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时代之死人香-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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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死难义民的诅咒开始发作了。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疫情，博洛束手无策。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同盟军当初也一样进入了江阴这种疫城，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传染上痘疫？博洛百般打探，才知道同盟军种过预防天花的疫苗。
一方面疫情爆发，一方面粮道又被同盟军水营赵天武部凭着苏松两地密集的水网狙击，十一月中旬，博洛从嘉定撤军。
隆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满清摄政王多尔兖下令南京豫亲王多铎师还北京休整。
十二月十日，豫亲王多铎领博洛、尼堪诸贝勒返京。
南京由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和贰臣大学士洪承畴镇守，苏州由满清贝子尚善、汉旗军孔有德、以及绿营军李元胤镇守，杭州在由汉旗军将领张存仁镇守。
十五日，满清贝勒尼堪自刎于回京的途中。
十八日，一直在南京上游水域虎视眈眈的郑森，趁着多铎北返，南京守卫空虚的机会，袭击南京城。那知洪承畴外虚而实，早已布下陷阱等待郑森。
二十日，郑森中伏被俘。
三日后，当高旭收到郑森被俘后的消息后，一夜无眠。郑森的被俘，引起了无数让高旭焦虑的变数。
隆武元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只是既然冬天已经来了，那春天还会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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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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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形势
由于吴淞战场的损兵折将，再加上大批满清将士染上天花，军中疫情横行，以及豫亲王多铎的病情日益加重，十二月中旬，在豫亲王多铎领着伤痕累累的满清主力北返休整。
表面上，豫亲王多铎自南渡以来，连下南京、苏州、杭州三个重镇，战绩卓著，但实际上，满清有限的兵力主要散布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城市，而且航道也时时面前着同盟军水师的封锁，在江南抢掠而得的大量钱饷粮食也无法安全运回北方。由于军中尚有疫情，在北京城外，从江南“凯旋归来”的满清将士第一时间被摄政王下令隔离，以免让痘疫天花传入北京城。
至于清军在江南的失利，却被清庭全力掩饰起来。但最终纸是包不住火的，包括贝勒尼堪、满将图赖，蒙古固山额真富喇克塔、马喇希，以及三顺王之一的耿仲明这些主将的折损，让满清军中人心惶惶，甚至连满清高层的诸多亲王贝勒对形势的估计多了几分保守。这使得在天花流行的春季，摄政王多尔兖也放弃了再次兴兵南下的决定。
吴淞之战中，旭卫镇的排队枪毙战术成为一种传奇，这是大明开国数百年来，第一次以纯火器战术对垒满清铁骑的野战冲锋，并且完美了取得了大捷。这不是当初辽东关宁军杀了几百个鞑子就称大捷的战例，而是切切实实地击破了尼堪二千最为精锐的满清铁骑，以及马喇希的一千蒙古兵。这次吴淞大败的贝勒尼堪，因为战败，身残，在北返途中又染上痘疫，绝望之下，自刎而亡。这也为吴淞大战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当满清摄政王多尔兖问及吴淞大战的亲历者满清阿哈的战况详情时，心中越发视像慧星一般崛起的高旭为心腹大患：“坏吾之伟业者，必为此人也。”
由于吴淞之战的前车之鉴，摄政王多尔兖对于火器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下令调集大批火器工匠，研制自生火铳，同时也实行火炮轻型化，机动化。自生火铳的燧发装置没有什么技术壁垒，而且在明末这种自生火铳早就出现了，只是明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遍及而已。至于火炮铸造，满清向来看重，到了明末，满清的火炮数量已大大超过了明军。
只是北方连年灾祸，钱饷缺乏，没有江南的财赋支持，满清想要坐稳天下，谈何容易？
正所谓，江南不定，满清则无以定天下。
在同盟军的崛起之中，大量的清的绿营汉军成为同盟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垫脚石。比如弘光朝江南四镇之一的刘良佐，以及黄得功麾下的田雄、马得功部，这些人马的先后覆灭，为那些投靠满清的绿营将领们敲响了警钟。
满清主力南下的折损，看在这些绿营军的眼里，那种骨子里的畏满心理消弱不了。满清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就在吴淞城下，被旭卫镇一鸣惊人的枪炮硬生生的打破了。此战带来的结局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卖身投鞑者心起观望。这使得同样身为江南四镇之一的绿营将领刘泽清的心理也是蠢蠢欲动起来。
至于在南京城内，由于同盟会的秘密渗入，越来越多的南明降臣获悉了被满清江南总督洪承畴压下的吴淞大捷的详情，还有柳如是为首的这些秦淮名妓的暗地支持，在城内，同盟会的地下活动如鱼得水，城外，各村名各镇的乡民在同盟会的鼓动下趁机起事，而南京的满清兵力空虚，城内城外，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之势。
随着博洛主力不堪天花痘疫的袭击，在江南水网密集的地区，钱粮后勤的运输又被同盟军骚扰打击得寸步难行，而且面对改建成棱堡式的嘉定、吴淞两城束手无策，不得不撤军之后，在十二十旬，高旭下令同盟军发起了反击攻势。
太仓、昆山以及常熟三地再次光复。
自此，在江南最富膏的苏、松、常三府，清兵只是龟缩在运河沿线上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城之内，其它苏、常两府的江阴、常熟、昆山、太仓诸县，以及松江府全境，都在同盟军的控制之下。
