孙吴也的确是最大的赢家，至少是表面上的：既遏制了刘备集团的恶『性』膨胀，孙刘联盟又仍然存在，更为难得的是曹魏在此前后并没有捞得多少好处。重要的事实是：完成了父兄的遗愿，夺得了几乎整个荆州。－－至少，为自己晚年的逍遥捞取了资本。至于长远利益，那不是孙权愿意考虑的，也不是他能够考虑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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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四德与七出之条》（转载）
《三从四德与七出之条》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从四德 定义、源流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体）；《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三从”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