在隆武元年年未，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高旭终于实现了他的以崇明岛为基地，以沿海、沿海为动脉，以小城小县为支点，大兴堡垒，步步为营，一步步向内陆蚕食推进的战略目标。
松江府全境光复之后，高旭大力修缮黄浦江畔上海县的城墙，加强城防，把府治中心从原先的松江县移到上海城，又在嘉善、金山、青浦、华亭、浦东等地增修堡垒，倾力把上海府打造成同盟军的第一块陆上根据地。
其实有了李元胤这个内应，高旭可以一鼓作气地攻下苏州城，而且挟着大胜之威，持续收复无锡、常州两城，一口气光复苏常两府，但高旭暂时强压住这个诱惑。有时候，军事上的胜利不难取得，难的是如何稳定地治政当地，稳固统治。摊子越大，责任越大，暂时来说，光是收复了松江府，足够让高旭好好地消化了。
接下云高旭迫切要做的是，在安全上，扩修堡垒，把松江府打造得固若金汤，在治政上，他要把同盟会的诸多新式措施试点推行，为将来同盟军的会社统治设定一个标本模板。
在发展模式上，高旭的战略与当年历史上的郑成功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两者都以海起家，一个凭着沿海的金、厦两岛为基地，一个以长江口的崇明岛为基地，都是凭着相对于满清有着绝对优势的水师作为立足之本，都是凭着海上贸易挣取生存空间。但与郑家军不擅陆战不同的是，同盟军有着无比的陆战优势。
这得益于高旭抓住江南反抗剃发令的良机，集中了以江阴为骨干的大批忠义之士，再加上高旭身为后来者的前瞻能力，大力发展火器，不光在吴淞城下的野战中凭着新型战术击破满清铁骑，而且又凭着要塞城防的棱堡化，让清军的攻城无能为力。高旭这种攻守结合的发展模式，让同盟军能在陆上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苏松财赋半天下，占领了这两个天下最繁华的地方，同盟军没有粮食之忧，不像福建那样缺粮，历史上郑成功为了征集粮草，每光复一地，就迫不及待地大肆抢掠，行事如同倭寇，民怨极大，使得民心倒悬。
同盟军的崛起让天下人瞩目，同盟会的浪潮也以江南为中心，一波波地几大江南北扩散。然而，同盟军军事上的胜利让大明遗老们欢欣鼓舞，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却让福建的南明朝廷隆武政权越来越心惊肉跳。
同盟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天下，但在有心人的眼里，这句纲领中蕴含着的注释却耐人寻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匹夫有责？以同盟会的解释，因为这个天下是匹夫们的，也就是所有天下人的。
在以顾炎武为主编的同盟会会报《中华报》上，顾炎武一直在呼吁：“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
同时，在中华报上，顾炎武又大力宣传孟子的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顾炎武本来就是明末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本来说是他提出的。所以，他具有最权威的解释权。他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反对“独治”，主张“众冶”，他在中华报中倡言“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又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同盟会的会报《中华报》成为顾炎武宣传民本思想的主要阵地。对于顾炎武的激进思想，高旭一直抱着欣赏与支持态度。对于高旭来说，顾炎武的这种思想正是他所期望的。
而事实上，江南民众反抗满清剃发令，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是为了日落西山的朱明王朝，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了护卫汉人的发冠而已。在满清没有颁布剃发令之前，江南各地望风而降，对于人们来说，王朝更替不过是潮起潮落罢了。但是剃发令一下，全民性的反抗顿时此起彼落。
自大明开国之初，江南就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在平江之战费时十个月才攻下苏州城。其后在大明朝的三百多年里，苏州的赋税极重，几为全国之冠。所以，要说苏松两地，当年就对张士诚死心踏地，几百年来又身负重税，暗地里对朱氏不无怨言，再加上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中弘光帝的醉生梦死，糟蹋了大明朱室最后的一丝民望，如今隆武帝也只是偏福建一隅，被时人戏为“闭户天子”，在这种情势下，也难怪朱氏难得人心。
发冠无存，则天下亡，存之，但天下在。
任何的事业都需要一个核心。随着高旭的民望日增一日，在隆武元年最后的一期中华报上，身为主编的顾炎武又刊载了陈子龙在吴淞大捷后的感叹：“大明中兴之路，当由高氏始！”
身在浙江的鲁王朱以海，以及福建的隆武帝看到这样的言辞之后，气愤之余，又想到高旭在江南的威势，又无奈得浑身发冷。在江南观察使李中藻给隆武的密信中，也是苦道：“江南之民只知会盟高氏，而无知朱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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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开张，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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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时代
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首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处女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首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
